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解说 – 埃及COP27凸显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人权相辅相成

今年40岁的博客作者阿拉·阿卜杜勒-法塔赫(Alaa Abdel Fattah)是被关押的埃及政治犯的象征，也是埃及茉莉花革命的象征，十多年来多次被逮捕与关押，2019年埃及当局以”传播虚假信息 “为由将他判处五年的监禁，他在狱中受尽殴打折磨，他因此决定绝食，并且从气候峰会开幕日的当天，也就是11月6日开始停止饮水，阿拉的绝食与断水抗议行为激发了新一波的国际支持，上周，十六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世界报联名发表公开信，敦促出席气候峰会德各国政府首脑关注阿拉的命运，要求埃及政府释放包括阿拉在内的所有的政治犯。

公开信点出了气候谈判的一大棘手难题，如何与极权体制进行气候谈判？如何保障缺乏公众监督的政府能够执行其其气候承诺？如何保证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不会被贪官私吞而被切实地运用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公开信写道： “我们了解气候谈判中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谈判的紧迫性。但气候危机并不是与专制政权合作就能避免的。因为我们坚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民主，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公民参与。”公开信更进一步写道：“如果各国领导人在埃及出席会议，在没有解决最脆弱的问题就离开，那么人们还有什么希望？如果到最后，埃及气候峰会只是一个沉默的聚会，没有人因为害怕扰乱主席国的工作而冒险发言，那么为地球谈判的未来会是什么？”

确实，今年在埃及召开的气候峰会的一大议事日程就是气候正义，也就是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其历史责任，为工业化以来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向气候受害国进行赔偿，周一前往埃及出席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呼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及其他富裕的新兴国家向气候脆弱国提供援助。

美国气候谈判特别代表克里表示，完全赞成在埃及气候峰会期间讨论损失与损害的问题（Loss and dommage）。必须指出的是，损失与损害的赔偿问题与2009年发达国家承诺的一千亿美元援助无关，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由于来自美国的反对并未就此做出明确的规定，欧盟今天虽然也表示支持谈判，但却并未做出任何承诺，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有苏格兰以及丹麦等国的一些慈善机构承诺支付损失与损害。

联合国气候变化负责人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11月6日在埃及气候峰会开幕式上，将损失和损害的问题称为是“至关重要”，他说，必须对生活在气候脆弱国的30多亿人的要求做出回应。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大使、代表130多个新兴国家和穷国的77国集团和中国主席穆尼尔-阿克拉姆（Munir Akram）警告说：埃及气候峰会的成败将取决于关于这一损失和损害融资机制的协议。

如果说发达国家必须对贫穷国家承担历史损失，必须尊重脆弱国民众的基本人权的话，气候受害国的政府同样也必须尊重其本国民众的基本人权。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特赦组织上个月就发表公开声明，呼吁出席峰会的各国首脑向埃及政府施压。

加拿大知名气候活动人士Naomie Klein 娜奥米-克莱因是The Intercept的高级特约撰稿人，也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气候正义的教授，她在一个月前发表长篇文章指出，在警察国家举办气候峰会，这是对气候活动人士的道德考研，她指出，每年气候峰会都会遭到活动人士的气候利弊估量，而此次峰会的负面影响远过于对污染国家的飘绿，埃及气候峰会是对一个打压公民社会的警察国家的支持，很难想象在一个将气候环境活动人士关押在监狱中的国家又如何能够主办气候峰会！

确实，这里就涉及到联合国气候峰会举办国的选择问题，联合国将其成员国分为五大部分：非洲、亚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西欧和其他欧洲，最后是东欧。在代表 “西欧 “的英国COP26会议之后，今年的COP会议轮到一个非洲国家主办，因此也轮到一个非洲国家主持。非洲上一次举办是在2016年，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今明两年的峰会则将在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气候行动网络的发言人奥罗尔-马修（Aurore Mathieu）认为上述两国试图利用举办气候峰会来提高自己的国家形象，他呼吁联合国改善气候峰会的框架，保障气候峰会必须在那些真正有气候行动并且保障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国家举行。而无论是埃及还是阿联酋都离上述标准相距甚远。

转载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