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清自述》(6)

死心篇

1987年8月，“下岗”，顿时感到浑身舒松如释重负，“解甲归田”，我已是65岁的老汉了，但我身子骨还十分硬朗，生理上没有什么衰老之感。中央电视台还给我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用具齐全的办公室，而且隔壁就是图书、报刊、资料室。

按照我数十年国际新闻的专业，我本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为各报撰写一些国际短评、杂文之类的文章，自以为还有这么一点用处。就是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对国际言论控制得空前严密时，我也还发表过（用笔名“辛平”）十多篇国际短评和小品文，而且有两篇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1979~1983年在香港期间，也曾发表过二、三十篇国际杂文在泰国的中文报纸如《新中原报》等经常转载。如今我从领导岗位和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了，正好可以集中精力写此类文章了。但是，此路不通，因为中国大陆对国际言论审查甚严，绝不许可任何不同意见。各家报刊也不会刊登自由撰稿人的作品，我只好作罢。解甲归田吧？我又没有一畦田地。于是就只好呆在家中读点中外读点文学作品，再学点英文，搞点翻译，虚度光阴而已。有机会借“开会”之名，偶尔也到某些名胜古迹观光游览。但这种花公款、吃公款的行为实在使我内疚不已。所以游玩过一两次之后，我就谢绝了主办方此类“蛀虫”行为，例如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等，我谢绝了主办者的盛情邀请。

1989年4月–6月，是我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的第二次大转折。

这一次大转折从思想上来说，是在两年多之前胡耀邦总书记被罢免时就开始酝酿了，但爆发出来却是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之时。

前文已经提到，我的心——对共产党领袖的信仰早已在“文革”期间由1937年–1967年的热心开始变成了疑心和寒心了。我那时就已经对毛泽东的“革命”、“为人民服务”等挂在嘴上的高大上、伟光正的政治口号起了疑心，也对其借刀杀人（借“四人帮”和“红卫兵”之手）杀害大批革命领袖、知识分子的阴谋感到寒心了。

“文革”十年教育了我——深刻地教育了我，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革命家，而是借托“革命”之词和革命之机篡夺政治大权的大独裁者和欲壑难填的大阴谋家。他在公开的文章中说过的一切教训别人的话，他自己一句也不曾实行过。比如有名的“五不怕”、“人有嘴巴，用以说话，应该让人说话”、“真理愈辩愈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际上他是要“引蛇出洞”而斩杀之。1957年 他“引蛇出洞”斩杀了数十万“言者无罪”的“右派分子”。1959年 他在庐山会议上又引出一个“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1961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引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每次都是“引出”就斩。可以说，经过“文革”，我这个自1937年就追随共产党的十五岁的少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已经看透了毛泽东的为人和品质，我对他的“革命”言辞起了疑心，对他的阴险、毒辣产生了怀疑。

但是，从1978年起，我的心又开始逐渐变得温暖了起来，我觉得共产党毕竟还是个革命的政党，毕竟还是为了救中国而奋斗的、值得信赖和信仰的好党。我这颗心的温度是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前后，即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逐渐升起来的，1978年8月，我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理论，1979年2月毕业。其时胡耀邦同志正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职务，我听了胡耀邦同志的几次报告，也同他交谈过两次。有一次他来我们支部参加学习讨论会时，问到过新华社的“文革”情况和平反冤假错案情况。我向他做过扼要的介绍。他还问到吴冷西、朱穆之等老领导人恢复职务的情况。早在1978年5月，我就对胡耀邦同志十分敬佩和敬服了，我觉得我和他真有点同气相投了，写到这里，我又追溯起一件往事来了。

1978年4月中，新华社在香山招待所召开驻外记者会议，讨论“文革”结束后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国外分社建设。我当时身为国际部主任，也就分担了此次会议的一部分领导工作——负责每天编发会议《简报》 。大约是第8期简报的第一条新闻，就综合了记者们在小组讨论中对当时鼓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要照办，凡是毛泽东做过的决定都不许变动）的批评。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发言，不过均未点明发言者的姓名。不料这一期《简报》却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祸事。国内部领导人李普也列席了此次会议，而且十分认真细致，此人一看到本期的《简报》，就立刻用红铅笔划上一个大“X”，并批示：“两个凡是”恐不宜批评，（大意）并立即送给正在香山的曾涛社长。曾涛一看，立即问我“是否已经发出？”我回答“刚刚发送出去”。他命令“立即全部收回”！并批评我不该把批评“两个凡是”的发言编入《简报》。弄得我灰溜溜的，感到莫名其妙。事后我才明白，原来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并握有大权的汪东兴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是“两个凡是”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批评“两个凡是”，岂不是“虎口拔牙”！

可是，事后大约一个来月，胡耀邦同志组织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论文在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上发表了，过了两天，《光明日报》也全文转载了。此文如春雷一般震动了神州大地，全国人民为之鼓舞欢心，并很快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全国大辩论。不到半年功夫，“两个凡是”的观点就被批得“落花流水春去也”。这场全国性的大辩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是别人，就是在十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我感到庆幸的是，我4月中旬在新华社香山会议上编发的第8期《简报》上也曾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在8月进入中央党校，生平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自然就感到格外亲切和敬佩！回想到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大刀阔斧地领导全国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时的无私无畏精神，就更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了。

胡耀邦同志在组织部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时，有人曾问他：“毛主席钦定的冤案是否也应该平反？”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管是哪个定的，只要查明是冤案，就必须平反！”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领导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却是共产党在“文革”大衰败后的中兴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请看：在思想理论方面，胡耀邦组织和领导了检验真理的大辩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指南针。从此之后，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是党内思想的大解放，为改革、开放拓开了思想和理论的道路。胡耀邦同志领导的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使许许多多受政治、肉体迫害的因而对党失去信心和感情的同志恢复了对党的信任。由此可见，胡耀邦同志对“无私无畏”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就是这个在我心目中最为敬佩的中共领袖（当然还有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和朱德等也都是我最敬佩的中共领袖）胡耀邦，突然在1986年初被一帮党棍们罢了官，而这帮党棍中有些人就是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时拯救出狱的！从此忧愤成疾，只过了两年多，胡耀邦就在1989年4月15 日告别人世了！

胡耀邦同志之死同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一样使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和不平。胡耀邦同志为许多受迫害的革命者平反了，而他却成了一个大冤案的受害者！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愤怒与不平。北京市的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首先发难，在1989年4月16 日整队去长安街游行示威为胡耀邦鸣不平。星火燎原，不几天功夫北京市居然有上万人响应，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全国各大城市无一例外也都是满城的人群要求为胡耀邦平反。4月底我在大连时就看到满街满巷的游行队伍。我敢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历时最久 一次全民大游行。从4月15日到6月4日被弹压为止，全国有上亿的人上街游行。游行者的口号从悼念胡耀邦发展到“反贪污、反官倒”！

鄙人不才，也被人民群众的精神触动了。唐朝名人韩愈有句名言：“不平则鸣”，鲁迅也说：“一切蒙冤受屈者也都要发出呼喊”。胡耀邦同志正是在“文革”后刚刚平反冤假错案之后又蒙受冤屈激愤而亡，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加之当时的“官倒”腐败之风已经吹遍全国，更激起人民的愤怒。所以这次大游行就由悼念胡耀邦、为胡耀邦鸣不平进而发展到反腐败、反“官倒”。这时我内心也激荡着一股愤概的潜流，想要表达出来。于是机遇一到，我就像1976年1月去天安门献花 悼念周恩来一样，又一次上街鸣不平。不过这一次是悼念胡耀邦。

但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有些人对这个遍及全国的民众大游行采取了极端仇视的态度，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幕后煽动和组织的全民大暴乱。他们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在4月下旬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这个全国亿万人民悼念胡耀邦、反腐败、反“官倒”的纯粹自发的民主运动污蔑成“动乱”。这篇社论发表后，的次日，北京市的游行又高了一浪，长安街上人流激增，抗议《人民日报》对人民群众的诬陷。由青年和学生发起的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和平游行、大示威的群众运动到了5月初，又吸收了许多工人、机关干部和市民，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共产党的决策者这时不是到群众中去引导、劝说，而是继续与群众对抗，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务院总理李鹏竟然在5月20日签署了一项“国务院命令”。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因而在5月21日北京市又掀起了一个游行大潮，抗议李鹏的戒严令。我本人也是受到李鹏这个戒严令的“刺激”而参加了群众游行。

1989年5月22日下午，我参加了游行。

这天下午，我去中央电视台收发室取报刊和信件，走到中央电视台东大门，看到有七八十个青年、中年人在门前聚集，每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手中持有三角形小红旗，旗上写着“悼念胡耀邦”和“反对官倒”的口号。这些干部全都认识我，一见我走近大门，就有三两个人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说：“谢部长，参加游行吧！您不是曾为胡耀邦鸣不平吗？那就和我们一起去游行吧！”我本想以“年迈”为借口推辞了事，但他们说：“不妨事，我们搀扶着您好不好？”我又说：“你们都骑车，而我没有车可怎么去？”这时，一个年轻人拍拍他的自行车的行李架说：“先坐这上面，我拉您去复兴门，与部机关、中央台（广播电台）、国际台聚齐，然后大家整队向天安门前进。”

参不参加群众游行？我是经过一阵思忖的。

如果参加，我明知道是要冒巨大政治风险的，我在共产党内五十年来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十来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幸免于难”，“躲”过来了，如今已经解甲归田了，还称什么英雄呢？拉倒吧！安度晚年吧！

但是我又气不过，不甘心。胡耀邦怎么就敢冒风险给别人平反冤案，而且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士为知己者死”，我虽不是胡耀邦的知己，他也不一定记得我，但我敬佩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应该为他鸣不平。再说，群众游行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还有个要求就是反腐败。而反腐败又是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应该借群众之力来肃清日渐严重的贪污行贿现象。

经过这一番思考，我决定参加群众游行。就坐在年轻人（我记不得此人的姓名了） 的自行车的行李架上，随着百来人的队伍由中央电视台出发向复兴门外广播大厦前进。到了广播大厦  ，部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台等上千人的大队就汇合在一起向天安门进发了。我的左右两个青年播音员杜宪和张宏民搀扶着缓慢前进（我一直因骨质增生腿脚不方便）。

但是，我参加游行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只能喊“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而不能喊“打倒”什么人的口号。我认为那是“造反派”的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我们不能采用。我的条件立即就为广播影视部参加游行的群众所接受，我方才走进了队伍行列。果然，我们这支游行队伍由复兴门出发到西单，都无人喊“打倒”某某的口号，只喊“纪念胡耀邦”、“反官倒”。到了西单，我的腿疼痛难忍，就退出游行，叫了一辆TAXE，司机却坚决拒收车费。我揪住他的口袋塞进十元钱，但他硬是拒收，并且说：“您老大爷腿疼还参加游行，我怎好意思收钱？”

我参加游行也是冒着挨打受伤的危险的。因为，早在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总后勤部大礼堂召开了一次一千多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各部门司局长都参加了。会上由李鹏宣布要当机立断调解放军进城“采取断然措施”，对付游行和天安门静坐请愿的学生。这是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要动武了！但我当时认为，所谓“动武”，无非如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棍棒和水龙头把群众驱散赶出天安门广场罢了，因为我绝不曾想到共产党会向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和平民百姓开枪，共产党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最人道的革命政党，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人民公仆，怎么会用枪炮射杀无辜群众？因此参加游行很可能挨打受伤，但绝不至于送命。

可是我错了，我对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李鹏等人的残忍性估计得太低了！

1989年6月3日晚，我和几位老朋友孙振、宫策等照例在家玩麻将牌。到八、九点钟，忽听复兴路上响起数声枪声。我们大家仍未警觉，认为是解放军对空射击吓唬人们回家了事。可是紧接着就是机关枪、冲锋枪快放、扫射，战车轰隆而过，空中直升飞机往返呼啸。于是大家收拾起麻将牌，到院子里去观察，议论起来。当时就有几具尸体倒在军事博物馆和有色冶金设计院门前大道上。我们一家人悲痛万分，涕泪滂沱捶胸顿足，这是共产党人干的吗？连国民党也还没有如此屠杀平民呀！我们是不是在做噩梦！天昏地暗，风悲月黑，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惨案竟然为共产党人的双手制造出来了！作为一个有5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感到羞愧万分，抽泣悲哀！我当时就出现了“退党”的念头！

回到家中，很想写几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满腔怒火和悲愤。但我不会写诗，不懂平仄，对仗，不敢献丑。可是，不写几句又怎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献丑就献丑吧，顾不得那么多了：

                    悲歌

    一九四九鲜花献，        一九八九鲜血溅。

    岂信燕京四十载，        能育刁民八百万。

    昔闻西方审纵火，        今见东方诛暴乱。

    天若有情天亦睹，        人间亘古蒙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