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清自述》(5)

四川之行

为了方便工作，周总理给我们每人一封介绍信。记者组与当年4月下旬从比较出发，在四川的江津过的五一节。记者组到四川后，分成3个小分队，分别到川东、川西和川中了解情况，最后大家在成都集合，见了 当时唯一一位坚持不介入任何一派的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听他详细介绍了当时四川的情况，和他个人的看法。

经过3个多月的了解，记者组向中央反映了大量情况。于是，到了初秋时，中央决定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在召开会议的前夕，总理指示记者组回京做口头汇报。

记者组全体成员回京后，在一天晚上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大家到人民大会堂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总理从外面参加外事活动后匆匆来到大会堂一个小会议厅。开始，他还没有吃晚饭，他就一边吃面条，一边听取大家的汇报。第二天晚上，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会议就在京西宾馆召开，四川党政军主要领导和各派头头还有我们记者组全体同志都住在那里。头天晚上会议结束时，总理说：“我们这里开会解决问题，不知道四川地方上有什么反映和活动，应该再派几个记者去那里观察和了解情况。”根据总理的这个指示，记者组决定派钱文荣和芮英杰两个人回四川，分别以重庆和达县2为据点，了解情况，其余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参加会议，直至会议结束。

（“自述”中，文清已病重，未及会议这段经历，这是我请钱文荣同志补充的。）

  香港四年

1979年3月，我被调到香港新华社分社担任副社长，分工负责新闻报道业务，直到1983年5月，在香港待了四年又两个月。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生活和工作。脑子里装得满满的都是共产党如何好，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如何幸福······而香港是个典型的殖民地和资本主义社会，按照我数十年接受的共产党的教育，这香港应该是个极端贫穷、愚昧、落后和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黑暗社会，应该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到香港后睁开眼睛一看，再见到人，一问，摆在眼前的现实和我此前所听说的罪恶、腐朽社会相反，香港社会经济十分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比大陆高若干倍。香港每年出口赚取外汇比整个中国大陆都多，锦上添花，外汇储备也比大陆多，人均年收入比大陆高十几倍。因此大陆沿海每年都有不少人偷渡去香港。而香港的面积却只有大陆的1/1600！哈哈，不对头呀！我受骗了。我们大陆那时还是每人每月配给几两油，半斤肉，买床单、被套要布票······这是怎么回事呀？现实情况与共产党宣传反差太大，太惊人了！

住在香港，当然同来自台湾的人也有些接触。据他们说，台湾的经济也同样繁荣，人民说活水平也不低于香港。这使我吃惊了，我们的宣传一直说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贫穷落后······

我同人家交谈，人家当然也会问我大陆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的生活等情况。说假话吧？我说不出来，只得承认大陆经济凋敝、民生贫穷，上亿人不得温饱······只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两岸三地，大陆“被比下去了！把1949年以来30年香港、大陆和台湾的历史略加回顾和对照，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两条“路线”所导致的两种结果。我初到香港在这方面做了点探索和思考，股市、股票、贷款、贴现······等等，我连听也未曾听说过。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只知道发粮票、肉票、油票，副食本（购买鸡蛋、粉丝、豆腐、芝麻酱等），领布票、棉花票、工业券等等，基本没有市场观念。因此之故，初到香港的半年多，我连一条经济报道也写不出来。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香港分社自然不能例外。于是我就决定：香港分社的报道和经济管理也必须从“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报道为主和改善经济管理方面来。这就不得不从头学点商品、市场等知识、概念，好在香港分社的编辑、记者中有些人是懂得这些知识的，我这个当头头的就得当个小学生，不耻下问，每天请人家给我讲一些市場、商品、管理、股市甚至跑馬場，賭馬等方面的知识。当时 中国内地还远远谈不上什么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所以香港分社的报道中也没有什么动态性的经济新闻。因为这些稿件总社根本不会受理，他们也闹不懂，各报也不会采用。因此，在香港分社4年多，我大体上做了三件事，不妨简略回溯一番。

第一件事就是选择对内地发展经济有借鉴性的题材采写了一批专题报道。比如，当时在内地，买鸡、鸡蛋等是很困难的，都是凭票供应。像我这样的中等收入，有时几个月也吃不上一只鸡，因为市场上经常没得买，只有过春节、国庆节时老婆孩子齐上阵到西单菜市场排转圈的长队（一个排“肉队”，一个排“鱼队”,还有“鸡鸭队”、“”鸡蛋队）才买得够节日吃的食品。而我到香港一看，市场上的鸡鸭鱼肉蛋多的是！我十分纳闷，为什么这里的市场商品这么多，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商品都是从哪里来的？！八成都是进口的吧？香港本身不可能喂养这么多家禽、家畜吧？但是经过采访，我了解到，香港的鸡、鸭、鱼等农牧业产品半就是本地产出的，这就使我吃惊不小。我想，香港面积不到北京市的十分之一，可是北京的鸡、鱼、肉、蛋等大半靠外地供应，还发票管控，这是怎么搞的？于是我就采访香港的几个养鸡专业户和海产养殖户，了解他们如何发展养殖业，写了几篇较详细的报道。《人民日报》发表。果然，内地农民读了这些报道，给《人民日报》写信，索要更详细的的养鸡、养鱼资料。那时。八十年代初，农民除分到责任田种地外，还有权搞些副业，比如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等。“资本主义尾巴”又翘起来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女儿下乡插队，说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多养家畜、家禽）。

所以我就针对这种情况介绍一些发展生产和经济管理方面情况。经过几次生产管理方面的采访，我了解到我们内地新闻媒体在关于香港与大陆经济关系方面的某些报道真使香港人笑掉大牙。其中最为可笑的是每逢年节，新华社总要连篇累牍地报道说内地政府由总理特批把大量年货鸡、鸭、鱼、肉、蛋向香港出口，使香港市场如何充足等。这事是十足的谎话！那时候大陆商品，尤其是副食品在香港根本不受欢迎。就连工业耐用品也大都是低档货。（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内地都没有）香港市场上的高档畅销工农业产品几乎全是从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进口的。香港人有硬通货，从西方和日本进口工业产品，从台湾和东南亚进口农牧业产品，大陆的农牧业产品很少有受欢迎的。除了荔枝 和大闸蟹外，香港市场上很少有大陆的名牌产品。大陆的猪肉因肥肉太多，在香港很难弄销售。有些畜产品也因不符合卫生条件而没有销路。许多香港市民都说：“我们是为了帮助推销内地产品才去购买一些内地产品的。”（成了“扶贫对象”）

针对这些情况，我特地采访了我们在香港的华润和五丰行等贸易公司。写了几篇报道，内容是如何提高商品质量，开拓香港市场。1980年香港招商局总经理袁庚等人决定在深圳的蛇口镇——一个与香港面对的小海湾建立工业区。他们在蛇口买了1平方公里的土地，兴建厂房和各种最现代化的市政设施，如交通、通讯等，兴办工业企业，吸引外商投资，他们有个十分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劳动力便宜。因为大陆人口众多，生活费用低。我虽然不懂经济，但也觉得这个小小的蛇口工业区大有发展前途，因为它实际上有点“小香港”的味道。比如利润税就比香港低一点，设备进口税也低一些，外国资本肯定会闻风而来。我在新华社《经济参考》上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报道了蛇口工业区的开发。

在香港分社的经济管理方面，我也是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精神。新华社有句行话叫做“落地开花”，说的是新华社每天的中文、英文新闻都应该从天空落到地面，并且争取当地报纸刊登。可是我到香港后，发现香港50家左右中文报刊并无一家刊登新华社电讯，（共产党控制的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除外）新华社香港分社虽然每天向香港各英文报纸发送油印新闻电讯都是白费功夫，无效劳动，既没有开花，也没无结果。我认为这种状况是难以容忍的，并且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首先，我作了一番调查研究，

原来，新华总社在“文革”期间由“四人帮”控制，下令香港分社不得发行本社的中文电讯，只准发本社的英文电讯。这就难怪香港各中文报纸未曾刊登新华社电讯了。发现此种情况后，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新华社作茧自缚，自捆手脚；笑的是“莫名其妙”,世界上哪有禁止发行自己发表的电讯，都是力求各家报纸多多刊登自己的电讯。可是新华社却禁止在香港发行自己发表的电讯，岂不好笑？我当时气愤至极，立即决定取消此禁令，不用请示总社，因为总社早就指示各分社努力发行本社电讯稿。

至于新华社英文电讯，虽然每天都油印发行，但因太慢、太迟，都是三四天以前的“旧闻”，而且不收费，白送，各报都无法采用。因此，必须放弃油印、派车送稿这种“老牛拉车”的发行方式，采用新技术，用电传TELEX机向各报供应电讯稿。

1981年初，采用请客户登门拜访的方式同香港几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老板交谈了几次，人家都说，原则上乐意采用一些新华社电讯稿，但是有三项要求，：第一项：必须“新”，旧闻难以采用；第二项，必须付费，不稀罕白送；第三项，内容和文字都要适应香港读者的需求，不要过多的“宣传味。我想，这些要求中第一项和第三项我都可以理解，玩难以理解的是第二项：我不收费，优待你，有何不可？你们为何“不识好歹”？整个中国大陆所有的报纸都是免费采用新华社电讯，你们香港报纸为何一定要付费才采用我们新华社的电讯？人家告诉我，他们都是民营、独立的报纸，从来就不肯免费采用任何通讯社的电讯。如果免费采用某家通讯社的电讯，那就是收到该通讯社的控制，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报纸发行量就可能下降。因为读者只愿看言论公正、客观、独立的新闻，而不愿看由某政党或社会集团控制的报纸。这就是说，如果某家报纸免费接受和刊登新华社电讯，那就有受新华社控制的嫌疑，就可能失去独立性。英文电讯也是一样，各报愿意适当选登新华社电讯，但一律付费，谢绝新华社的“免费优待”。

经过这番调查，我们香港分社几个人就商量讨论如何开展电讯发行工作，使新华社中英文电讯在香港“落地”，“开花”，而且“结果”。

我们决定，立即着手在香港发行新华社中英文电讯，并且一律收费。具体措施是：

一·向香港政府申请登记“新中国新闻公司”，负责经营新华社电讯的发行，照章纳税。

二·租用大东电报局的TELEX电传机和FAX传真机，英文用TELEX（主要是各报馆的编辑部）中文用传真，英文用TELEX ;

三·购买一部电脑，接收和发送新华社总社从北京发来的中文电讯并同时发给各中文稿订户；

四·每个订户每月收1000元港币；

五·同时也改进了新华社的照片发行，一律收费，也把传真机安装在订户编辑部。

没想到，这里碰到一个技术难题，那就是中文简体字和繁体字在传送时的矛盾。这个内地使用的是简体字，而香港各报均使用繁体字。经过技术专家、电脑专家个把月的钻研，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即一部电脑，加以改造，使它一面接受新华总社发来的简体字，另一面同时把文稿变成繁体字转发给订户。

我们共征求了中文和英文订户20家左右，从1981年4月开始，用电传和传真机向各订户供稿，每月收入20000元港币，每年即可收入20多万元，一年即可偿清TELEX H FAX机的借款。香港主要的中文报纸如《东方日报》、《明报》、《华侨日报》和《星岛日报》等，每天都采用三四条新华社发的新闻报道。英文电讯则主要是一些大公司和大银行订阅，他们十分注意观察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所以要从新华社电讯获取经济信息。这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历史上所没有的新鲜事，我们不但每年有数十万港元收入，而且使新华社的中文、英文电讯在香港“落地”、“开花”，“结果”。

为了使新华社的新闻报道能适合香港读者的口味，我在这笔收入中每年拨出1%用来“请客”，即请新华总社对外部的编辑同志和其他有关人员每年派三五人员来香港考察、调查如何采写对港澳同胞的新闻报道，希望他们在选题、词汇和整个写作风格上少一些政治八股，克服对内报道中的空话、大话、套话甚至假话。在选题上多选些祖国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等为海外华侨所关心的题材和内容。不要“吹牛”，不要那些“打”呀，“斗”呀和“批判”之类的“新闻”。我认为这是人才投资，新华社财务主管方面对此虽有意见，但还是批准了我这项行动。为了改进对海外华侨、华裔的新闻报道，我还建议总社成立一个专门编写此类新闻的编辑小组，又送了新华社国际部一台彩色电视机供编辑学英文用。

1982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访问了四个星期。因我不了解美国，我的英文又很糟糕，所以写不出对美国社会有什么观察价值的访问记。只是走马观花，写了约有万把字的小册子，《美国一月游》，由新华出版社在1882年秋出版。有几位在香港的美国新闻界的朋友还对我一个人闯USA（美利坚合众国的英文缩写）感到惊奇，称赞我：“有勇气”！我说，作为美国政府的客人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1983年5月我奉命离开香港，回到北京，调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任副部长。

    广播电视部四年

我自己知道，我十分缺乏领导、组织和指挥的才能。在新闻岗位上，作为一个记者，自以为还能做一点事，写一些政论性的新闻和评论。作为一个小单位的头头，虽然也比较吃力，但总还可以干出点名堂的。比如，在新华社做个分社社长，国际部主任等。但去广播电视部（1986年1月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担任部长级领导职务，我是捏着一把汗上任的。当时，我也想有吴冷西同志担任部长，我做个助手也许能干出点成绩吧？吴冷西是新闻界泰斗，即做过新华社社长，又作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大事由他掌舵，我来分工做点具体工作，总还是能胜任的吧？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副部长的职务，但没曾料到，自1984年之后，吴冷西同志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医院。于是乎几乎全部工作重担都由我来挑。好在只有一年时间，就来了艾知生同志，我还是做个副手，这就轻松多了。

在这四年中，有几件事情倒也值得回溯一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3年10月，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66周年，中央电视台拟播放一、两部苏联电影。吴冷西部长指令我和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去挑选苏联影片。我们当然首先向文化部求援，因为当时电影事业由文化部管辖，于是我就去拜访文化部长朱穆之同志。朱穆之是我在新华社的老上级，就凭这一条他也得支持我，帮我弄一部苏联影片供电视台播放。可是文化部当时也没有适当的电影片可供电视台播放。朱穆之说，还是播放《列宁在1918》吧，这倒是现成的。但我觉得此片太旧了，播放次数太多了，只怕拷贝也已经不行了，不宜再播了，中国观众也看够了。

文化部弄不到我们就去找中苏友好协会，请他们同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商量一下，能否给我们推荐一两部比较新一点的苏联影片。这条路走对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很快就向我们推荐了一部上下集的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和王枫都很高兴，吴冷西看后也同意播出。于是我们就请示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邓力群同志说，此片文艺界、新闻界的领导人大都看过，可以请大家讨论一下。我顿时感到这种作风还有一点民主气氛，播放一部电影还邀请文艺界、新闻界的头头们来讨论。果然，中宣部（当时在中南海办公）有一天就请了二三十位文艺界、新闻界的领导人来“会诊”，讨论此片可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讨论中大都反对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此片，有人认为此片有“人情味”，“缺少鼓舞精神”，因而与革命精神相违，因为片中有一群青年男女谈恋爱等和平生活。（真懂艺术吗）有人认为，此乃黄片，不能播放！因为片中还有一群青年女兵洗淋浴（背向观众）的画面。有人甚至说：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如果看了此片，“这支队伍可就不好指挥了”。（他指挥过解放军吗？）大约讨论了两个多小时，此片就被打入冷宫了。

但是吴冷西和我仍不甘心，还是想挽救此片的播出。据我们事后了解，在前述讨论会上发言的人中，有些人只看过此片的介绍而根本未看全篇。我们又把此片送当时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志等审看，胡启立看后说要我们组织新闻界、文化界名人集体再审看一次，听听大家的意见。于是我们就发请柬，请大家到中央电视台观看并讨论这部片子。这一次我们把胡乔木同志也请来了，共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是日前曾在中宣部召开的讨论会上发言否定此片但未看过全片的人。上、下两集约两个半小时，我坐在胡乔木邻座，看完后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了，我问胡乔木：“你看此片如何？主题是写青年男女在苏联卫国战争转到表现，从后方的战场表现战争的残酷。”胡乔木同志说：“我看此片可以播放，有些家庭生活，儿女情长的描写，也有和平宁静的生活片段，但主要是反法西斯战争中青年男女舍身为国的精神，有点人情味才更能打动观众。”（大意，未查笔记本）随后我就请大家花半个小时议论一下。可是奇怪与中宣部日前讨论会上的场面相反，没有一个人发言反对此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与这部电影名称一样“静悄悄”。第二天，由吴冷西拍板，交中央电视台播放！

第二件事发生在1984年，又碰到一桩类似公案。我现在也记不清细节了，大致框架如下：有个音像制片社摄制了一部纪录大画家刘海粟生平的传记片——电视剧《刘海粟》。内容着重描述画家在我国开创美术教育、培养美术人才的经历。片中有一个人体写生的画面：女模特，全裸，侧身向着镜头（观众），因此就被某些人加了个“黄色”和“淫秽”的罪名，反对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此时 吴冷西部长重病就医，我当然不能请他来审看，做决定，只能听听大家的意见后自己作决定了。不出所料，大家看后都认为此片很健康、严肃，根本与“黄色”不沾边。记得有一位美术家说：如果一个侧身裸体女模特就是“黄色”，那巴黎、罗马就都成了“黄色城市”了。的确在欧洲很多城市和美术馆展示人体美的男女画面和雕塑多的很哩，我在欧洲工作多年，见得多了！。就这样，我们广播电视部、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同志在审看后，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决定播放电视剧《刘海粟》。至今为止，我还没收到认为电视剧《刘海粟》是“黄色片”的观众来信！

第三件事是广播电视部与文化部的电影局合并成立“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经过。此事发生在1985年后半年。此时吴冷西部长仍卧病在医院，艾知生部长也还未上任，我暂时主持全部工作。不曾料到，忽然发生了一个影（电影）视，电视）合并问题。对于这件事，我根本不了解是如何提起的，怎么发生的，我只知道电影的生产与电视的播出之间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当时，电影制片厂是企业，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而电视台是事业单位，用国家拨款办电视，电视台自己不制作故事影片，但是又得播放电影片。道理很简单，电视台一播放，就没人去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了，电影公司和电影制片厂就断了收入了。因此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曾订有协定，新电影在全国放映若干轮之后，才卖给电视台播出，目的是保护电影业。如果电视台也要播出新摄制的电影片，那就必须出高价买。记得当时买一部新的电影片要五六十万元，而电视台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因为它一年的经费才一千多万元，而一部电影片只有两个来小时，得花五六十万元，它买不起。那时我们电视台节目不足，开播时间太短，必须多制作节目延长播出时间。于是广电部就成立了一个电视剧制作中心。对于此事效果尚好，

。可是这样一来，电视就又冲击电影了，电影院的票房急剧下降。观众有了电视剧可看后，就很少有人去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了。

因此，影视矛盾愈来愈尖锐了。对于此事，讨论过多次，按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的上述协定办，但我们必须自己拍摄电视剧，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此事与电影界无涉。可是当时有同志提出一项建议，要广播电视部把拍摄电视剧的职能交给文化部的电影局，然后从电影发行公司购买电视剧给电视台播出。广播电视部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无理要求。电视台不许制作电视剧，就好比汽车厂不许制造汽车，天下哪有这个道理！我们买不起电影片，又不允许自己拍摄电视剧，这教我们如何办电视台?

但是电视对电影的冲击日益严重，电影院观众日益减少，这个矛盾是非解决不可了，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影、视合并后统一经营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1985年曾召集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人讨论过多次，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因为双方意见分歧比较大，所以会议分成两个组举行。文化部一个组，广播电视部一个组，书记处的王兆国、胡启立等分别参加两个组的讨论，然后由书记处汇集两个组的意见做出决定。我们广播电视部的意见还是那么两条：第一，决不放弃拍摄电视剧的权利；第二，电影局的归属问题由书记处决定，。但我们希望不要把电影局搬到广播电视部来，因为我们主要是个新闻单位，不懂电影艺术。至于文化部的意见，我们始终不知道。

末了，经过半年多的讨论，到1986年初中央书记处决定影视合并，成立了“广播电影电视部”，我们当然只能服从。所以从1986年初电影局就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作为暂时主管全部工作的副部长，我认真地发动各部门有关领导同志热情欢迎和安排好电影局的到来，并且要求在各方面都要尽可能多照顾好，多帮助电影局。我自己就首先同电影发行公司的胡经理合作，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以增加公司的收入。我还建议中央电视台在文化栏目中增加对于电影观众的报道。例如新影片的制作动态、简介等。这比新影片的街头广告的作用要大得多。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影视合作的决策是科学的，因为电影片、电视片本属一个家族，一个体系。后者是前者的后代和延申，它们都是把戏剧表演用胶片或磁带拍摄下来，而后在银幕或银屏上播映，供人们欣赏。电影业资格老，人才多，艺术水平高。而电视剧是新生事物，人才少，水平低。但它的普及远远高于电影院。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收看，这是电影院绝对做不到的。因此合二而一、新老结合、优势互补，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没想到，当时有些电影评论家竟然处于门户之见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把电视贬得一文不值。他们认为，电视不是艺术，或电视中没有艺术，只有电影才是艺术，反对影视合一。我本是新闻记者，不懂文艺，更不懂电影艺术。但作为电影和电视观众，我认为上述论点有失偏颇，因而就不自量力写了两篇文章同这些电影局的权威较量了一下。有一位电影评论家著文说：电视节目没有艺术。其理由是：电视是人们坐在沙发上嗑瓜子、闲聊天的娱乐品，是家庭观赏，因而算不上艺术。（大意）此外还有几条根本站不住脚的论述。

我的文章逐条分析和批驳了这些论点，（发表在1987年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期刊上，可惜我未剪贴下来），其中第一篇就是“在家庭欣赏的文化作品都不是艺术吗？”借问一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以及世界名著等小说是在电影院、火车站、大街上、广场上欣赏的还是在家中阅读、欣赏的？唐诗、宋词、世界名画······大多都可以在家中阅读、欣赏的，难道所有这些人们在家欣赏的艺术作品就都进不了艺术殿堂么？难道只有在电影院观看的作品才称得上是艺术品么？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成立，那么16毫米的影片也可以在家中放映，当然也就称不上艺术品了。

我的文章发表的时间大约是1987年后半年，当时因年龄已到65岁。我已离开副部长的职位，我预料会有人著文同我展开争论，因而赶忙阅读了几本文艺理论书籍准备应战，时至今日尚未看到对我这篇文章的回应。

第四件事又是一桩有关电影的公案。大约是1985年，还是老部长卧病而新部长未到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段发生的。当时，电影大导演谢晋的新作《芙蓉镇》出世了。但中宣部长邓力群认为此片难以公开放映。因为此片主题是描述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遭遇的。但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的电影片子，对后代人有警示启迪作用。而且，“文革”早已被党中央决议全盘否定了，为什么就不允许用电影艺术来告诫世人、后代再也不要重复“文革”的灾难呢？

但是经过多次请示、争取，中宣部还不允许放映。几经周折，邓力群才同意“先在内部放映”。但我还是“得寸进尺”，在内部放映后大家一致好评，中宣部也难以阻挡了。我的胆子就更大了，又建议“在各大影院先放映一周看观众反应”。终于通过了。随后就为全国公演扫清了道路。

第五件事就是1985年春节晚会的“砸锅”。这是我在广播电视部工作中最大的一次失误。

中央电视台从1983年起举办春节晚会，按照中国民俗“守岁”，连续5个多小时，这也称得上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创举。深得全国观众的喜爱，收视率相当高，而且在海外华侨、华裔中也很受欢迎。

1983年后1984年的春节晚会都相当成功。那时中央电视台没有个像样的演播室，到1985年导演组就想把场面搞得大大的，轰轰烈烈地大热闹一场。于是就选中了东郊的工人体育馆（30年前出了二环路就是郊区）作这次晚会的演播室。但工人体育馆的费用相当高，连租金都付不起，因此，就有同志提出向社会筹集资金的建议。那就是在晚会节目中插播有奖彩票的中奖号码，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当时还是我主持全部工作，我觉得不妥，批示：最好不要搞，恐不够严肃，有失中央电视台的威望（大意）。其他各位副部长也都同意我的这个意见。

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中央电视台又送了一份报告，还是要搞发行彩券，并说中国人民银行也愿意同电视台联名合作发行，一切发行事物由中国人民银行操办，中央电视台只要出个名义就可以。即可提高晚会的收视率，又可为晚会筹集一部分资金。这一回 我被打动了，动摇了。因为有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其事，也不违反财经纪律，那就试办一次吧！于是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请示报告上画个圈，并批示：“同意”。结果就炸了锅，被列为晚会失败的第一大因素。

此外，整个晚会因场面太大，纵深处观众看不清楚，效果不好，节目编排也不够紧凑，松松垮垮，又缺乏拔尖的、吸引人的节目。所以播出后引起了许多观众的不满。打了个大败仗！

在筹办和彩排期间，我也曾去工人体育馆查看了多次，审看了主要节目，只觉得节目平平，虽不十分精彩，但也还过得去。没想到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能力都已经提高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那些平平淡淡的歌舞节目了。大年初一，舆论哗然，我也无心过年了，赶快找电视台的各级领导总结经验，检查过失。

为此事，广播电视部党组召开了七、八次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我当时主持全部的工作。批评意见中当然不少是十分中肯的，从晚会的组织、节目的编排、创作、到主持人的优缺点等等，都提出来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也有些人用词尖刻而愤怒。有一位负责晚会艺术指导工作的同志连续发言三个多小时，他自己是滴水不沾，一身清白。他说他早就对一些节目的艺术品位有意见。我忍不住问了他一句：“我曾经去审看节目十来次，你怎么一次也未向我提出这些意见？”他无言可对。

最后，我总结发言，由我承担此次晚会失败的全部责任，并向全部处级以上的干部作检讨。其他同志免于检讨，只管总结经验、提高信心、早做准备、明年再战。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

这次晚会发行彩券是最大的错误，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在发行中还有摊牌行为，强迫农民买彩券，这就违反了金融管理条例。

发行彩券共收入500万左右，当时中纪委检察部门、审计部门、中宣部等都派人到广播电视部来检查。我告诉他们：这500万全部都在中国人民银行，广播电视部分文未动。部党组和中央电视台研究后决定，把这笔收入全募捐献给公益、文化事业。中国人民银行也同意这一决定，据我回忆，这笔款捐给了下面各单位：“修我长城”、残疾人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12·9电视剧组等。由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同志当场交款（支票），我自己也出席了这个捐赠仪式。

1986年春节晚会仍由黄一鹤同志担任导演，重整旗鼓，打了个翻身仗。晚会十分成功，观众比较满意。邓颖超同志在年初一大会堂团拜会上指示我要向海外发行这个晚会录像带。据说，黄一鹤在晚会播出后大哭一场，连我自己也一夜不能入眠，也说不清是高兴还是痛心。

想起去年的失败，当然有些伤心，但想到今天的成功，似乎又有点得意，反正思前想后睡不着觉。年初一爬起床来，突然想到下一年自己就该离休了，不必在为春节晚会发愁了，所以年初一上午参加团拜会回来又甜美地睡了一大觉。

第六件事是关于胡耀邦被罢官时我的思想和态度。

1986年（具体时间不清，也就是罢黜胡耀邦后传达中央文件那几日）我接到通知去和平门中宣部开会。进入中宣部我被引领进朱厚泽部长的办公室，刚刚落座，《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两位也先后到达了。其实并不是开会，而是叫我们三个人去领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份新闻公报。由朱厚泽部长分发给我和谭文瑞、郭超人每人一份。公报很简短，标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内容也只有三、四百个字。我们几个人都面面相觑，惊诧万分。大家读过公报，默默无语，颓丧至极，坐了片刻。朱厚泽同志也只说了三句话：“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今晚广播，《人民日报》明天登报。”说完就走人。但我还是狗胆包天地问了一句：“朱部长，这是怎么回事？薄一波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有什么权力签署政治局会议公报？这份公报的可靠性如何？”朱厚泽同志一边送我出门，一边摆了摆手，同时苦笑一下说：“拿去广播吧，没有错！”

我匆匆回到广播电视部，立即请总编室、广播电台、国际台和电视台等单位的负责人来取公报复印件，令他们当天晚上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他们四人读了公报以后也同样惊诧，似乎也有些不大相信。我要他们立即执行、按时播出。我只说了一句话，：“薄一波似乎无权签署政治局会议公报，这是否符合党章，我们事后再查看.”

第二天上午，在每日例会——编前会议上，我把昨天在中宣部领取公报的情形向会议作了报告，并且按照党章规定，总书记是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不经过中央全会就将总书记罢免，是不符合党章的。散会时，走出会场，听到有个同志说：“老谢这个人胆子可真不小，竟敢对这么重要的文件签署人提出议论！”

大约在胡耀邦同志被罢免一个多月之后，中央书记处邓力群、胡乔木等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召开了一次文化界、新闻界和社会科学院领导人的理论家会议，出席者约百来人。

邓力群主持会议，胡乔木部署、计划和分配各单位撰写批判胡耀邦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和思想的文章。胡乔木一口气出了三四十个题目，指定各单位撰写，预期交稿。随后由胡启立发言做了一番检讨。我们广播电视方面当然也分得了两、三个题目。但是我们用软钉子把它顶了回去，理由是我们找不到胡耀邦在广播电视方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言论无从下笔。我后来向邓力群汇报过此事，并请他提供资料，以便我们写“大批判”文章。但他始终未能提供资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趣的是，新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同志事后曾问我：“你觉得胡启立同志在那次会上的发言如何？”我回答说：“其实启立同志也可以不发言，但他只怕是不得不表个态，我觉得他可能受到了压力。我生平最恨那些落井下石之徒！胡耀邦的下台似乎有点‘小文革’味道，不要再来个罢官、夺权运动了！”

第八件事是：大约1986年4约间，我突然从红色电话机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宣部长邓力群的秘书刘忠海。我问他有甚旨意？他说：“大连市金县县委书记薄XX给力群同志一封信，信中说：“中央电视台拟在最近播出金县的纪录片，并且已经向观众做了节目预告。但此片头是胡耀邦题写的片名，请你们在播出时做适当改动。力群同志嘱咐我转告你们慎重播出此片。”我问他如何“慎重”？他说过他不能解释， 就放下电话。

我立即去中央电视台查办此事。据中央电视台的一位风光片（纪录片）的青年导演小马同志向我汇报，确有此事。已经登了《中国电视报》，是金县领导人特请中央电视台摄制，而且特请胡耀邦同志在金县视察时题写的片名，而且金县县委书记多次要求我台播出。

我还不放心，立刻把此片调出来看了一下，总共只有十几分钟的短片，片名虽系胡耀邦所题但胡并未落款（未署名），观众也不可能看出这是胡耀邦的书写。经过商量后，我决定照播不误。理由是已经登了电视节目报，无法向观众解释。

对于胡耀邦的被罢免，我一直是耿耿于心、愤愤不平。后来到1989年4月胡耀邦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时，我的满腔怒火终于随着全国亿万人民的悲痛和哀悼而爆发了出来！

1987年8月我离开了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的职位，退职而未退休，“官位”还暂时保留，因为我当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七届委员（我自1978年由新华社推选为政协第五届委员，后又连选连任第六届和第七届政协委员 ）。按规定，政协委员不办退休，仍留官称但不留职务，实际上是无官一身轻。

自1937年我15岁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起，到1987年8月我退职还田，整整五十年，在我担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期间，还兼任过一些社会团体的职务，如1984年曾当选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等。在此期间，我的“心电图”总的说是温馨的。因为“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右派分子”也大部分平反，“三面红旗”也被降落下来。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并且禁止搞任何形式的个人迷信，从组织上也改变个人权利过分集中的终身制。也允许向党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所以我的心情比较舒畅，情绪也比较高涨，因为又感到了一些温暖。所以也恢复了“热心篇”（1937~1967）期间的那股子干劲。虽然在1985年春节晚会工作中有一次较大的失误，但总起来看，从1976 年~1987年这11年的工作我是很卖力气的。在这五十年工作中，我没有请过假，只住过7天医院（阑尾炎手术）。在1938年~1952年这14年期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在新华社国际部担任正副主任时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而且大都是夜班，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绝对遵守劳动纪律。

我也没有计较过工作地位，上级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来不讲价钱。工资待遇我也从未计较过。三七、三八式干部许多人在1952年评级时都评为9级、10级，但我却只定为12级，而且直到“文革”结束都不曾提过级。1956年终在华沙分社任首席记者时正值全国干部普遍提级，所以使馆党委曾建议新华社总社给我提升一级，然而新华社总社未予置理。1965年又一次普遍提级，当时我在莫斯科分社任首席记者，驻苏使馆党委又一次建议新华社总社，总社仍然未予理睬。直到1983年即实行工资制31年后才给我提了一级，升到了11级。我敢说，在物质待遇和物质享受方面，我从来都是按国家制度行事，从未多吃、多占、多拿、多分过任何钱物。相反，我在1956年河北遭遇大洪水灾害时，捐献了2000元人民币，1958年交党费2000元人民币，同年又交5000多元公债券，之后，又给农村老家生产队3000元，1966年又上交4500元。近年又支援几个大、中、小学贫困生。我敢说自己是一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干净人！

在我担任政治指导员、分社社长、国际部正副主任和副部长期间，我从来不曾整过人，（包括政治运动中给别人戴帽子、撤职、降级、划右派，乃至“穿小鞋”等小动作）。相反，我的同情一直是站在挨整的弱者一边。1976年我担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后，立即立即积极执行中央决定，给国际部所有“右派分子”平反昭雪。“文革”中被关入“牛棚”的干部一律复职（已病逝和失踪者例外）。我深知自己就是个“漏网右派”。只是因为我“时运好”，整人运动时我基本都在国外，所以历届凶猛的政治大迫害都被我躲过去了。

1966年~1967年“文革”初期斗干部最狠、最惨烈时，玩在莫斯科分社工作，当时规定“驻外机构不搞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又有了一堵“挡风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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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说几句真话，这是我体现人生价值（学一句新名词儿）中最感到自豪的一点，周恩来总理1957年1月访问波兰时，在从华沙——弗罗茨瓦夫的火车上对我的一句评语：“你说了真话”，我把这句话奉为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最高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