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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1月 1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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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清自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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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六·四。捶胸顿足悲痛之余,信笔而挥,不懂平仄,只算是悲歌一曲。

谢文清全家照 中间是保姆

一九八九·六·四。捶胸顿足悲痛之余,信笔而挥,不懂平仄,只算是悲歌一曲。

第二天清晨,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就听说新华社国际部张惠贤同志的独子,国际台俄语部的主任张汝宁,(他是6月4日凌晨下班在木樨地被“人民解放军”的子弹击中腹部)惨死(没有立刻死,在医院伤口感染数日而死,受尽摧残)其母张惠贤同志原是我的老部下。我们皇亭子宿舍对面有色冶金设计院当天也抬回尸体,新华社皇亭子宿舍还有一个三岁女孩的母亲被子弹击中肝脏······都是解放军把他们彻底“解放”的。几天之后,我和老伴去复兴医院看了一下,这个医院存放自行车的棚子和另一间房子内横着摆了几十具尸体,有的竟是小孩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都是6月4日在复兴门到木樨地附近路过或乘凉、看热闹时被冲锋枪扫射丧命的。尸体虽然都用防腐剂处理过,但已缩小,腐臭难闻,惨不忍睹。

1989年6月4日,共产党的实际掌权者邓小平、李鹏等下令调动了30多万“解放军”用机枪、冲锋枪、坦克、装甲车等在北京屠杀了千多名大学生和北京平民。这些人都是赤手空拳的无辜老百姓。除了异族入侵者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城惨案!是共产党当权者邓小平、李鹏欠下的中华民族的一笔大血债!

共产党的喉舌们——北京的报纸和电台都在6月4日有整版篇幅宣传“北京6月4日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像1949年那样开进北京城,又一次“解放了北京城”!事情真是这样吗?北京市真的发生了暴乱吗?李鹏签署的“国务院令”有法律效力吗?“解放军”枪弹下丧命的人真是暴徒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真相吧!

第一,什么叫“暴乱”?打、砸、抢、烧、杀、强奸等才是暴乱。1989年 5和6月4日前的北京,并没有发生此类恶性刑事犯罪事件。据5月26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发表的北京市公安局公报说,1989年5月25日前的北京与往年相比北京市的刑事犯罪案件显著减少,火灾也没增加,交通事故也减少了。在学生4月15日开始游行到6月4日并未有一家商店或银行被抢劫,并未有一个机关被冲击,也并未有一个人被打死,更无一个女人被强奸。请问:何暴之有?何乱之有?据《人民日报》5月25日报道:北京市民和学生十分注意维持社会稳定,遵守社会秩序。平时拥挤的公交车踩人脚时往往立即争吵起来,可是这些日子只说一声“对不起”表示歉意就平息了争吵,连小偷都“罢偷”了。

新华社5月23日报道“店铺照常营业,市民生活大体正常”。中央电视台也报道:一位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居民,我们完全能够维护好首都秩序”。一位售货员也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商品流通顺畅,也没有什么人抢购”。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当然阻碍了市内交通,但学生们帮助交警指挥、疏通车辆,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生活的运行。连李鹏总理5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也对学生们说:“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说你们是动乱!”可见当权者所说的“暴乱”纯属诬陷,是莫须有的罪名!连共产党的官方文件从1990年起也不敢再使用“暴乱”和“动乱’等词语,改为“政治风波”了。

直到今天在全国教育课本中也还是把1989年4–6月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称作“那场政治风波”。可是当时,当局却是作为“反革命暴乱”与坦克、冲锋枪弹压的呀!北京市人民血洒古都血溅紫禁城呀!

李鹏总理5月20日签发的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国务院令”是否有法律效力?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认为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1·这项“国务院命令”没有编号(见198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往,李鹏签署的所有“国务院命令”都有编号,可 唯独5月20日这个极为重要的、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宣布在首都戒严的“国务院命令”却没有编号。这是什么缘故?请看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发的三项“北京市政府命令”吧,白底黑字在大标题下边写着“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而堂堂的中央政府——国务院的戒严令却连个号码都没有,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2·在李鹏总理以往签署的“国务院命令”标题下边都有一行说明,:“此件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可是1989年5月20日的“国务院命令”上却没有这一行说明。按国务院的议事规则,国务院命令是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才能发布执行的,否则就是假传圣旨,非法的!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有权在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但却没有说“国务院总理有权宣布戒严”。而李鹏在未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情况下,私自以“国务院总理”身份签发戒严令,乃是违宪行为。假如这项戒严令是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你却为何没有编号、也没有“经常务会议通过”的说明。

4·也许有人会狡辩说:“因为当时情况紧急,也可能是一时疏忽忘记编号了。”胡说八道!1989年5月20日既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北京城也无枪声,中南海更是毫发无损,干嘛那么紧张?,连中央政府如此重要的公报都不交办公厅登记就交总理去签署并向新闻界公布?国务院还有没有个规章制度?

5·5月下旬北京市政府曾在北京市郊区顺义等地组织一些群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反对市内学生和市民的游行和静坐示威。这真个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请问:国务院总理李鹏先生,为何国务院允许北京郊区群众游行而弹压市区人民游行?

上述历历在目的事实说明,李鹏1989年5月20日签署的’国务院“戒严令”是违反宪法的,总有一天人民法庭是会审判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就是李鹏死后也将缺席审判他!

开枪弹压的命令究竟是何人签署的?10 年过去了,可是谁也不公开承担这个责任。如上所述,戒严令是总理李鹏签署,但这不等于开火令,当然,戒严就是使用武力。但也可能只限于驱赶和冲散群众而不包括开火。这“开火令”是另有人签署的,否则军队是不会开火的,38军的指挥官就拒绝开火。在5月19日总后勤部大礼堂高级干部大会上(司局长以上干部大会),李锡明(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血口喷人污蔑北京学生是一帮反动暴徒,李鹏总理也杀气腾腾地在会上宣布要坚决镇压暴乱。但国家主席杨尚昆却在大会散会前特地即席发言,他向大会解释说:“解放军进城目的是保护电台、银行、国家机关和公共设施。大家不要以为解放军是对付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的(大意,据我的笔记本所记。)可见,他作为国家主席是不同意开枪弹压的。至于李鹏,他最多只能扮演这次大屠杀的帮凶和同谋犯,当然是头号帮凶和头号同谋犯。因为他在军队中无有任何职权,他调不动一兵一卒。因此开火令肯定不是他下达的,即使他下达此令军方也不会执行。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他带头反对戒严和调动军队,当然更不会去下令开火屠杀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

写到这里,我的“怀疑圈”就缩小到最低限度了。国家主席杨尚昆已经向一千多人的高干大会宣布军队进城不会去“对付”学生,政府总理李鹏虽然杀气腾腾调门最高,但他无权 调动和指挥军队。剩下的唯一嫌疑犯就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了。因为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下属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只有他一个人有权调动军队和下开火令。因此可以断定:1989年6月3 日傍晚至6月4日凌晨北京大屠杀的元凶祸首就是邓小平。而在“平暴”之后接见戒严、平暴部队军以上干部,勉励杀人有功的人也是邓小平。这就更加证明了下达开火令的不是别人,只能是邓小平!

但是,在邓小平1997年2月病死后共产党中央的悼词对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中的作用却轻描淡写地说他“帮助”党和政府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此种“修辞”伎俩

与其说是意在降低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中的“功勋”,不如说是企图减少邓小平的罪责。为了这个问题,请看:

按照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权力划分,军权是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掌握的,什么“总司令、“国防部长”等等都是军委主席的助手。而“军委主席”自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就由党章规定“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可见,“军委主席”就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1976年去世,华国锋就担任党中央主席。此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直到1979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党中央总书记后才有了改变,即党主席制改总书记制,而且总书记不再兼军委主席,分散权力以免独裁专制和个人崇拜再生,再惹祸。1987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赵紫阳当选总书记后,也不兼任军委主席,而由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死抓住军权不放,握有至高无上的军权。可见“六· 四”大屠杀正是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时下令开枪的。

如果上述分析和推断没有谬误,那么,邓小平下令向和平游行的人群开枪这件事、这种行为,就严重违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策议事规则。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手中有了“枪杆子”之后,在党的最高决策层中,就有一条十分严格的规定:只能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毛泽东就经常强调这一条,这就是说,军队指挥员必须听从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挥。而1989年中央常委中并无邓小平的名字,他只是党中央属下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因此他必须服从政治局常委的命令,而当时常委中至少有半数人(赵紫阳、胡启立、和乔石)是不同意枪杀无辜平民、学生的。其余的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同意镇压,但居于少数地位。按照党章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政治局常委是不会通过邓小平和李鹏的弹压方案的。但邓小平却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军委主席)和李鹏掌握的政权(国务院总理)绕过政治局常委,一个调兵遣将下令开枪弹压,一个绕过国务院常委宣布戒严,就这样在1989年6月3日傍晚至6月4日凌晨,深夜天黑,暗室亏心,挥起屠刀,酿成了近代史上中国最大的一次大血案。上千北京大学生和市民应声倒地,血洒“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城。邓小平、李鹏是这场大屠杀的最大的两名头头!

李鹏违反者人民共和国宪法,滥用职权签署戒严令。

邓小平违反党章,枪指挥党,未经政治局常委多数通过就滥用职权调动三十万大军包围北京城并下达开枪屠城命令!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的事实”,鲁迅先生当年痛斥北洋军阀枪杀北京大学生的罪行时写下的这两句话正好是对1989年6月4日北京暗室亏心者的最有力的鞭笞。

为了欺骗人民和舆论,当局煞费苦心,挖空心思制造假象。但这些笨伯们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6月4日我冒着被枪击的危险走出西郊羊坊店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在复兴路上从公主坟到木樨地观看了一个多小时。只见大街两旁弹痕累累,路上血迹斑斑。“解放军”士兵在用水龙头清洗路上的血迹。在从军事博物馆到木樨地桥这段约一公里的大街上有大约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被烧毁。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笨拙的骗局,它企图告诉目击者:你看暴徒们多么可恶,居然烧毁了十数辆坦克和装甲车!可见“解放军”开枪有理!但是这些阴谋家却是“细中有粗”。不用细看,只需扫一眼,就可看出破绽。那些坦克、装甲车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条直线摆开,战车与战车间距离相等,车头也一律向东,这简直就是军事检阅时的列队阵容,哪有丝毫战地场景?我做过军事记者,看到过不少战场惨状,但是从来不曾看到摆列得如此整齐划一的被击毁的战车队形。战地上被击打、烧坏的枪炮战车等都是横七竖八、翻滚狼藉、坑坑洼洼、东倒西歪,因为都是经过猛烈搏击、厮杀、拼搏、烧杀才毁坏的,绝对不可能排列得整齐笔直一条线。十分明显,这些战车都是过时报废的装备,由“解放军”战士便衣进城自行烧毁却污蔑、栽赃陷害,说是“暴乱”者攻击“解放军”的罪行写照。(编者:三十年后获悉,在木樨地,一位围观市民被化妆为市民的便衣鼓动“谁有火儿,烧了坦克!”提供了打火机······后被作为暴徒第一批被枪毙!)

我想提请本文读者注意:1989年6月4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级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感到“暴乱”这顶帽子很难扣到北京学生、工人(当时首钢等厂的大批工人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北京各报均有报道)和市民头上。因为他们拿不出任何“暴”和“乱”的事实。从1989年4月15日学生游行开始悼念胡耀邦,到6月4日凌晨军队开枪扫射市民,这段时间北京市没有打死一个人,没有烧毁一间房,没有抢过一家银行,没有冲击过一个机关,也没有抢劫过一家商店。只是在6月4 日如凌晨军队开枪后“解放军”同学生、工人、市民发生了打斗、和暴力冲突,双方互有伤亡。6月4日前北京市民生活平静,工厂照样开工,学生照样上学,商场照样营业,机关照样办公。只是因为上街游行队伍太多使交通受到一些阻滞,但基本畅通,学生们帮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城整齐有序,一切如常,甚至北京市公安局都承认四、五月份刑事犯罪案件有明显下降。因此,“暴乱”和“动乱”的罪名纯粹是诬陷。事后不久,大约在1990年中,中共中央最高层就悄悄地改口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和文件中,凡是谈及“六·四惨案”时都改为“政治风波”了。这场“政治风波”可是腥风血雨的。

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何必偷偷摸摸,羞羞答答呢?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坦诚地、痛快地向人民揭开事实真相就能取信于民,迟早得走这一步的,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这样做,我们党仍然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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