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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1月 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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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清自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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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底我由莫斯科回到北京,那是十年“文革”的第二年。我在新华社大小也是个当权派,因此“顺理成章”也是个“走资派”

右一是谢文清的副手,谢文清,乔森潘,波尔布特

十年浩劫

1967年3月,底我由莫斯科回到北京,那是十年“文革”的第二年。我在新华社大小也是个当权派,因此“顺理成章”也是个“走资派”。所以,不用问,早就该被罢官 了。那时,新华社上至正副社长,下至正副科长一刀切,一个不剩,统统被罢了官。只有一个老干部王唯真被中央文革任命为新华社社长,但也岌岌可危,造反派天天都在摇晃他。

我回到新华社向造反派报到,又“参加革命”了,但这次是“被革命”和“革命”同时干。天天作检讨,这是“被革命”;天天又要搞“大批判”,这是革他人之命,双重革使命,双重身份。好在此时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殴打干部、抄家等红色恐怖风暴过去,我算是幸免了。这时又逢“二月逆流”,必须参加“大批判”。就这样,从1967年4月到1969年9月,我就在造反派的“领导”下熬了两年多。

奇怪的是,新华社的造反派自始至终都没有开我的批判会,不开大会,也不开小会,对我这个“走资派”、当权派置之不理。尽管我曾贴出大字报主动申请开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可是所有的“战斗队”都置若罔闻。相反,倒有一个“战斗队”还要聘我为“大批判顾问”,帮助他们批判新华社的老领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但又不敢“抗拒”,不知好歹,不识抬举似的,只好参加“革命”去批判别人。

怎么个批判呢?我从来不曾看到也不曾听到这些老领导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就是搜肠刮肚,挖空心思,抓耳挠腮也也批不起来,怎么能诬陷他人呢?后来,我想了给旁门左道:从这些领导们的工作、生活或文章中寻章摘句,或断章取义,再配合几句“时髦”的“帽子”,总可以写几张大批判大字报交待了吧?例如,我查看了吴冷西社长的一次讲话稿,其中提到毛泽东的指示较少,而提到刘少奇的指示较多,这就被我“利用”了,我给他上纲到“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大批判稿还真受到造反派的称赞嘞。(造反派也就这水平)又比如我又从朱穆之改过的国际稿件中“查出了”他改过不很通顺的基础文字,于是我给朱穆之上纲到“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不过,这篇大批判稿却被造反派看出了破绽。他们也贴出大字报,标题是“不许谢文清放屁!”指出我写的批判朱穆之的大字报是“明批暗保”。我假装没看见,我还不写了呢,这样的屁你放一个看看!

在新华社大院里,很少有老干部与造反派面对面或用大字报争论政治问题的。我这个“走资派”因“文革”初期恰在国外,躲过了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抄家、殴打······ 用造反派的话说“威风没有被打下去”,所以回国后居然还敢在新华社图书馆门前台阶上跟造反派’叫板’(辩论),“17年来到底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为主”这个今天看来毫无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可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造反派认为,中国各条战线和全国各地区17年都是(1949~1966)黑线为主,我则认为大多数的地区和战线都是红线为主。否则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存在。造反派当然不能接受我的观点。因为一旦承认多数地区和部门都是红线为主,他们岂不就是“造反无理”了?此外,我和造反派还有一次较轰动的大争论。

在1968年夏,我们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织,共有135名老干部参加,这个组织声明:不参加两派之争,不参加领导班子,也不争什么席位,只是搞一点“大批判”。不料连这么一个温和的组织也被一部分人看作眼中钉,说这个“135”老干部是“反革命复辟”,还贴出大字报骂这个组织是“婊子养的”私生子。这下我可按捺不住了,因为我就是135分之一,我从来没有被人如此辱骂过。于是针锋相对,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予以回击,标题是“婊子养的也要革命”,我的根据是“伟大领袖”在《十六条》中号召革命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大批判”么!我们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革命么!你说、我们这个组织是“婊子养的”,那么,你们剥夺我们参加大批判的权利,有是什么妖魔鬼怪?这样两张大字报针锋相对,在新华社大院一时闹得呜呜泱泱好不热闹。我的大字报是真署名,而对方却不敢署名,只是用个什么什么“战斗队”,可见做贼心虚。

这样一个小小无聊的缠斗却传到大名鼎鼎的姚文元耳朵里了。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各机关纷纷搭建防震棚,露天办公。中央文革的姚文元来新华社视察防震棚时,由我陪同参观国际部的防震棚,那时我是国际部主任。

没想到一见面姚文元一面同我握手,一面笑容可掬地问问吧:“你就是写那张‘婊子养的也要革命’的大字报的谢文清吗?你很有胆量么!”我吃了一惊,以为他要训斥我一番。我轻描淡写地回了他一句“过奖,开个玩笑罢了。”

在“文革”后期,“四人帮”被逮捕后,全国开展了清查“四人帮”结帮夺权的工作。新华社党组任命我为全社清查组组长,在社党组领导下清查“四人帮”在新华社结帮夺和“文革”中的打砸抢骨干。首都新闻界、文教单位开会交流清查工作经验时,社领导指定我代表新华社党组去介绍经验。回来后我收到一封恐吓信。信封里只有一张32开信纸,信纸上画了一把大刀,大刀下写了一行字:“谢文清,小心你的狗命!”哈哈,居然给我玩这一手!要玩恐怖活动?于是我立刻向全社公布这封恐吓信,并且很快就查出来写恐吓信的“英雄”。原来他就是摄影部的龚长安,一个流氓强奸犯。(还嫌自己不够臭)我告诉他:“你找错了对象,我大小战场也上过阵,孬好见过一点世面,经过一些风雨,你画一把大刀,画得还真难看,吓唬谁呀!

我纳闷的是,“文革”中,我在新华社算是气焰嚣张的,让造反派感到愤怒的“走资派”,却始终没有被批斗过一次。而且,早在1969年9月就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被“吸收”到“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去了。为什么给我如此优惠待遇?像高粱、张绍季这些国外分社领导人都被批斗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而我这个莫斯科大分社的头头,而且是国际部的副主任却安然无恙?何况我曾以大字报形式主动“申请”造反派批斗,也没能“如愿”。

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个朋友告诉我:“你以为他们真的不想批斗你么?不是!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但实在弄不到你的‘三反言论’,也查不出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也曾派人去你老家调查,你家又是贫下中农成分。更重要的是,1956年你在波兰工作时对波兰政治形势的估计比较客观,具体,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这叫造反派怎么批呀?所以一直没敢开你的批斗会。”

直到此时,我才“找到感觉”,闹明白为何新华社造反派对我恨之入骨却一次也没有批斗我。回想起来,我在“文革”十年中,与其他延安老干部相比,的确要算是比较幸运的人了,更何况,“文革”中陷入悲惨世界的白区老干部。“文革”时,“三八式老干部”都是作检讨没完没了,处于受迫害、被批斗、关牛棚的厄运中,而我却胆大包天公然在广大群众面前与造反派激辩,却很快就得到“解放”,进入“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这在其他单位只怕也是不多见的。

1969年 我被“结合”到国际部领导班子后,作为一个老干部,分工主管国际新闻报道。这中间有机会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召开的几次外交工作会议,有几件事我想值得在这里追述一下。

那些造反派头头既不懂国际新闻,外文水平也不高,因而还得我们这些“走资派”早点“解放”来抓日常国际新闻报道。

周总理在70年代的头几年,曾多次召集外事口有关单位,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的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讨外交事务和新闻报道问题。新华社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头头们几乎每次都派我去参加讨论。他们自己则很少去,因为他们碰过钉子触过霉头,总理问的国际问题他们很少能回答得上。

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八·一招待会”后第二天,关于“八·一”招待会外宾出席名单的问题。在新华社发布的新闻中,有纳米比亚民族解放组织领导人的姓名,而其时此人虽然正在访华,原定是要出席“八·一”招待会,但已经缩短日程,先去西安访问。总理此前接见过此人,并得知他已经去西安,因此,他不可能出席“八·一”招待会。

正好8月2日 总理召开外事口负责人会议,研究日本新任首相田中的对华政策问题。会议开始前,周总理问新华社军管小组组长张纪之同志:“我看你们新华社昨天发布的‘八·一’招待会消息说纳米比亚那位外宾出席了招待会 。但据我所知此人昨天已经飞到西安去了。你们的报道是否有误?”张纪之答不上来,回去就赶紧查,一查,果然是误报了。因为原来出席的名单上确有此人,但他临时缩短访问日程,不出席招待会了。而新华社记者并未当场核对出席者,只是根据原定的外宾出席名单写了稿子发了出去。张纪之被总理问得狼狈不堪,只得说:“我不大懂新闻业务,抓运动比较顺手,抓业务不大行。”周总理对他说:“既然你们不懂业务,年就让懂业务的老同志出来工作么!你们进新华社已经四五年了,开始时不懂,现在为何还是不懂?请你们了参加招待会是要你们来工作的,不是光来吃喝干杯呀!”从此之后军管就经常派我去出席周总理召开的有关外事会议。其实,这一次幸亏总理没有问我,如果问我,我也回答不上来,但是问我能解释清:“八·一”招待会属国内新闻,由由国内部报道,张纪之连这个分界都不懂!

还有一次,确切日期为记不清了,大约是1972年田中刚刚任首相不久。大致经过是:中国有个艺术团到日本演出,日本政府派了一位内阁成员(不是外相)出席观看演出。日本共产党的川口派的一位领导人也出席观看。新华社在写这则新闻时与外交部亚洲司发生了分歧。我们的意见是把日本内阁大臣的姓名写在前面,而把日共领导人的姓名写在后面。但外交部亚洲司的意见则相反。因此,我们建议把此稿立送总理审阅,是用新华社军管的名义送给总理的(因国际部无权直接向周总理送稿审阅),总理当即批示:按新华社意见写,把内阁大臣放在前面。我们艺术团又不是日共邀请的,也不是专场为日共演出的。日本新内阁派一位大臣观看我艺术团演出这一点,很可能表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起了变化(大意)。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田中首相走在美国尼克松总统之前访问了中国,中日很快恢复了邦交。最有意思的是周总理事后问起军代表张纪之:“此稿我批复后你看过没有?”张答:“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周总理当即严厉批评说:“你们送来的请示报告,我批复后你们怎么不看!”张说:“这是国际部的稿子,只使用我的名义送总理审阅的。”

1972年田中内阁成立时,新华社国际部写了一条简单的动态新闻,只是说日本田中内阁组成,于某月某日上台执政了。我们并没重视这则新闻,而且也不打算送总理审阅。但是周总理却来电话要看我们写的文稿。总理看后要国际部速来一人,去大会堂商讨如何写这一文稿,同时也要外交部亚洲司去一领导人。新华社又是派我带着写好的文稿去,外交部亚洲司曹克强司长也去了。周总理看过我们写的初稿后问我:“怎么写得这么短?纯粹是个动态报道,为何不写几句田中对华政策言论?”曹克强说他没注意田中有什么对华政策的言论。总理又问我:“你们新华社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回答:“我也没有注意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按常理田中竞选首相时应该谈到对华政策的。”于是总理要外交部和新华社连夜查找田中竞选演说,果然查出了田中竞选演说中曾表示要促进日中关系的言辞。总理指示一定要把这段译文写进新闻稿,意思是用新华社新闻向田中首相表示:中国方面已经注意到他的对华政策意向 了!这就是在客观报道中体现我国的政策意向。

大概也是1972年夏,田中内阁上台前后,我国拟派出一个少年足球队去日本参加比赛。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事口领导开会,这次是讨论如何开展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但在会前总理先问到了我国少年足球队访日一事。别的我记不得了,如今我只记得一个小情节:总理问亚洲司司长曹克强:“我们球队在什么地方申请入境签证?”,“只能在香港申请。”曹克强回答。“是乘飞机还是乘轮船?”总理问。“乘轮船。”曹克强答。总理又接着问了几个问题,如随队医生、运动员、伙食等,曹司长都对答如流因为国家体委各方面都准备得很充分,但最后还是“卡壳”了。总理问:“何时出发?海上航行时间多长?在此期间气候有无变化?有无台风?”这一下,外交部、体委的同志都哑巴啦,谁也答不上来。总理命令:要向气象台问清楚,如有台风,可改期出发!总理的工作作风就是这么细致、严谨。

大约是1972年6月周恩来总理正陪同斯里兰卡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大连。突然,总理来电话,要外交部新闻司、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各派一个人去大连,讨论一篇国际述评,评美国尼克松总统关于越南战争问题的一次演说。新华社派我去,三个人当天乘专机飞到大量。总理在晚饭后把我们三个人叫到宾馆会议室说,大家先看看尼克斯的演说,总理提出来述评的要点,如何驳斥尼克松等。并且说:“述评主要是说理,以理服人。文字方面可以讽刺、挖苦,但千万不要谩骂。什么‘砸烂狗头’、‘走狗’这类词句一概不能用。鲁迅几十年前就指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现在红卫兵的文风中好多骂人话,国际评论中切不可用。”

我们三人连夜赶写这篇述评,第二天又随总理飞到上海,住在锦江饭店继续写,直到夜里10点多才“交卷”。总理审阅,修改后批发给毛主席审阅,这时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总理批发后就在小会议室同我们三个闲聊起来。话题不知怎么一下子转到林彪叛逃这件事上来了。我只记得总理带着伤感的语调对我们说,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称赞林彪的话太多了。他说:当时条件下,对林彪作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件事,不表态,不拥护,是不行的。但是少说几句称赞林彪的话则是可以的。我们三个写评论的都深为周总理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所感动!

1974年2月间,我荣幸地被任命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战乱中的柬埔寨。代表团中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新华社(我们国际部记者徐熊)等单位的记者。副团长是中联部的黄群同志。当时,越南战争已到决战阶段,西贡的阮文绍集团已经岌岌可危,美国举国上下反战情绪十分强烈。柬埔寨的金边朗诺集团同西贡政权是同病相怜,都是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是柬埔寨游击队“红色高棉”接待的第一个外国新闻代表团。我们先乘飞机到河内,然后沿着’’胡志明小道”,经老挝进入柬埔寨“解放区”。这是一次比较危险的同时也比较有趣的访问,因为“红色高棉”当时已经控制了柬埔寨80%左右的地区,朗诺政权只控制着几个大城市。除我们之外,任何外国记者都不许进入 “红色高棉”的地盘。我们的车队由四辆北京吉普组成,一律夜行晓宿。因为敌人的飞机扫射、轰炸还相当频繁,我们只有夜间在热带丛林中闭着车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行进,车速十分缓慢。所谓“胡志明小道”根本就没有道路,有的只是游击队斧劈刀砍出来的坑洼不平的泥泞烂洼之“路”!司机因长期在黑暗中行车,视力损害十分严重。据说,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在这条“路”上驾驶几年车,视力基本都被损害了。

我们在游击区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访问了前线和后方。其实,全国都是前线,因为游击队随时随地都可能同敌人遭遇。相对来说,那时柬埔寨北方地区已经全部在“红色高棉”控制之下,没有什么战斗了。但在西南部地区,战斗还是比较频繁。我们拍摄了电影纪录片,写了一本小书,还拍了一批战地照片。“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等都会见了我们,我们是波尔布特接见的第一派外国记者。

波尔布特此人十分健谈,中等身材,红光满面,看上去十分健壮,约莫50岁左右。在距金边不远的椰林从中,他同我们谈了五、六个小时。

当时已是4月天气,柬埔寨已经十分炎热。波尔布特光着上身同我们交谈。我们也热得受不了,索性也脱掉上衣、背心,光着脊梁“礼尚往来”,宾主都如赤膊罗汉一样,摇着扇子在椰林中一问一答地纵论柬埔寨局战局。

据我们的印象,这时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因忙于战争,还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还要动员农民参军打仗,所以在各项政策中尚未形成系统性、全面性的极“左”路线。但是在某些具体政策方面,他们极为野蛮的作风确实已经明显地冒出苗头了。例如,“红色高棉”的一位师长在对我们谈到他们的俘虏政策时颇为得意地说:“我们俘虏的敌军排级以上都是当初枪决,不留后患!”。在他谈完这个问题十时,我乘谈话的空隙插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中国的八路军对待战俘的政策是比较宽仁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不论是士兵还是长官,我们都不杀害,并且优待他们,甚至发放路费送他们回家。对日本侵略军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能得到我们的优待。我还进一步说:在我们解放军中有不少“俘虏兵”,即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我们教育后,参加了我军,有些人还成了战斗英雄。

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企图影响他们一下,最好改变一下他们的俘虏政策。那位师长听了之后,冷笑一阵,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士兵。”尽管我使用了甚为委婉、温和的语言,和介绍经验的方式做了这点“思想工作”,但在我们代表团内部还是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们一位最年轻的团员,摄影记者在这次采访末期工作总结时,竟然批评我上述那番谈话是大国沙文主义,和企图干涉“红色高棉”的内政。这位年轻人颇有点“造反派”气味。但是我正告他:“对待俘虏是有国际公约的,此种事将来有可能引起国际公法方面的麻烦!”。

我在“文革”中上的最后一课是进“五七干校”。那是1973年8月~1974年2月,只有半年年时间,就在北京郊区房山县的窦店。这难不倒我,我本就是农村泥土中滚出来的泥娃娃,在延安,又在南泥湾垦荒,干农活是我的本行。所以 我在窦店五七干校虽然任副校长,但我干起农活来似乎一点不亚于二十岁时在南泥湾的力度。

最后一个“大战役”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时我已晋升为新华社国际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国际部副主任(王飞同志是国际部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我们俩这个“交叉”式 的领导班子是新华社军管小组“巧妙”安排的。他们绝不肯把国际部第一把手的位置交给我。因为在十年“文革”中我和军管小组的张纪之、甄文君二位组长一直是互相对立的,几乎是事事对立。从1967年批“二月逆流”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同军管当局都没有共同语言、共同思想,有时是明着顶撞,(如1972年解放老干部,建立新华社各级领导班子)有时是暗地里挖坑(如1973年抓5·16分子)。这个军管小组的主要领导人从1969年秋进入新华社起就一头钻进“造反派”阵营,对新华社的老干部专政、压制,企图永久取而代之。他们把新华社的老干部称作“一篓子烂西红柿”,没一个好东西。因此,我一开始就同张纪之、甄文君二人营垒分明地各守一方,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道,貌不和,神也离。这里记叙一段有趣的插曲。

大约是1974年春夏之交,“四人帮”在“批林批孔

之后又要整人,掀起了一场政治大风波,大抓“5·16”分子。但究竟什么是“5·16”分子,他们有什么政治主张、有什么组织联系、有什么政治活动等等,都从来没有划出个道道来。只是说:“5·16”分子的罪行之一是“反对周恩来总理”,这就莫名其妙,令人难以捉摸了。因为众所周知,“中央、文革”即便“四人帮”本身就是事事与周恩来对垒的,他们现在怎么又突然要保护周恩来呢?当时 我在国际部“革命领导小组”分工管新闻报道业务,不管“运动”。可是我没料到这一次抓“5·16”运动却运动到我头上来了。

前文说过,在整个“文革”十年我都未曾被“造反派”批斗过,而这次闹剧,真是颇有戏剧性的。这一次据事后有人对我说:谢文清是新华社最大的“5·16”分子,其罪行就是拉拢一帮人“搜集、整理反对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而且是出谋划策和指挥者”。事情来得颇为紧迫。

那天,“国际部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程学宽突然向我索取我的日记本。我问他为何要看我的日记?(那时候,已经没有“隐私”的概念)他说:不是他自己要看,而是抓“5·16”运动需要从我的日记本中查对一些情况。本来,我是可以拒绝他这种无理要求的,我的日记纯属我私人所有,别人无权查看!但我又一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怕他们“造反派”?于是我就把“文革”以来的日记本交给了程学宽。其实,我的日记也就是流水账,只记每天的工作,生活支出,并无什么感想、议论······

又过了几天,军管小组办公室的正副组长张纪之、甄文君找我“谈话”。到了军管小组办公室,张纪之先把我夸了几句,他说,你老谢从来就是心直口快爱说真话的人,我们一进新华社就了解到你的性格。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必绕弯子了、捉迷藏了,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提出问题吧(大意)甄文君也“表扬”了我一句:“老谢这个人是个一面派,(新词儿)。他不懂那些阳奉阴违的手法。”我刚一听倒是有点紧张了一些下,预感到“运动”到我头上来了。但我随即就放松下来,心平气和地问他们:“什么事,先夸我一番干嘛?请快点端出来吧!”甄文君笑着把一份约有两页纸的“揭发材料”交给我,并且说:“你自己看一看吧。”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已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的所谓“5·16”分子陆亨俊写的“揭发材料”。陆亨俊写道:1969年8月4日下午2时,谢文清在4号楼4层原来吴冷西宿舍召开了一个有七、八个人出席的会议,布置搜集、整理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搞反周总理的活动。谢文清要大家多查找具体材料,让事实说话,自己不要多加评论(大意)······我看了只觉得好笑。因为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我最崇敬的人,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周恩来能文能武,精明干练、待人和善、不搞阴谋、不搞特权,为人正直,廉洁真诚。我从来不曾对周总理有过什么不满的意念,更不会去组织别人从事诬陷周总理的勾当。但人家军管小组既然发现有人揭发检举我,我当然得拿出有力的证据才能否定。略加思索后我对他们说:“这份材料写的比较具体,年月日时,人名、地点都齐全,完全符合新闻的5个W要素。但是,尚需要旁证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因此请立即把程学宽同志请来核实此事,因为我的日记本在他手中。”

张、甄二位组长一听,立刻喜形于色,认为他们证据确凿,我已乖乖就范。于是一个电话就把程学宽“传唤”上来。程学宽一进门我立马就从他手中抢过我的日记本,翻开本子查找1969年8月4日的记载。这本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1969年8月4日下午,国外分社造反队带领我们新华社驻外记者20多人去工人体育馆参加北京市民支援香港同胞收回香港主权大会。午饭后乘大轿车出发。会上有北京各大学造反派头领讲话。下午5时返回新华社。”我看过后用红笔画上底线,请军管诸公过目!张、甄二人看过后,脸色发红,气焰顿衰,相视片刻,“竟无语凝噎”。(说俗一点,就是蛤蟆看绿豆,大眼瞪小眼)

“我又不是孙悟空,不会分身术,总不能在同一时间参加相距数公里的两个会议吧!”,“那个自然,哈哈哈!”张纪之苦笑着打哈哈,把我的日记本还给我了。

“此事随后还需查对。”甄文君似乎还不愿认输。“好极,这不难,不能拖沓,不能随后,现在就请该造反队把他们的工作日志拿来对照!1969年8月4日下午,该造反队是否去工人体育馆参加了那个群众大会!”我要求他们立即当面查对,以防有人暗中该写日志。

他们无可奈何,也无法推卸i,只得叫人立刻从二层楼国外分社造反队拿来了该队的记事日志。当众打开,同展共观。果然,白纸黑字写着:“1969年8月4日全队乘大轿车去朝阳区工人体育馆参加收回香港群众大会”。“怎么样,戏演完了,该降下帷幕了吧?”我也挤兑他们一番。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被军管禁闭了两个多月的“5·16”分子陆亨俊等也都无罪释放了。我问陆亨俊:“你小子为何诬告我,陷害我?”他大笑几声,得意地回答:“我就是要把你扯进来,不把你扯进来我们的冤情怎能大白?你是新华社的名人嘛,只要你能解脱你,我们这些小人物自然也就可以洗刷干净啦!我知道,军管对你又是恨又没招儿,无可奈何!”

事后军管小组也不得不宣布: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5·16”这个东西,完全是“四人帮”搅混水,为陷害政敌设下的阴谋诡计!

在十年浩劫的最后一年,1976年初,正是“四人帮”最后的疯狂,掀起“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热火朝天的岁月。毛泽东已批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也已认罪,而且保证“永不翻案”。

不幸,这年一月初,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中,哀悼、纪念,许多人痛哭失声······

在当时能够同“四人帮”较量的中共领导人物中也只有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个人。但这时,一位与世长辞了,一位被批得“永不翻案”。全国、全党都悲痛、绝望,眼看着“四人帮”胡作非为。人民慑于毛泽东的淫威和他的打手“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能,也不敢直接表示自己的愿望。于是就迂回、委婉地流传出“总理遗言”。其内容大致是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对一位中共元老说:“现在毛主席建在,有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就可以放心而去了。”

这个“总理遗言”飞快传遍全国,惊动了“四人帮”。因为这明摆着是为邓小平“招魂”,翻案,于是“四人帮”立即下令在全国追查这个“遗言”的制造者。

我当时也听到过这个“遗言”,并且也向周围好友、亲朋扩散过。所以 ,很快新华社的保卫处就追查到我们家中。这时新华社的军管小组早已撤回去了,张纪之、甄文君们早已回到他们的部队去了。

但是他们在新华社大院里仍有“余热”,仍阴魂不散,造反派们仍虎视眈眈瞪眼看着老干部。这一次他们重操1972年抓“5·16”分子的故技,又把目标盯在我身上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学乖了,先不触动我本人,而是先“扫外围”,先拿我老伴郭先逑开刀。说是有人揭发郭先逑 在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最先传播“总理遗言”,为邓小平翻案。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郭先逑关押金禁闭起来。逼她交待是从“何人那里”听到那个“总理遗言”的。郭先逑交代不出来是从何人听到的“总理遗言”,明知道他们是意在谢文清。(大家都在传)。

可是,不交代信息来源就不释放,所以索性就把她囚禁起来!但我不能让她蒙受这不白之冤,总得想法子把她救出来。而我挖尽心思也没想出什么招儿。可巧,某天下夜班时 我同国际部的丁翔起同志结伴骑车回家,边走边谈这桩公案。丁翔起倒想出一个鬼点子,他说:“这好办,你就让她说是在公共厕所拉屎时听男厕所的人说的,但也没看见这个人,更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我一听,叫绝,好极!就这么去“交待”。反正是兵不厌诈,你要整我,我总不能束手待毙,给你来个玩世不恭有何不可?恰好,正在此时,北京市公安局来电话,说是编造“总理遗言”的人已经在杭州查获了,其他嫌疑分子不再追问了。

就这样,我老伴郭先逑被扣押十天后才恢复人身自由。可是就在这十天中,我生平第一次患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时我才体会到“愁人易断肠”。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在继续开展。直到1976年9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指挥者毛泽东终于病逝,中国的天空才透出一线阳光,全国十亿人民才喘了一口气。

1976年10月,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个毛泽东最凶恶的打手被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自然就收场了。但要肃清“四人帮余孽却还需要费一番气力。

全国立即开始清查“四人帮”结帮夺权的造反派头面人物。新华社来了一位新社长曾涛。但曾涛对新华社大院中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他是从外交部调来的。恢复了副社长职务的穆青,十年动乱中都在新华社,靠边站、关牛棚、挨批斗,他都有份,因此,他对新华社大院中的十年浩劫最为了解。

于是由穆清挂帅领导全社清查造反派结帮夺权分子。这时我已被任命为国际部主任,但穆青又指定我做他的助手,负责具体清查工作。所以从1976年底到1978年7月,我在负责国际部的全盘工作外,还得协助全社的清查工作。

在这段时间中,有两件事值得追溯一下。

第一件事,我们查出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结帮夺权案件。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时,大家都忙于防震、抗震。

地震过后不久,新华社原军管小组组长张纪之和副组长甄文君就称病双双住进了301医院。这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也是“四人帮”兴妖作怪的最后一幕。张、甄认为机遇难得,时不再来,就暗中通知他在新华社“支左”期间栽培的造反派头头们去301 医院聚会,商讨在新华社夺权。

这时,新华社的老领导朱穆之、穆青、石少华等都已经恢复工作,军管小组早在1974年就撤出了新华社。张纪之、甄文君也都回到原部队任职了,但他们却一直暗中窥视新华社的领导岗位,他们眼看邓小平已经被批得岌岌可危,“四人帮”气焰极为嚣张,认为时机成熟,就暗中与姚文元挂上了钩。

姚文元要张纪之会同新华社的造反派头头们讨论提出一个新华社夺权名单——即取代朱穆之、穆青等的社长、副社长和党组书记成员名单,由姚文元、张春桥批准,然后扣上“右倾翻案风”的帽子。再次把朱穆之等罢官。在301医院参加这个夺权会的有新华社的郭全有等。夺权名单上张纪之为社长,甄文君、郭全有等四人为副社长(其余数人记不清了),这个名单是我们从中央办公厅得到的,因此是确凿无疑的。

第二件值得追溯的事是1978年4月在香山饭店召开的新华社驻外记者会议上的一段插曲。

这是十年浩劫后召开的第一次驻外记者会议。我分工负责编写会议的每日简报。不难想象,闷气、窝囊了十年的记者们在会上一定会有许多话要说。果然,大家的发言就很自然地抨击了当时有些人发出的“两个凡是”观点。我在会议第八期简报上就把这些发言(包括我自己)综合刊登了出来。岂料此举竟闹了个不大不小的乱子,一位国内部的领导同志(李普-国内部主任)-整理者注)在看到这期简报时,立刻用红色铅笔画一个大X,并且在一旁批写一评语:“这个问题可提不得”(大意)随后就立即送给曾涛社长。但这时,本期简报已经发出,曾涛在收到那位国内部领导送给他的带批语的第8期简报后,下令我“立即全数收回”。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有人发言批评“两个凡是”,就应该在会议简报上反映出来,不然还叫什么会议简报。再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凡是毛泽东作了结论的事一律不得更改 )显然违反了一直用来教育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也应该被批判。然而,无能为力,我只得执行命令,如数收回第8期会议简报。

《理论动态》(中央党校校刊,胡耀邦、吴江同志等创办)和《光明日报》都相继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震惊全国的论文,全国报刊随即展开了关于“两个凡是”的大论战。香山会议结束已经是5月中旬,我回国际部把自己从1976年11月以来任国际部主任一年多的工作总结了一下,到6月底,我就告别国际部去中央党校读书去了。

在中央党校读书半年多,到1979年2月,写了一篇近万字的论文。中心意思是:革命党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围绕着发展生产力来安邦治国。此文我交给了曾涛社长,请他指正并上报中央。不知他是否瞧得起我的文章,他也始终没告诉我是否上报了,此后我再也没问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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