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清自述（3）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中，我随延安干部团经过20多天的日夜兼程行军，从延安经过张家口到热河省的承德市。热河省委从干部团中扣下了一批干部，把他们留在热河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记得有何方、苏丹、杨信恭等。冀热辽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特地接见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是我们抗战八年以来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餐。

在承德住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杨信恭又被派去赤峰市工作。当时，热中地委设在赤峰。地委书记宋诚同志也接待了我们。

同时，赤峰驻扎有苏军一个师部。因苏军进入东北后，有些违反纪律的行为，所以这个师的部队均驻扎在市郊的军营里，只有这支部队十多个军官住在市内。我和杨信恭到赤峰后， 热中地委分配我到苏军政治部当翻译，杨信恭在军分区当翻译。但我们当时的俄文水平实在可怜，苏军军官同我谈话，他说几十句，我只能听懂三五句。因为我们在俄文学校三年多几乎全是搞整风运动、“抢救运动”、大生产运动、建延安机场······满打满算只上了半年俄文课，而且学的全是语法、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从来没有见过苏联人，也没有开口讲过俄文，所以，遇到苏联人可就傻眼了，听不懂更讲不出。但我的俄文读音十分标准，苏军少校马尔德诺夫和大尉沃罗比约夫都很喜欢我，要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办公、住在一起，日夜讲俄文。热中地委书记宋诚同志也认为这样挺好，地委有事同苏军交涉时，就到苏军政治部找我。这时我开始每天讲俄语，听、说 能力日渐提高。我每天的工作是翻译一些俄文宣传短文，如《苏联简述》、《苏联妇女》、《苏联各民族》和《苏联教育》等等。也为收听张家口和重庆的广播新闻，同沃罗比约夫大尉一起翻译成俄文供苏军政治部领导人参阅。吃的是军官食堂标准，面包、猪排、红菜汤、蜂蜜等等，比延安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居然没吃胖）。偶尔出城去苏军部队走走，看看，全是摩托化，十轮大卡车排满兵营，炮车、装甲运兵车列阵严整，但其中许多都是美国造，如大炮、装甲车和军官乘坐的吉普车等。轻武器如转盘冲锋枪、机关枪等都是美国制造。这时我体验到美国确实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兵工厂。连苏军的装备中也有许多美国制造的重武器。

苏军武器管理十分严格，我想跟他们要一支手枪防身，他们可不给，尤其是苏式武器，一粒子弹也不给中国人，但是 日本制造的则可以通融。后来他们送给我两只日制手枪。

马尔德诺夫少校确实是一个会做政治说服工作的人。他曾连续两三天利用晚饭的时间同我闲谈，主要是向我解释苏联为什么不能给中共武器援助。因为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而美国又是支持国民党的，苏联在四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太大，再也无力同美国打仗了。而美国的工业力量十分强大，兵员和武器都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力量蒸蒸日上，苏联实难同美国对抗，援助中国打内战。

我记得，1945年底有两个美国记者要来赤峰访问，要采访苏军指挥官，也要采访当地政府和解放军指挥官。为了应付这两个美国记者，马尔德诺夫上校费心策划，做了周密准备。他建议，赤峰市的解放军部队一律改称“热河保安部队”，臂章都换成“保安部队”，理由是，因为国民党也要派军队来赤峰驻防，但被苏军拒绝了。苏军拒绝的理由是“赤峰只有苏军驻防，不允许其他军队进驻。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军队抑或是共产党军队，都是中国军队，谁都可以来，苏军不管。但苏军在撤退之前，国共双方军队都不得进驻，以免引起武装冲突。因此，解放军赤峰部队必须改称：保安队，即地方治安警察武装。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记者接受。这两位美国记者都会说汉语，但不懂俄文因而马尔德诺夫上校要我参加会见美国记者。我的身份是“苏军中尉翻译官”，穿上苏军军装，肩章是一条杠，两颗星，沃洛比耶夫大尉同我并排而坐，我们两个就合作担任翻译。美国记者汉语也不怎么地，半瓶醋，我的俄语也很差劲，沃洛比耶夫大尉汉语倒是比较好些。就这样，我们连比划带“洋泾浜 ”总算应付了两个多小时的美国记者采访，好像演戏一般。

有一次，大约是1946年一月初，我们解放军一个小勤务员，也就十四五岁，找苏军政治部的卫兵讨要子弹——盒子枪子弹。此种子弹的直径与苏制转盘枪的子弹相同。卫兵将此事报告了中尉连长，连长立刻将这个小勤务兵拘拿，询问他为何向苏军战士索要弹药。按苏军纪律武器弹药是绝对不允许转让的。这个小鬼吓得直哆嗦，哭脸，被禁闭了两三天。此事后来上报到热中军分区，军分区政治部派人到苏军政治部找我商量如何要回这个小鬼。我向这位苏军连长解释了大半天，我告诉他：我们解放军有些游击队十分缺乏武器弹药，往往是缴获敌人武器，但缺少子弹，所以常常向友军讨要子弹。他们不了解苏军纪律，触犯了你们的军法，但念他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就饶了他这一回吧！那位苏军连长请示了马尔德诺夫上校后，释放了我们那个来到苏军政治部的小勤务员。

有一次，苏军大尉沃罗比约夫带了一个囚犯来野战部队到政治部，这是苏军野战部队捕获的。此人向苏军炮兵索要炮弹，也是违反苏军军纪。我问他为何要炮弹？他说，他从锦州撤出时带了几门A2式平射炮，但没有炮弹，他想苏军可能有。此人三十多岁，满口四川口音。问他是什么部队？他说他是解放军辽西地方部队，想组建一个炮兵连。但苏军怀疑他是土匪，是奸细，要审判他，可能判他重刑。此人痛哭失声，乞求救他一命。我听他是四川口音，，便问他：四川何处人士？如何到东北入伍？经他说明，我才弄清楚，原来他也是从延安来的，同我一样，是延安来东北干部团的一员。他在延安军事学院炮兵队学习过，原是西路军的干部。到热河后被分配到辽西军分区炮兵营当营长，到处寻找日本投降后失散在民间的武器，组建解放军的炮兵。我问他延安的情况，他对答如流，桩桩件件都对头。原来我们还曾是同学哩。我是1942年军事工程队学员，而他是炮兵队学员。后来1943年我们工程队同延安俄文队合并，成立了俄文学校，脱离了军事学院。那时，炮兵队又合并到军事学院去了。这位营长不知道苏军纪律，也不懂苏联、民国以及中共之间的微妙托关系，以为苏联老大哥一定会热情帮助他组建炮兵，所以就向苏联驻军索要炮弹。沃罗比约夫大尉对我说：索要苏联弹药武器是可能被作为奸细处理的。就是苏联援助你们武器也只能由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苏军部队根本无权向外国人转让自己的武器。又是经我再三向马尔德诺夫少校解释，说明这位营长是我在延安的老同学，马尔德诺夫少校又请示了上校师长维克多夫，经领导同意，才释放了我们这位炮兵营长，并且还送他几门日式平射炮。

1946 年3月，苏军从热河撤出，撤到蒙古，我和杨信恭两个人随苏军去到苏蒙边境的一个叫“悠告吉尔”的小村庄。这是热中地委热中军分区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知悉苏军撤兵的路线以便将来万一有事时同他们联系。我们和苏军撤到悠告吉尔后，由一位上尉科尔丘克接待我们，请我们看了几场电影，住了半个月左右，就派一个骑兵排把我们送回中蒙边界。他们送了我们两匹马、一袋面粉、二十大盒牛肉罐头、几斤白糖，还有两支日本造步枪、数十发子弹、两支日本手枪和一个指北针。另外，每人一套西装、一件呢子大衣和一双皮鞋。还告诉我们：向东南方向走，逢山爬山，遇水过河，五六天后即可回到赤峰。

我们两个在边界上向科尔丘克上尉告别后，就直奔东南方向去，整整走了一个星期，穿过茫茫大草原。三月时光，草原还盖满一尺多厚的白雪，这倒好，我们一路上倒是不愁没水喝。路上，许多牧场，每个牧场都对放着一米多高的牛粪堆，虽然有白雪覆盖，却都是早已晒干的牛粪。我们俩就把牛粪点燃取火做饭。我们的马背上驮有牛肉罐头、面粉、黄油、盐、面包等，就是没有水果、蔬菜。

直到第七天早晨，我们才听到东南方向有鸡鸣狗叫之声，不用问，那里一定有村庄!我们俩高兴起来，扬鞭策马直奔鸡鸣之处。果然，远远就望见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和一个小园林 的村落。我们进村下马，向村民问路，哈哈，好得很，都是汉人，说的是东北话。村民见我们穿的是呢子大衣、西服，骑着高头大马，身背步枪，他们多少有点恐惧，我们再三解释说我们是中国人，是解放军，并拿出面包、牛肉罐头给他们吃，他们才对我们放心。经询问，我们才知道这里已是林西地区，（翁牛特右旗）而且是解放区。在这个小村庄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林西县。

巧得很，林西县长正是我的一个老战友苟先学，是我1940~1941年终冀鲁豫抗战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旅第四团第一营营长，其时我是他的部下，第一营第三连指导员。蒙老苟的盛情款待，我和杨信恭在林西住了两三天，把马 和枪都交给了老苟，就乘长途汽车返回赤峰述职。

到赤峰后，杨信恭仍回热中军分区，我仍回热中地委。但这回已经用不着俄文翻译了，因苏军已经撤离，地委书记宋诚拟派我去赤峰市委任宣传部长。但我觉得我从未做过地方工作，抗战八年我都是在军队和军事院校工作学习，不会做地方党委的工作。于是就派我去赤峰中学做青年学生工作，职务是教导主任。当时我的党组织关系是在热中地委组织部，要想在返回军事部门就比较费事了。热中地委执意要留我在赤峰市工作，我也就服从了。

1946年4月初，我去赤峰中学任教导主任之职。校长是原来的老校长，教务主任是延安来的胡健同志，后来市委又派了一位姓丁的同志来赤峰中学。但胡健还不是党员，丁和我两个人也不能成立党支部。于是我们两个就被编在热中地委组织部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记得组织部长姓郭，但记不起名字了，后来我和郭部长还介绍胡健同志入党。胡健夫人尚逊是赤峰附近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胡健带着两个小女儿在赤峰中学工作，又教书，又管理学校，还要抚养孩子，真是十分辛劳。这两个小女孩大的叫妞妞，小的叫胖胖，长得十分可爱，我常常逗她们玩耍。

在赤峰中学待了约五个多月。在此期间，我和学生相处得很融洽，课外组织学生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排演些解放区的秧歌剧、话剧，成立一个业余剧团，约有三十来个学生参加。到8月间，我又带他们到赤峰以南解放军驻地演出，慰问解放军。到10月底，赤峰陷落，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赤峰。我这三十来个学生就都参加了解放军。

当时，在赤峰有一家日报叫《民生报》，是热中地委的机关报，四开小报。我一时心血来潮，把赤峰中学学生文体活动写了一篇报道在《民生报》上发表了。不料这一来，竟被《民生报》社长何为同志和总编鲁荻同志看中了，他们恳劝我去报社工作。经热中地委同意，我就被调到了《民生报》担任编辑工作。

热中地委另派一位山西解放区来东北的丁某到赤峰中学接替了我的工作。从此，我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

初进《民生报》，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因为我只是个高小毕业生，从未接触过新闻工作。这时，有几位解放区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名人如周立波、华山、秋浦等人在这家报社工作，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学习机遇。我就跟他们学编辑、写标题、排版面，而且不时出去采访些短新闻、特写等。这个《民生报》同时也是新华社的一个分社，常给新华社总社发去报道，我也就是新华社记者了。

1946年10月，赤峰失守《民生报》和从承德撤出来的《冀热辽日报》合并成《群众日报》，李锐同志担任社长，还兼新华社 冀热辽分社。1947 年初，我任《群众日报》和新华社军区前线记者，被派到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随军采访。这是因为我原来是军队干部，比较熟悉军事和部队生活。这样，我在1947年初随同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志勇同志，带了一个步兵连作掩护，从林西出发，开往赤峰以南。

这时，冀热辽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解放军则撤到广阔的农村地区，发起土地改革运动。然后动员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军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这一招棋走得实在高明！不过半年功夫，从1946年后半年到1947年初，解放军发展壮大起来了。新兵经过短期训练就可以作战，农民子弟因为分得了土地，所以士气很高。

到1947年春，冀热辽军区的解放军就已转守为攻了。在国民党占领的各个中小城市之间捕捉战机打运动战。因为此时解放军还没有强大的炮兵，还不宜硬打攻城战。最好是把敌人引出城市到野外打运动战。这样，敌人在野外没有坚固地防御工事，容易受到攻击。那时候我骑着一匹马，带着一支手枪，在八纵和十一纵各师、团、营到处活动采访，给《冀热辽日报》发回了五六十篇部队生活和战地报道，其中有些被新华社总社采用。在我的写部队生活和战斗通讯的作品中，比较成功的是关于1948年4月20日解放军攻克隆化战斗的报道，（爆破英雄董存瑞就是在这次攻坚战中牺牲的）。

隆化是位于承德和赤峰之间的一个小县城，当时由国民党的第十三军队一个团驻守。前文已提到1947年春，解放军经过1946年的土改、整训和扩军，已经壮大起来，虽然还不能攻坚，但已经开始反攻打运动战了。所以在1947年4月间就以一个师包围了隆化县城。，目的是“引蛇出洞”，把南面驻守承德的敌军或北面驻守承德的敌军引诱出来，在野外伏击打运动战而歼灭之，从而缴获一些重武器，以武装自己。

但是敌军已看清楚解放军这一手，就是不上钩。承德和赤峰的敌军就是不肯出城去增援隆化守军因为敌人知道解放军攻坚能力很弱，攻不下隆化城，他们用不着冒着野外被歼灭的危险去增援隆化守军。果然，1947年4月，解放军在隆化部署的“攻坚打援”作战方案未能成功，城也未攻下，援兵也未诱出来。

但是到了1947年夏末和秋初，解放军在锦西以北的杨杖子地区却成功引诱敌人上钩了。国民党军队从锦州、锦西等城市出动了三四个师到热中寻找解放军。因为他们是坐困愁城老是消极守城而眼看解放军在农村发展壮大，他们也想凭仗其优良装备逞逞威风以振士气。岂不知这正是解放军指挥部求之不得的好事。

敌军进至杨杖子山区，立足未稳，尚未构筑防御工事，解放军就神速地抓住敌军一个师发动猛攻。八纵、九纵两个纵队以主力攻歼敌人最薄弱的一个师，其余部队掩护、打援，激战一个昼夜，就干净利落地歼灭敌军一个师，并立即转移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当敌人再调动大部队驰援时，已找不到解放军的踪影了。经过杨杖子战役，解放军不但缴获了大量的新式武器，（主要是大炮）而且士气大振，学习了运动战经验，（新兵）。随后又在初冬季节在叶柏寿、凌源、平泉、阜新等地区打了几仗，又缴获了一批美式武器。这样，到1948年年初冀热辽全区解放军就已转入反攻，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国民党军队只能死守城市，根本不能出城野战了。

就是在此种军事形势下，解放军在1948年4月下旬，又一次包围了隆化城，摆出的架势依然是围城打援，主要是打从承德方向前来增援的国民党第13军部队。赤峰守敌是93军，前来增援的可能性很小。但解放军此次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完全是“虚围城，实打援”，而是要“动真格”了，如承德守敌不出城增援，解放军就要强攻隆化城了。那么，为什么解放军看中了隆化城？必欲攻取而后快呢？因为该城位于承德、赤峰和叶柏寿诸城市之间，是各地守敌互相联系、支援的中枢要道。解放军只要攻占隆化，赤峰之敌就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承德守敌也失去一臂之力。

隆化的地形十分险峻，该城西北约500多米的苔山，由城区沿坡而上，山后是陡峭的石壁。城南、城东和城北是开阔地。因此，必须先攻占苔山才能控制全城。一年前解放军攻隆化之所以未能攻克，一则是因主观上并无攻城的决心，二则是因苔山上守敌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而解放军又很少炮兵。但这一次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如承德守敌不增援，就坚决攻占隆化城。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战斗和整训，已经建立起一支威力较强的炮兵，有了一些攻坚实力。

从四月中旬开始，解放军就把隆化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城备战，针对地形训练攻城战术，购置攻城器具。约有50-60门山炮和较大口径的平射炮都部署在苔山西 对面山的山峰上。主攻部队是十一纵的XXX师，冀热辽军区的司令员程子华亲临指挥，而董存瑞所在的部队是新进才组建起来的一个独立师，只担任佯攻任务，从隆化城东、北 方向佯攻隆化城。因为都是平原开阔地，所以只能挖深沟，慢慢接近隆化城，以吸引守敌注意，牵制其兵力，从而减轻主力攻苔山部队的压力。

大约是5月25日凌晨，我军开始总攻。其时我们几个记者，包括张维冷同志都在炮兵阵地后面的山坡密林中。程子华司令员的指挥所就设在这个山坡旁边的一个小山坳中。这里纬度比较高，凌晨四点钟天就朦朦胧胧，风和日丽，东方露出曙光，大地一片宁静，典型的风暴前的宁静。

但猛然间，半空中有几道白色的光束高高突现，信号子弹在蒙蒙亮的天空中蜿蜒起舞，紧接着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隆隆炮声。“炮兵发言了”攻城部队的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听到炮兵开炮时特别振奋欢呼。霎时间对面山顶和山城上硝烟弥漫，火焰冲天，我军炮火齐鸣，猛攻苔山上的敌军阵地，打得敌人不敢露头。我攻城勇士组成的战斗班组就利用敌军被我炮兵压制的时刻迅速攀登云梯攻上苔山。这时，我军炮兵就升高炮口，，延申攻击苔山山腰，使敌军山下部队不能增援山顶守敌，以利我攻城部兵进攻。

我为了看清楚地形和战士们的战术动作，就下到XXX师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在总攻令下达后三个多小时，约午前十时左右就登上苔山顶峰。从山顶向下眺望山坡，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步兵的搏斗拼杀。有一位李副师长掩在一块约一米多高的大石块后面，拿着望远镜观察地形指挥作战。我想给他拍摄一张战地指挥照片，就手持相机离开这块大石头，在侧面举起相机准备拍照。但李副师长立即命令警卫员把我拖回到大石块后面，几乎同时，敌军机枪正冲着我射击，只见身后子弹打在地上，冲起“扑哧扑哧”几股尘土，好在我还是拍下来两张战地照片。

不幸的是，李副师长这时又向前沿走去，顺着山梁往下走，又不时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就光荣地牺牲在苔山顶峰下一个通向隆化城的山脊上。

董存瑞所在的独立师这时也在北面猛攻守敌，但他们缺乏炮兵，只能挖地道，用炸药包在敌人碉堡下轰炸敌人。董存瑞就是在用炸药包（敌人没见过，称它为“土大炮”）在敌人一个碉堡的地下坑道中点燃导火索时因未能迅速撤回而牺牲的！

只用了半天多时间，解放军就全部攻占了隆化城。我军攻下苔山后，城区敌军已是瓮中之鳖，只有缴枪不杀，放下武器了。当天下午，程子华司令员就下令把“隆化中学”改名为“董存瑞中学”，以纪念这位解放军勇士。因为董存瑞就是在这个中学附近的地下坑道中牺牲的。

这里必须交待一笔，在打隆化战斗中还有几位爆破英雄也是壮烈牺牲的。比如在我写的《挂帅和点将》一文中提到的几个“元帅”（爆破手）和“大将”（专门负责用火力掩护爆破手，由爆破手点名掩护自己的机枪手）中，就有两人在攻击苔山敌军碉堡时光荣牺牲的。因为战斗结束后我急于写战报和通讯，来不及去连队查看阵亡将士名录，所以当时未能写明他们之中有谁阵亡。事后，过了半个多月后，我去他们连队看望当时组织“挂帅点将”战术组 老战士时，才获悉还有几位“元帅”、“大将”在攻击苔山守敌时英勇牺牲了。

董存瑞牺牲的消息因为很快就上报到了军区首长，所以我们记者组就立刻派柏元、刘彦等去独立师采写董存瑞的英雄事迹。我当时是要尽快写出主攻部队攻取苔山的报道，所以未参加采写董存瑞的活动。

就这样，在三年解放战争（史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就是一个人，一匹马游走在热河、辽西、和冀东几个野战部队中，有时活动在纵队、师、团指挥机关，但大部分时间是活动在连、营部队，同下级官兵生活在一起。解放军有一条规矩：新闻记者在战斗中不得去连、营指挥所采访，因为这会增加基层部队的警卫任务，妨碍他们执行战斗任务。所以，平时常去连队采访，但一到火线交锋时，人家就“送客”了，把我送到团以上指挥所。1948年10月，我又奉命去采访辽沈战役中解放锦州大战。

辽沈战役结束后，我才从前线回到后方（热河、赤峰附近以南的一个“营子”），并在年底随报社经喜峰口进入关内，紧接着又以新华社记者身份被派到天津四野第二纵队去采访平津战役——解放军攻占天津市的大战役，写了好几篇有关解放天津的报道。

使我感到光荣的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我参加了两个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采访报道。我虽不是战斗员，也非指挥员，但至少这两年(1947~1948)我是同解放军指战员们共同生活过来的。我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总还写了五六十篇反映解放军战斗和部队生活的战地通讯，我知道我只是个战地记者，即只能写一些局部的战斗、生活，而写不出对战争全局的观察与分析的军事报道，在我的新闻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几乎全是战士、班长、排长等，连级军官都很少提到，更谈不上师、军级等有战略地位的指挥员了。

天津五个月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我被调到《天津日报》担任工业记者。

我从未见过工厂，也从未接触过工人，一下子由军事生活转入工业行业，采访工业、报道工业，实在是傻眼了。用陕北话来说是“一满咳不吓”！但是既然要我作，就硬着头皮干一阵再说吧。写到这里，恰好《天津日报》正在筹备创刊50周年纪念，并约我写一篇回忆性额短文。现在就把这篇短文照抄在此，算是这一段的自述吧：

《难忘一百五十天》

从1949年1月到6月中，《天津日报》工作五个月，共150天。

1949年1月中旬到6月中旬，我作为新华社随军记者，随同四野39军一个团指挥所，从天津西面20多公里的杨柳青镇向东进发。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我被调进报社当记者。当时 我就写了《天津人民欢迎解放军》和《金刚桥会师》等报道。

记得当时的采访科长是林间，我是采访科的记者，在工业记者组，负责采访纺织工业。我们工业记者组中有许克诚、马野、张弩、和孟凡等五六个同志。除我以外，他们都是大学生，我原本是个高小毕业生，知识面也很窄，但我比他们年龄稍长，而且是解放区来的“老八路”，他们很尊重我。于是我们大家就“优势互补”，相处得十分和谐友善。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工资，每月只能领到几百元零花钱用来购买日用品。我们也都未成家，都是“王老五”，每逢休息日，大家就买上两斤花生豆和白干酒，聚会闲聊“侃大山”。

我当时“县团级待遇”，每月可领两条烟。我不会抽烟，我的这帮小兄弟中有两三个人会抽烟，于是我们就“共产主义”，“各取所需”。谁会抽烟就拿去抽。过了几个月，我觉得自己“吃亏”了，于是就慢慢熏，也学会了抽烟！

记得我们最“豪华”的一次享受是吃冰激凌。他们几个带我去一个有名的冰激凌小店吃冰激凌。我过去听也不曾听说过“冰激凌”，这玩意儿，这一下可开了“洋荤”，足足吃了一大盘！几乎把一个月的零花钱都花光了。但是至今想起来，似乎舌尖上还有点甜味呢！

那时候每天吃过早饭我就骑上自行车去“中纺公司”所属的几个纺织厂采访，内容大多是恢复生产、工人护厂、劳资关系和接管的经验等。我在《天津日报》5个多月中写了十几篇报道， 有一篇短文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就是刊登在1949年3月12日《天津日报》副刊上的一篇特写《我有说话的必要》，此文内容是写的纺织厂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一场纠纷，工头欺侮工人，工人进行反抗。事情并不大，却反映了解放后工人的合法权利有了保障。所以这篇短文引起了当时正在天津视察的刘少奇同志是注意。少奇同志读了此文后，还特地做了一番评论。据当时报社领导向我们传达刘少奇同志的评论是：此文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工人和工头之间的矛盾要图妥善调解。我们首先要保护工人的合法权利，工头虽不是资方，但代表资方管理工人，甚至压迫工人。但工头也是工薪阶层，所以要注意分寸。工头不能再用解放前的粗暴手段管理工人，但工人也应服从正常的生产管理。

另一件事是同年4月刘少奇同志在天津的两次讲话报告。是向天津工商界和工会人士做的报告。我作为《天津日报》的记者去采访，并应聘为会议秘书，负责做记录。会后，我写完报告就将记录稿交给会议秘书处了。当时会场可能有两个人做记录，我是其中之一，所以如今有人写文章引用刘少奇同志那两次讲话的那内容，可能就是从这些记录稿中摘取下来的。

根据我的回忆和最近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回忆文章，刘少奇同志这两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谈民主主义时期党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还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去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因为中国的经济还很不发达，生产力还很落后，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同时，也要让民营经济继续发展。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即私营经济，当然就会有经济剥削，即工人还得受剥削。将来经济大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物质大大丰富，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自然就不会有剥削了。

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十分薄弱，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工人阶级就会大批失业，对工人阶级也不利，社会也不易安定。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既联合又斗争。联合是允许他们发展生产和适度剥削，斗争是限制其投机性和减轻对个人的剥削，做到公私两利，劳资协调。

刘少奇同志有些很精辟的意见，他指出：剥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而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封建的剥削相比较则是一种进步。资本主义是不能过早消灭的，不到一定的高度是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会受到惩罚的。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将来总是要被消灭的，但现在还不能消灭，历史发展阶段是无法跨越的。他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说：“有些自认为探索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总是想跳过去，想用行政手段跳跃历史发展阶段，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受到了客观规律的制裁。”当时凡是听到了刘少奇同志这些讲话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些讲话水平高，有深度，有眼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也完全符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党的路线和政策。我在天津采访工业经济就是遵循刘少奇同志这些讲话的精神去报道的。可是，曾几何时，到了十年浩劫时，刘少奇同志这些正确的意见竟被人歪曲成了“剥削有功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而大加讨伐，甚至成了“大工贼、大叛徒、大特务”的罪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真是令人心寒！

1949年6月中，我奉调南下，随四野大军渡长江，直抵长沙。

随部队出发前，我的那伙小兄弟还依依不舍地为我送行。还是两包花生豆、几瓶老白干，大伙儿嘎巴嘎巴地吃着，滋儿滋儿地喝着，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谈笑着，热闹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我就整装启程南下。直到今天，再也未见到我这几位小兄弟，还是怪想念他们的！

1949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随南下干部大队渡过长江，抵达了湖南长沙市近郊。在准备攻占长沙的部队（四野12兵团）中采访。经过谈判，国民党守将程前、陈明仁等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于8月初举行入城式。我被调到《新湖南报》担任采访部主任。

1951年新华社湖南分社与《新湖南报》分家，新华社分社直属新华社总社领导，成为总社派出机构，我被任命为新华社湖南分社采编主任。1952年任分社社长。1953年5月调入新华社国际部，当年出国访问。

总共只在湖南待了三年多，大约写了六十多篇稿件，都很平庸，我一篇也未曾保留下来。我这个人生来就不是“将才”，不会做官，做领导工作。在抗日战争前线当指导员、教导员如此，在延安大生产中当区队长亦是如此，在《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担任部分领导工作时亦复如此。我只会自采访、写稿，不会计划、组织、领导他人去采访、报道，不会统领一个小单位的全局工作。因此，在湖南的三年多工作平平，无可资纪念的内容可写。

国际活动

但是，在国际活动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些经历值得略予追述的。

从1953年7月我出国访问，到1983年6月我离开新华社，我在国际问题的报道、评论方面采写了比较充分的稿件。时间长达30年，三次常驻国外和香港共15年左右。

新华社干部处大约是在我的档案中发现我在延安进过俄文学校，以为我懂点俄文，于是就在1953年5月下令调我出国做驻外记者。

我在当年7-8月底先去波兰和保加利亚，临时访问了一个多月，9月去莫斯科作实习记者，当时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是李何，总社预定我去华沙分社担任首席记者。但我当时不但连驻外记者的ABC都不懂，而且俄文也基本上不过关，所以，只能先在莫斯科实习半年，在老记者带领下先学点最起码的业务技能。

就这样，我在莫斯科进修了半年，于1954年4月去华沙担任新华社驻华沙首席记者。

到华沙后，经由我驻波兰大使馆参赞余湛、黄文友等同志的大力帮助，用了半年的时间，大约是1954年10月才租到两套公寓，居室，安装电话，总算建立了分社。在此之前，我只能独自住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旅馆，每天自修俄语而已。

分社建立后，我的俄文水平经过这莫斯科三、四个月的学习，总算可以看报纸，进行一般谈话了。这才开始采访和新闻报道工作。可是，时事政治动态性新闻仍由总社采用波兰通讯社（PAP）发的稿件。可见，那时我还算不上一个称职的驻外记者。当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后，曾经路过华沙，考察分社工作，他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是勉励我加紧学习外文，逐渐练习采写时事政治新闻。他勉励我说：“你在国内分社也算是一个比较称职的的社长了，但到国外却只能先做个实习记者，这也难怪，因为你未经过任何业务和外文培训就被派出国了，需要一段时间边工作便培训，自我培训吧！”

吴冷西这番话说得比较实事求是，因为，要培养一名驻外记者，必须至少学习几年外语和新闻业务。当时的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边工作、边培训”确实是适应了当时的“社情”。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新华社当时采取的这个培养驻外记者的方针是确有成效的。我就是经过1953年到1967年这十多年的“双边”（边工作边培训）措施而成长为基本合格的驻外记者的。当然，像我们这些“自我培训”出家的驻外记者，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学院教育，既不曾拜师学艺，类似“票友”出身，学识自然赶不上学院出身的名记者。即使学识渊博，业务也可能不如人家熟练。可是我们却能供应急需，时效较快。

到1955年春，我的俄文水平就可以供一般采访使用了。虽然不能用外文写稿，却可以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和地方。波兰语和俄语十分相似，波兰人和俄国人交往用不着翻译互相都能听懂，我在华沙完全可以以俄语展开采访活动。

作为一名记者，我当时的社交活动并不多，范围也不广，尤其是上层社会和政府要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不但不主动同人家交往，而且常常是敬而远之，一见他们我就避开，顶多是握一下手，说一声“你好！”就主动“靠边站了。为什么这么畏畏缩缩？因为当时新华社总社有那么一条禁令：未经总社批准，驻外记者不得采访驻在国的国家领导人。所以为了遵守总社这条纪律，我在外交场合，比如国宴上、机场迎宾行列中和庆典集会上，从不靠近驻在国的党国大员，当然更不敢交谈几句。当时，只见西方记者抢拍照片，并且积极向前挤压，千方百计缠着驻在国的党国要人去提问题，挤出他们几句话，并且以小本子记录下来，回去写新闻时转述几句。而我这个新华社记者却默默不语作壁上观，西方记者对我这副神态不理解，鼓动我与他们一同去向党国领导人提问题。

记得1956年7月21日在波兰国庆宴会上有一位美国记者主动给我端来一盘菜，并且举杯同我干杯。但是我只接受了那盘菜，却不肯同他干杯，我怕违反外事纪律。可是那位美国记者却很热情，有耐心，又给我拿了一盘水果来。他对我说“让我们一块去向西伦凯维兹总理祝酒，提一两个问题好不好？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比我受欢迎，他肯定会回答你的问题的。”我立刻觉察到这位美国佬是想利用我，于是笑而拒之。

其实西方记者经常利用这种场合同官员们交谈，而我们的记者从来都不提什么问题，可是波兰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们却“表扬”我，他们说：你这位新华社记者最友好，从来不提问题，好接待！真是哭笑不得，其实呢，我当时之所以从不向党国大员们提问题，主要是我身上没有工作压力，总社不要求我们写这类新闻，也定有纪律，我何必去惹是生非呢？可以这么说，在应邀参加有高层大人物的社交活动中，我根本无事可做，只是呆呆地站着看热闹，闭口无言。如果是一名熟练记者，这正是发挥本领，多交谈、多提问、采访新闻的好机会，但我却每次都白白浪费了这类社交采访的机会。这赖我吗？总社纪律！

然而，在中下层社会里我可是比较活跃的。在我的驻外记者生涯中从来没有采访过外国党政领导人，在波兰也是如此，而同中下层人士的接触比较多。作为一名记者，你总不能整天闷在家里看报纸，总得开展一些采访活动，总得了解一些社会生活情况，总得结识一些社会人士，总得走出门去看一看，听一听波兰的国情、人情和风土人情吧？

从1955年开始，随着我的俄文水平听说能力不断提高，我在华沙的新闻界和工厂、农村结识了一批可以深谈的朋友，看到了一些社会现象，听到了不少社会言论和呼声。通过在中下层社会的采访和社交活动，我搜集到一些在上层社会中和公开报刊中无法获取的报道素材。更重要的是，经过对这些素材的分析，逐渐形成了我对波兰政局发展的认识，包括对1940年卡廷事件的传闻······这倒是我开始展开采访活动时所未曾料到的效果。

1946年夏，（6、7月间）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市工人大罢工，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称作“波兹南事件”，此事震动了国际舆论。因为在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中从来不曾听说过工人罢工之事发生。尤其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们更是难以理解。我也无法理解，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西欧、美国工人罢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受资本家剥削么。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怎么可以罢工呢？作为新华社驻波兰记者，我有责任向中国读者和中国领导人报道，说清楚 这个问题。波兰波兹南法院在罢工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开庭审判罢工案件，这又是一条令人不解的新闻。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法院审判工人。于是我就动身去波兹南采访。因为是公开审判，新闻界外交官都允许旁听，我就在法庭内外、工厂采访，找工人谈话。这种审判令人啼笑皆非，工人罢工在西方国家是家常便饭，工人有权罢工。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却把罢工工人传唤的到法庭审判，工人如何当家作主也就不可理解了。

我当时也没有写报道，只是记在本本上打算留作纪念罢了。后来这些本本都在“文革”中遗失了，所以今天也无法追忆那些场面了。但是我去波兹南这一趟却没白走，在法庭之外我同工人闲谈中就了解到波兹南工人为什么罢工。

当时波兰的经济十分困难，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开始在1956年波兰市场上很难买到，其它农副产品的供应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中等收入每人每月2000兹罗特，而自由市场一根黄瓜就15 个兹罗特左右，谁能吃得起这么贵的黄瓜？人们每天下班后还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购买食物，而且有些食品还常常脱销，买不到。我当时也每天上街买菜，也饱尝排队之苦。后来把家属接来华沙时也包括一个保姆，每天把购物单写好，交由她去购买。否则我每天要花许多时间排队买菜。

生活困难是波兹南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其实我看波兰市场的供应还是比后来的中国要好很多，至少没有限量，没有每月配给卡、票证之类的。只要排队，购买量不受限制。不像中国，男女老少每人定量供应粮食、肉类，买粮食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衣服要布票。买自行车、手表要工业券······

在华沙，我活动最多的地方是波兰记者之家和波兰通讯社，其次是东欧各国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驻波记者站。

记者之家是波兰记者协会的会址，那里有个咖啡馆，可以同波兰记者或外国驻波兰的记者们闲聊、喝咖啡。这里不是官场，交谈比较随便，偶尔可以听到一些从别的渠道和场合听不到到的历史和社会情况。活动方式大都是在记者俱乐部喝咖啡，互相请到家里做客、外交场合凑在一起闲聊。这些记者大多都是斯拉夫语系国家的人，都能讲俄语。

波兰通讯社国内部主任勃兰德尔和国际部主任霍夫曼以及波兰记协总书记捷吉茨等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喜爱中国酒及中餐，常到我家做客。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成朋友，谈话的内容就从天气、风俗文化等扩展到时事、政治、外交等领域了。

但是，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摆“龙门阵”，为了能全面地了解波兰的社会情况，我也时而到工厂和农村看看。虽然这些都是经官方安排的采访活动，大都是谈成就、话友谊，官方式交谈，却也可以交朋友。认识以后，就可以直接联系，请吃饭，闲聊，这就能谈得比较深入一些。格但斯克造船厂、华沙汽车厂······我都访问过，还到工人家做客，交了几个工人朋友。华沙附近的农业合作社我也多次拜访，他们都很喜欢同我来往，也很关心中国，愿听我谈中国的文化、生活等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我在我的住宅附近也交了一批朋友。我住在斯维尔斯基（Sverchefski）大街的一座七层楼的第三层，这是一幢公寓大楼，住户中有机关干部、工人、企业职员等等。他们家中大多没电话，而我家有两部电话，因此他们常常来我家打电话，打完电话，当然就会坐下闲聊几句。来得多了，谈的也就多了，于是从友谊、生活等话题逐渐谈到时事政治话题。在我的住宅楼后面约半公里处，有个小花园，我常在晚饭后带孩子们去花园散步、游戏，也认识了一些常来游园的老年人。这样，我的社会接触面就由中层人士（知识分子）扩展到工人、农民和一般干部、老年人等等。

在在同这些中下层人民的接触中，我听到了不少这样的社会、宗教、历时情况，尤其是波兰与前苏联关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对于这些情况，开始我是不肯轻信的，更不会写出来公开报道。因为未经核实，而且都是些’反苏’性质的内容，在当时“反苏言论”可是罪莫大矣，我自然不敢相信，也不敢写。可是后来谈到这些事的人多了起来，而且越辣越公开化了，这就不能再简单化地当作谣言而不予理睬了。

这里试举几例：

1940年在斯摩棱斯克卡廷大森林中屠杀了上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这桩公案。当时苏方一口咬定这些波兰军官是德国法西斯在1941年杀害的，当时许多波兰人都说苏联在撒谎，大家认定就是苏联人杀害的！我在同波兰中下层人士的交往中就有好几个人谈到此事。于是我写成内部才考材料发回总社。

波兰军队当时完全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国防部长科罗索夫斯基元帅和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都是从苏联派来的。1956年10月，哥穆尔卡东山复出，重新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后举行了一次宴会，给这些苏联元帅、将军发了勋章，然后一律欢送他们回苏联去了，有点像我们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波兰东部沃尔夫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苏联割去大约有五六万平方公里，约占波兰总面积六分之一左右。当时 在波兰广泛流传这么一则政治幽默（Anektot）

社会主义各国友好人士举行联欢茶会，会上一位苏联人士夸耀苏联的科学技术如何高明、先进，他说：莫斯科市在扩建高尔基大街时，市苏维埃的五层楼竟向后移动了数十米。同时问大家，你们哪个国家有这等技术？这时，一位波兰人举起手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漫说是以座楼，我们波兰整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往西搬移了几百公里呢！

（谢按：二战后，苏联从波兰割去了沃尔夫省，然后从德国又切削一块大体与沃尔夫省面积相等的土地划给了波兰，那就是现在的波兰西部的弗罗茨瓦省）。

1945年初，华沙人民为了解放自己并配合苏军西进，发动反法西斯起义，打了一个多月，结果被德国法西斯残酷镇压了。而这时早已逼近华沙的苏军却停止前进，坐山观虎斗，眼睁睁看着华沙起义被镇压下去。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波苏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交易，这里就不多叙说了，这些情况后来件件都被查实了。

1956年夏，波兹南罢工事件发生后，波兰全国政局发生动荡，波、苏关系十分紧张，匈牙利事件 当时已经爆发，苏联军队开枪弹压，波兰也很快波动了起来。波兰总统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突然去世，波兰盛传瓦茨拉夫·哥穆尔卡（波兰统一工人党前总书记，1947年被苏联当作“铁托分子”而罢官）将复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定于1956年10月召开中央全会，华沙市民上街游行，呼吁哥穆尔卡复出领导国家。苏联方面虎视眈眈，跃跃欲试，驻波数十万苏军已有一部分开出军营，“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二个“匈牙利事件”眼看就要爆发了。

从8月到10月，我这个新华社驻华沙首席记者也在接受一次考验。如何准确、全面、客观地向总社报道波兰的政局动向、人民的情绪和波苏关系，如何对波兰的政局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判断，敢不敢说真话？怕不怕被扣上“反苏”的帽子？当时我感受到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驻波兰大使馆每周都开会研究波兰形势，而且很重视我，每次都请我去参加。但意见往往不一致。大使、参赞等大都对波兰形势持悲观态度，认为波兰反苏情绪太大，认为苏联给了波兰很多援助，苏军解放了波兰，而波兰人却不思报恩，反而煽起了反苏浪潮。

而我却不这样认为。我的发言往往是替波兰打抱不平，认为波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双方意见由小分歧发展到大分歧，最后是针锋相对了。

使馆同志认为，哥穆尔卡复出后波兰将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走去，并且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而我则认为，波苏关系不够正常，需要调整，只要工作到家，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国内也不至于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只是一个民族意识比较强的共产党人，他同铁托有点像，但不会反苏。

我和使馆的意见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哥穆尔卡东山复出是必然的。1956年10月，我在华沙可是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要向总社发稿，同时还得接听莫斯科来的电话，听说刘少奇同志当时到了莫斯科。刘少奇同志在北京就经常看我发回的报道，所以到了莫斯科后就要秘书每天上午给我电话。要我报告华沙报刊和党政大员的动向。最紧张时，即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全会时，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都秘密飞到了华沙。但新闻界不报道，只有从社会友人处听到一些风声。据说，赫鲁晓夫等是在驻波苏军的军用机场着陆的，西伦凯维兹不许他们在华沙机场着陆。赫鲁晓夫还质问西伦凯维兹为何不许他们在华沙机场着陆？西伦凯维兹回答说：“因为我们并没有邀请你们，你们是不速之客，你们现在是在华沙，不是在莫斯科！”可见当时波苏关系之紧张。

果然，在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使馆党委立即开会研讨波兰政局突变。我被通知列席会议。会上，两种相反的意见进一步对立。除我以外，其他同志是一面倒，都认为波兰将趋向反苏，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在国内波兰也将停止农业合作化，逐渐发展资本主义成分。

 我则认为，形势不一定如此悲观，只要适当调整好波苏关系，波兰不至于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至于农村政策，不要急于搞合作化，缓和一下，放慢一点合作化的步子，以利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充实市场供应，人民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

但我不是使馆党委委员，我的意见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会后，使馆党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内容自然是波兰局势如何悲观，类似匈牙利等。

这时，我思考良久，怎么办？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想我有责任向总社写报告，阐明自己对波兰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当然，我也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默不作声，反正我已经发给总社大量材料，如实报道了波兰的客观情况，尽到了身在第一线的首席记者的责任，但我这个人心直口快，肚子里有话总憋不住，不管对任何大、小事情只是想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不说不痛快。

我又想，作为身在第一线的记者，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实际情况外，也有责任把自己对这些客观现实的分析、认识报告给总社，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全的、说真话的记者。只报道事实，而不表明自己的认识，那只是说了一半真话。于是我想，要说就说个痛快，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大不了带上个“反苏”帽子调回国去罢了。开完党委扩大会，，回家躺在床上，心情很不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末了，还是翻身起床，提起笔来，写了一纸两三千字的报道，内容如下：

新华社驻波兰记者对波兰政局的一些看法【新华社华沙记者谢文清10月22日密电】据传，苏共代表团在波时明确表示，如果不执行苏共的建议，军队将采取行动。哥穆尔卡对苏共代表团说：“如不撤退华沙周围的军队，我将号召人民。”

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不存在波兰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而投向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在波兰复辟问题。但按波兰党中央大多数制定的路线，（可以说是得到全国大多数人拥护的路线，）波兰在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部分领域内将起很大的变化，即政治上更加民主目前已产生一些极端民主的倾向);经济上将改革机构，给个人以更多管理和计划的权力；对私人经济，如富农等已做出了让步，但波兰人认为是改变目前经济局面所需的；文化上，目前在绘画和音乐方面形式主义已占上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完全抬不起头。可是波兰将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社会主义成分仍然是压倒的优势，外交上仍然以波、苏联盟为基本原则。一句话，波兰力图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自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而其中某些具体政策确是偏右的倾向（如农业增产不依靠合作社，文化方面形式主义抬头，在报刊讨论时有不正确的言论出现等等）。

据记者耳闻目击，波兰很多人提出的口号是民主化，各国人民都有自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波兰也有它自己的道路。同苏联友好合作，但要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事情。

很多人对苏联代表团突然到达华沙和与此同时在华沙市外围调集军队之事表示极大的愤怒，认为苏共代表团是破坏波兰主权撞进波兰的（据说飞机在空中盘旋达一个小时左右，才允许着陆），认为他们是干涉波兰内政，认为调集军队是粗暴的武力威胁。

据说赫鲁晓夫下飞机后，曾先同罗科索夫斯基（即所谓“纳达理”派的中心）握手，而后转向奥哈布、西伦凯维兹、萨瓦茨基和哥穆尔卡（即多数派）握手，并说：“我们不允许把苏联战士曾为之流过血的地方交给美国人”。西伦凯维兹说：“请你注意，你现在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是客人”。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在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的不够明智的，引起波兰人民强烈不满。在华沙到处可以听到这种不满的声音。

以上是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新华社驻华沙记者报道波兰情况

【新华社华沙10月20日密电】据传波兰党中央已分裂为三派：第一派是以西伦凯维兹、奥哈布等为代表的主张民主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逐渐提高人民说活水平；第二派是以科罗索夫斯基、诺瓦克、玛茹尔等为代表的主张欺压犹太人，从领导职位上撤掉，五年内提高工资85%并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集中；第三派以拉莫夫斯基位代表，主张进步民主化，并奉行独立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第一派是中央的绝大多数，第三派也同第一派合作了，所以至今说目前实际上是两派，第二派是极少数，但掌握着军队。第一派和第三派是绝大多数，且得到全国工人、学生、青年 和知识分子的拥护。据说萨瓦茨基原属第二派，但很快就转到第一派。第二派不同意七中全会的决议，并在实际中抗拒不执行七中全会决议，因而七中全会决议贯彻不下去，但工人强烈要求民主，党组织无力领导，所以决定召开八中全会。

在八中全会召开前夕，全体政治局委员申请辞职，随后又拟出了向八中全会提出的新的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名单上没有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和玛茹尔的名字.这等于换个方式  把他们三人开除出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名单中包括了哥穆尔卡和莫拉夫斯基的名字。

10月18日

苏共中央建议派代表团参加八中全会，波党中央回答说无此必要。10月1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朱可夫、科涅夫等，突然来到华沙，奥哈布和哥穆尔卡在欢迎后，仍表示不欢迎他们参加八中全会，苏共代表团到达华沙的消息未宣布，直到他们10月20日晨离开华沙时才宣布。

目前是第一派和第三派合二为一得到了全国各界人特别是工人和知识界的全力支持。10月19日晚，记者曾目击了华沙工业大学的集会，有二千多人。华沙各工厂、克拉科夫列宁钢铁厂和克拉科夫大学等都派有代表参加。西方记者也有人参加。在会上工人代表提请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警惕军事政变，并说，军队已经集结在华沙周围，也要警惕反动派乘机捣乱。号召华沙全党、全市、全体工人动员起来，确保首都秩序的正常，以免反动派制造骚乱和军队借口进行干涉。工人和学生代表在会上强调我们坚决忠实于社会主义和波苏友好，但我们有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友谊应该是平等的，不妨碍主权的友谊，反对外国干涉内政。群众强烈要求哥穆尔卡参加党的领导，如：企业各团体致八中全会的公开信中都强调民主，主权独立、波苏友好和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共代表团此次到会上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不满，据记者听到的一些反映，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所以始终未能参加八中全会。

据传，哥穆尔卡也提出他的主张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经济政策，解散办得不好的合作社，承认对波兰共产党的错误的评价，承认对马歇尔计划的评价不足并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个计划我（即不附带政治条件地接受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

                                                   （谢文清）

报告写好后，我却没有勇气送给王炳南大使看，我让我妻子郭先逑同志送给王炳南大使去了。

一上班，王炳南大使就召开党委开大会，讨论我这篇报道。不用说，我在会上完全孤立，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看法。甚至有人反对把我的报道发回国内，还是王炳南大使胸怀宽阔大度，决定签发我的报道。可是还是有同志建议在我的报道结尾加注了一句话：“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的差别”。王大使采纳了这个建议，终于签发了我的报道。

       报道发出了，我却不但睡不着觉，甚至连吃饭也无味了。我知道这个报道的分量有多重。一个记者居然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同使馆唱反调，而且站在波兰的立场上说“老大哥”的“坏话”，真是有点狂妄呦！后悔也来不及了，电报已经发出了，听天由命吧！

过了不到24小时，次日傍晚，中央的复电就到了华沙。速度之快令我惊讶。王炳南大使在电话中火速召见我。这时我的心情相当紧张，立即驾车前去，我估计是北京来了复电。我直奔大使办公室，敲门后应邀而入。我看王大使神情似乎也有点紧张，不等我坐下，他就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纸交给我看，并且说：“中央来电肯定了您对波兰形势的分析，喏，请看吧!”  

我接过电报，双手微微颤抖，读到了如下电文：’

“驻波兰大使馆党委：你们对波兰形势的看法与谢文清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但中央认为谢文清同志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此点望转告谢文清同志。”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顿时流淌出眼泪，半坐地靠在沙发上，说不出什么话。党委成员这时鱼贯而入，轮流读了中央复电，谁也没说什么就散去了。

至此，我总算度过了难关。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一年多来，我开展社会学采访活动，同中下层人士的交谈使我掌握了一些真实情况，这十分有助于我的分析判断。我想使馆的同志们为何总是偏向苏联方面的观点？而我的意见却总是偏向波兰方面？想了很久，只想到一点，那就是使馆外交官的活动范围是否太窄了？据我所见，他们接触的最多的是波兰外交官和东欧各国驻波外交官，他们较少接触波兰中下层人士，而外交官对外交官向来是不多说话，更不多说真话，大都是外交辞令，打官腔。所以他们难以了解真实情况。而我接触了许多波兰中下层人士，听到了他们的一些声音，因而受他们是影响较深。

我听波兰人的意见多，而使馆的同志听苏联人的话较多。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过的一段话：“没有感性阶段的调查，研究就上升不到理性阶段的分析和判断。”这两个阶段不能分离，只有互相结合，在实践中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判断。

过后还应该上升到理性认识，我还想在这里加上一句：在理性认识阶段还必须解决一个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说真话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全面、确切地报道客观事物，不容许丝毫夸张和缩小；第二层，说出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与认识，即自己的观点，二者缺一都不是说真话。在某种程度上讲，前者，客观地报道事物的本来面目更为重要，否则就会在上升到理性认识时使人产生错觉。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波兰作正式访问。这是最权威的人士来到第一线观察和探讨波兰政局的动向。周总理首先听了使馆领导人关于波兰局势的汇报，随后同新当选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等会谈，接着就去波兰西部工业城市弗罗茨瓦夫和文化古城克拉科夫等地访问。在去弗罗茨瓦夫的火车上，周总理还特地挤出时间听了我个人的汇报。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同志谈话，也是第一次同中央首长见面谈话。

当时我随周总理采访，上了火车，离开华沙时已经快到深夜了。我想，白天忙了一天，该休息了，打开毛毯，放到身子呼呼入睡了。总理在处理完各项公务之后，命令随团秀才李慎之（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同志来叫醒我。老李推开我的卧铺门，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对我说：“谢文清，起来！你倒轻松，已经梦见周公了？快走，周总理有请，传你问话。”我也来不及整装，就穿着睡衣跟他去见周总理。

“总理，这就是新华社驻华沙分社首席记者谢文清同志。”李慎之把我介绍给周总理。

开始，我有些紧张，因为我从来不曾同党国领导人见过面，更未曾谈过话。总理一面同握握手，一面说：“啊，你就是谢文清！看到你写的许多报道，可是没见过你本人，今天认识你很好。现在在火车上没有别的日程了，就请你谈谈波兰的情况吧！今天有时间，你可以谈得细一些。”

我知道总理白天整天的日程都是满满的，夜深了，他真该休息了，所以也没敢多谈，何况我手头也没有带着什么资料，也很难细谈，但总理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地射过来。他问我答，足足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李慎之同志始终在场相陪，好像还做了记录。

 总理听完我的汇报后，对我的汇报有如下评价：“关于政治方面，你谈得不错，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还算及格。但关于经济方面，却不及格，材料不多。”（大意）总理还问到了新华社华沙分社的情况。我对他说：“没什么华沙‘分社’，只有我这一名记者，并无第二名记者。我老婆作我的译电员，不是记者。我们这个夫妻老婆店，并无别人。”总理对此感到惊诧，他说：“怎么？只有你一名记者？写了那么多报道？太辛苦了！”总理然后笑了一下，问我：“那些有关波苏关系的材料是怎么得到的？”

“从波兰老百姓、干部、记者等人口中听来的。”我这时也不那么紧张 了，双方交谈也比较随便了，所以用语也通俗化了。我说：“我这记者不管政治动态报道，那些政治动态新闻由总社接收波兰通讯社的电讯去编发。我只管做些中下层的采访活动，所以我交了不少波兰朋友，我的左邻右舍、楼上楼下的波兰人都同我认识，大家经常碰面，混熟了就闲聊，闲聊中就听到从官方不能听到的社会新闻。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闻，只是我们不知道，而波兰人大都是知道的。”

“你的采访比较深入能直接听到下层人民的声音，最重要的是你反映了真实情况，说了真话。谢谢你啦！”这是周总理告别握手时对我说的最后两句话。“你说了真话”这几个字至今还在我记忆中萦绕着。我认为，这是对我也是对一名新华社记者的最高褒奖！

周总理经过数天的观察，认定哥穆尔卡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老哥并不反苏，只是要求苏联对波兰要平等罢了，波苏关系要调整。哥穆尔卡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应予以支持。因此，总理在告别宴会上讲话时公开表示对波兰党和政府的支持。

这样苏联方面也放心了，驻波苏军也回到了军营，避免了一场国际危机，避免了第二个匈牙利事件。波兰只是把苏联派来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海、空军司令送了回去，却并未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苏联和波兰政府随后很快就谈判签订了关于苏军驻在波兰党协定，其中规定驻波苏军必须遵守波兰法律，不得过问波兰内政，未经波兰政府同意，不得将部队开出军营等等。

没想到，大风大浪过后我又遇到了一个小风浪。波兰的政治危机过后，我继续观察哥穆尔卡复出后的波兰政局，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波兰政府改组。使馆也在分析研究这个问题，并要大家留心倾听各方面有和议论。我在各国驻波兰记者的圈子中有展开活动，听听人家有何分析。波兰记者们也都在议论政府改组问题。无非就是谁进谁出的问题。

当时我听到几个波兰同行说，西伦凯维兹将继续任总理，不会动。有争议的是，副总理诺瓦克是否留任，此人比较亲苏，苏方希望他留任，但波方要换人。后来外国驻波记者，比如罗马尼亚记者也有此类说法。我在一次同捷克女记者科兹诺娃的交谈中也向她转述了波兰同行的这一说法，这一下可闯了大祸。

这位捷克女同行立刻把我的转述报告了苏联驻波大使馆。苏联大使馆又立刻向中国大使馆告了我一状，罪名是“散步反苏言论”。新华社总社也不问青红皂白，不向我 查问核实，立刻向全社通报批评：谢文清犯了政治错误。真没想到“反苏分子”的大帽子躲开了，却又被扣上“反苏言论”这顶小帽子。至今想起来还啼笑皆非。

1958年4月我奉调回国，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1963年3月，我出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

这一年7月，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都撤回大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在此之前，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写的稿件都是颂扬苏联社会主义的辉煌，而从之此后，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变，苏联没有什么可颂扬的了，有的只是应该如何和批判揭露的事物了。

我这个首席记者和前任比，任务是相反了。从1963年3月到1967年3月，我在莫斯科待了4年，其间只有一件带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值得追述一番。那就是1964年10月，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及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治局势的评估和分析。如果说，1956年在华沙我的意见与驻波使馆有明显不同，那么这一次，即1964年10月在对苏联政治形势作评估、分析时，我们莫斯科分社是同北京高层的某些同志产生了分歧。

这一次我们发给中央的报告被新华社领导打入了冷宫，未能上报中央。所以，中央领导压根不知道我们莫斯科分社的记者们对当时苏联政局的评估。这与1956年10月的情况可是大不相同。

1956年10月，我从华沙发回总社的大量报道，新华社几乎都通过内参稿件上送中央了。但1964年我们从莫斯科发回给稿件却不符合总社领导的胃口，一律被“枪毙”了！现在我想没有必要再说了，因为稿件已经没有了。

（也许，那时全党上下都欢呼我们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啦！而莫斯科分社却说赫鲁晓夫下台是苏共中央内讧，苏联政局将是换汤不换药。）

1966年全国开始大动乱，大反动的10年。这时我还待在莫斯科。莫斯科当时是我国的外事团体去西欧的必经之路，几乎每天都有自北京去欧洲或自欧洲返回北京的人士。大家都住在使馆一个招待所里，所以我们的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

从新华社来的人都说，各级领导大都“病倒”了。乍一开头，我还信以为真了。但后来，“病倒”者越来越多了，好像北京发生了大瘟疫，我也就起了疑心。从这一年的秋天起，我就无心莫斯科的工作了，几次请求总社调我回国，但均未获准。

原先，中央有明令：我国驻外机构不高文化大革命，可是，到了1967年初，“文革”这股恶风也席卷到莫斯科了。我驻苏使馆的造反派也“忍无可忍”地造起反来了。

这时从西欧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大闹莫斯科。先是在使馆大院内部闹，把驻苏使馆闹得乌烟瘴气、乾坤倒转，这使得中苏关系受到影响，很不正常，（老外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大使潘自力早已回国，参赞张德群等主持使馆日常工作。使馆的勤杂人员由个别干部煽动起来，也造反了！国庆招待会时，参赞、一秘等都要给宾客端盘子、上菜，服务员们则“打翻身仗”了，“解放”了，“造反有理”了，不干此种下等差事了，外交活动几乎停顿了。

每天使馆关起门来开批斗会，首先是批斗以张徳群为首的几个参赞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即“镇压群众造反”的“路线”。我本不是使馆的官员，不是什么领导人，只是新华社分社的首席记者。只因使馆的领导人大都被造反派闹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不能履行职务，所以安致远参赞就把我吸收到使馆临时党委。他是我在延安的老同学，如今有困难求助，我自然不好推却，因此就进入使馆临时党委，任务是以记者身份从旁劝说、引导这些造反派不要太过分了，国外与国内不同，不要让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

岂料，我刚刚开口说了几句我自以为还算是细声细语，口气温婉，软溜溜的话，立刻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甚至有些造反派还说我也是大使馆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始终不服，我说，我原本只是一个记者，没有担任过使馆的领导工作，何来“当权派”？更谈不上“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西欧巴黎、伦敦路经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约有百十来人，他们不单是大闹使馆，而且大闹莫斯科，大闹红场，引起一场外交纠纷。这些留学生到莫斯科后，到要去红场给列宁墓陵墓献花圈，这也罢了，经使馆与苏联外交部交涉，红场管理局允许我国这批留学生按秩序献花。

不料，我们这些造反派留学生为了向苏联“修正主义”当局示威，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居然在列宁墓入口的台阶上大喊反修口号，高唱《国际歌》，闹得苏方公安人员怒不可遏，把这几十个造反派留学生驱散了。毕竟，在列宁墓前是从来不允许大声喧哗的，（在国内，如果不是 “文革”时期，你到八宝山闹一个试试！更不用说到毛泽东纪念堂闹闹试试！）必须保持肃穆庄严。

如今几十上百人又喊口号，又唱歌曲，苏方当然不能容忍。警察过来驱散中国学生，当然免不了推拉，扯拽。但是苏联警察并未打人。而我们的造反派为了获取“反修战士”的桂冠 ，硬是假装受伤，有的头包白布、有的手裹绷带，说是受到了“苏修”迫害的“反修战士”。回国后又可挣得一点政治资本。

我同这帮造反派留学生一同回国，在回国的火车上，他们又上演了一场闹剧。

那时，“北京——莫斯科”列车上的餐车和服务员的工作间，都摆放一些俄文“反修”小册子 ，内容都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类的，苏联海关禁止这种书入境，所以在我们的列车上的这些小本本均被海关查收。但是人家挺有礼貌，查收时开具收据，待我列车返程时归还。

1967年3月8日这一天，我和“造反派”留学生乘同一列车回国。不料，苏方列车到苏联边境正归还这些小册子时，少了几本，人家还特别声明：“可能是有人拿去阅读未还。下次你们来时一定如数归还。”而我们这些“造反派”又要造反了，这是捞取“反修战士”桂冠的绝佳机会，岂能轻易放过！于是他们会同列车上的各路“反修英雄”同苏方海关大闹了起来，扭打成一团。

列车长就来找我商量如何了结这场胡闹。因为列车如果在站内停留时间长了，导致其他列车无法进站，严重妨碍人家的列车运行。大家如果不迅速上车，离开站台，苏方就要找来警察武装押解中国列车出境。这时我面对“造反派”留学生，不得不“狗胆包天”，以一个老干部但并非当权派，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身份站了出来，劝说我们的“造反派”、“反修英雄”们火速登车回国。我对他们说：“我们列车上的小本本本来就是供苏联人看的么，是免费供应的么，只有让他们读一读才能起到反修作用么！如今他们拿了几本去读，岂不是正中我们下怀？何苦一定要他们归还？而且他们也是下层铁路交通人员，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啦，大家赶紧上车赶路吧！”列车长等也好言相劝。

这时，造反派中的极端分子指责我是胆小怕事，替苏修开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认为我的话是有些道理的。大家总算上车了，这才解决了这段“公案”。

列车回到了北京，北京的造反派又把列车上的造反派热热闹闹，暄暄嚷嚷迎接了一番，声称“反修战士”胜利归来了！

可是，外交部苏欧司却有几位同志接我去外交部汇报情况，并表扬我说服“反修战士”登车。我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

“换汤不换药”和“汤、药都得换”

       ——莫斯科分社工作回忆

从1963年3月到1967年3月，我在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在这四年中，分社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政治风浪。从研究社史的角度看，似乎也需要把它写出来，供后世参考。

这次政治风浪发生在1964年10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下台前后。

当时，莫斯科

分社的主要任务只是观察bufenjinzhi、了解苏联的政治形势以“返修斗争为纲”。总社之所以选派我去莫斯科分社工作，大约是有鉴于50 年代我在华沙分社任首席记者时对波兰的政治形势的观察与分析略有所得吧！但1963年就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来说，却是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一年7月，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苏，与苏联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好像是苏共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会谈。在会谈期间，苏联与美国、英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一下激怒了中国。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个条约是针对我国的，是想捆住我国的手脚，不许我国制造核武器（法国戴高乐总统也认为此条约是要限制法国制造核武器），于是中苏关系彻底破裂，邓小平拂袖而去，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也进入了“冷战”时期。我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中去莫斯科分社工作的。在我之前，李何、李楠、陈泉璧等同志在莫斯科分社主持工作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老大哥”、“一面倒”和“牢不可破”，是团结、友好、同盟。而此时此刻却变成了斗争、批判和对立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这种关系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反修斗争”，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后来，到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发展成为“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了。

当时，莫斯科分社的记者有丁翔起、杨福田、唐修哲等。因为中苏双方都对对方记者限制极为严格，所以采访活动并不多，大半是些官场上的外交宴请等。分社记者也很难接触苏联各界人士，尤其难以接触普通人民和社会活动人士。如果能同西方记者开展一些交往活动，是可以了解到较多的情况的。但我们却怕同他们交往。“怕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当时，谁都明白，怕的是“里通外国”，怕的是“亲西方”，怕的是“失掉立场”······这些“禁忌”。

在外交宴会上我们从来都不同西方国家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谈话。看到他们朝我走过来，我就溜走，避开。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大厅，美联社一位记者突然手端一盘菜肴并摆好餐具朝我走过来，送给我吃（这是外交活动场合一种友善姿态）但却吓了我一跳。我错手不迭，接是不敢接，不接又失礼，真尴尬啊，但最后我硬是“立场坚定”，躲开了事’使对方十分难堪。

这样一来，就使得分社记者的活动圈子越来越小了，末了，只是在东欧各国驻莫斯科记者中选择了两三个朋友，经常会晤、交谈。有罗马尼亚的《火花报》记者孟田诺和波兰通讯社记者马雅科等。当时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算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莫斯科独立性比较强的国家，他们的记者也因此与我们交往较多，有某种共同语言的感觉。此种情况与我五十年代在波兰时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我在华沙可以随便与人们交谈，可以到各地旅行、访问。而今天，“画地为牢”，活动范围狭小得很。当然 后来经过苏联外交部批准，偶尔也可以去外地看看，但都有人陪同，访问的对象也是苏方指定的。但是就是在如此狭隘的圈子里，我们所交的朋友在关键时刻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64年10月，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风浪。10月14日下午4点半左右，我们接到罗马尼亚《火花报》驻莫斯科记者孟田诺先生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们：赫鲁晓夫已经下台。

这当然是轰动性的大新闻。我立即同丁翔起、杨福田、唐修哲三同志研究此消息的可靠性如何。我们四个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研讨，认为此消息基本可靠。根据之一是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半个多月未在报刊上露面；根据之二，孟田诺此人从不轻言不可靠的信息，说话一向比较谨慎。但我们还是不敢肯定。当晚我们又分头驱车去红场和苏共中央大楼前观察动静。果然，红场东侧中央百货商场墙上悬挂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好像是十二个人，赫鲁晓夫肖像排第一）的肖像中，赫鲁晓夫的画像已经不见了。这就是我们的根据之三了，也是比较最可靠的根据了。

于是，在报告我驻苏大使馆领导的同时，我们也向总社发出一则报道，大意是：据传，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已经辞职（参编部原存有此稿原件，可惜现在已经销毁），此稿发出后，我们几个人反倒心情更为紧张了。尽管此稿中有交待说“待证实”，但万一是谣言，万一被苏联官方否认，总是令人遗憾的事。我们一面派人去街上继续观察动静，一面指定人守候在电传机旁（俄文TELEX接收TASS塔斯社的俄文广播稿），大家像春节守岁一样，不睡觉，静待新的消息。TASS社的电传机时播时停，可就是没有关于赫鲁晓夫活动的报道。我们大家夜餐也吃不下去，只是一个劲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熬呀，熬呀，熬到10月15日凌晨时，TASS社电传又哒哒哒······响动了起来，开始播发15日第一条新闻。我们定睛会神，盯着字条读了这条新闻，果然是“赫鲁晓夫因病辞职”了。“噗通”一声我们心中那块大石头落地了。大家顿时笑逐颜开。“干杯！”打开茅台酒喝起来。即使总社播了分社的报道，我们也不至于是“造谣”或“克里空”了！

大家兴奋了一两个小时，就睡觉去了。第二天，10月16日一大早，天还没亮，（莫斯科10月中昼短夜长，要到早晨8点多才天亮）我就把丁翔起、杨福田、唐修哲等叫了起来，研究下一步如何报道问题。后续报道难度更大。作为前方观察哨，对苏联政局的发展和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必须尽快向总社提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我驻苏大使馆的同志也十分重视这件事。当时潘自力大使回国了，临时代办是张德群，他和使馆的一等秘书于洪亮等都来到分社，大家议论苏联政局的变化以及今后的动向。

10月15日和16日，我们分析了两天，初步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使馆比较慎重，要继续观察几天才能向国内提出看法。但分社却不可能拖得太久，’新闻’记者么，贵在一个“新”字，“马后炮”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于是10月17日，分社向总社发出一“RP”稿（即新闻书评的代称），稿中  明确指出：赫鲁晓夫的下台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基本上不致改变苏共的政治方针和路线，可能只是争权夺利而已。我们举出四、五条理由论证了我们的判断。（此稿参编部原有存底）记得我们提出的根据之一是《真理报》10月16日的“报眼”（即报旁边右上角的一个小方块）中已明确指出：“坚决继续执行苏共20大的路线”。根据之二是：苏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中并未有只字提到他有什么错误，只是说他“由于健康原因”而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这证明他们之间并无严重的政治方针上的分歧。不然的话，至少也应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指出赫鲁晓夫犯了什么错误。所以，分社在RP稿中指出：高层人事变动很可能是“换汤不换药”。

但是，没想到，到了10月18日，总社社长吴冷西同志有给分社首席记者谢文清发出指令：要谢文清尽快对苏联高层人士变化以及今后政治局动向提出看法。过去，总社给分社的一切信、电都是写“莫斯科分社”，落款都是“”总社 。可是这一次却是写明“谢文清”，这份量之重一望而知的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一天多前我们就向总社发出了RP 稿阐述了分社是看法，为何又要我们写看法？可能是总社不同意我们RP 稿中的看法，因而要我们重新研究苏联形势吧！好吧，重新写就重新写，我们分社几个同志又把使馆研究室几位同志，于洪亮、王恭卿等请来，大家议论，末了由我执笔又写了一封份部电报发给吴冷西社长。因为来电指名要我写看法，而且落笔是“吴冷西”，所以我这份电镐的落款就是“谢文清”。此稿内容与17日的RP稿内容基本一致（参编部国际内参组原有清样存稿，但可惜现在已经查不出了）。

过了半个多月，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十月革命47周年前夕到了莫斯科，这是最权威的观察团，周总理此次的莫斯科之行是1963年邓小平愤然离去到中国访苏最高级的代表团。代表团的任务显然是研究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的政治动向和是否有修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可能。

总理到莫斯科后，很快就来到我驻苏大使馆，聆听大使的汇报。使馆领导同志要新华社首席记者也出席这次汇报会。会议开始，不料想我被指定“”打头炮 。因为代表团成员中有个乔冠华同志，他向周总理建议：是否请新华社记者先谈？周总理点头表示同意。这时我紧张万分，我本拟在大使馆汇报后做点补充性发言，没有想到要我第一个发言。好在我们已经同使馆同志多次就此交换过意见，大家看法基本一致，于是我就先发言。周总理一看是我，就问道：“啊，又是你呀！”从这个“又”字我体会到周总理还记得我这个人，但可能不记得我的名字了。因为，1956年 即8年前在华沙——弗洛兹瓦夫火车上由李慎之同志陪同，我曾向周总理谈过两个多小时关于波兰政局。我的发言只有半个多小时，因为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使馆领导发言。玩讲完后，使馆同志也做了详细汇报，大致上也认为苏联此后高层人事变动不会导致政治路线上的重大变化。因为这时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事态的发展也较明朗了。《真理报》已多次发表社论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判断还是那五个字“”换汤不换药 。

总理听了汇报后，没有多讲话，因为他还要同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会谈，继续摸底。周总理参加了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同苏共中央高层多次会见后，大概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见解，至少他没有否定新华社和大使馆向他汇报中提出的分析和判断。

在11月6日晚的克里姆林宫国宴上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情节，使得周总理更进一步明确了对苏联政局的观察。在这次宴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利用与周总理碰杯的机会，居然向周总理挑拨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拉下马了，要改善苏中关系现在就看你们的了！”（大意）这话明显是挑拨，同时也是把今后中苏关系不能改善的责任推给我方。马利诺夫斯基是个军人，没有人指使 他怎敢如此放肆！

随后多年事实证明，赫鲁晓夫下台和勃列日涅夫上台并未改变苏共中央的总路线。而在中苏关系和苏联整个对外政策方面，苏联的扩张主义是更加发展了。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是“更上一层楼”了。请看：赫鲁晓夫执政时把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军港和新疆炼油厂等都还给了中国，而勃列日涅夫却命令苏军在珍宝岛向我国开了火，中苏关系上第一次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据说勃列日涅夫还要动用核武被美国制止）1980年又公然出兵阿富汗——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战争。

真是“无巧不成书”，1964年10月在莫斯科和1956年10月在华沙我遇到的政治风浪和对政治风浪的分析和判断何其相似！

1956年10月波兰政局发生大变化，哥穆尔卡复出，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向总社发回了大量资料，并在最后提出了自己对波兰政局的分析和判断；1964年我在莫斯科经历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事变动这场政治风浪，（代表分社集体）向总社发出了一些资料，提出了我们的看法。

1956年底，是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我曾被总理指定做情况汇报；1964年在莫斯科又是周恩来总理来访，我（代表分社）又向总理汇报了苏联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我对波苏两次大政治风浪的观察与分析，在现在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

写到这里，我又要发点小小的牢骚了。

回想一下，自1956年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后，我发回的资料，总社从编辑到社长都相当重视，大都刊登在国际内参上，而吴冷西社长还加以向中央最高领导人介绍这些情况，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前方和后方相连，下级和上级通气，因而在我社历史上写下了较有分量的一页。试想，假如编辑部编辑压下了记者的稿件，前方记者的一切劳动岂不是白费！如果总社领导不理会这些报道，不上达，记者的报道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每当有同志问到这段历史，我总是对当时的参编部国际内参的编辑同志表示感激之情。同时对吴冷西社长如此重视分社记者的来稿表示钦敬和感激。

但是，提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 总社和分社在这件事上的业务关系，我却是有些意见的。我倒不是硬要总社领导接受我们莫斯科分社对苏联局势的判断，而是对总社领导处理分社稿件的态度有所不满。就以当年10月18日莫斯科分社按总社社长吴冷西同志指令发回的‘一份内部电报（此电现存中央档案馆，可惜我无权查阅和引用）来说吧：此稿发到总社后，值班社长缪海陵并没有送给当时在《人民日报》办公的吴冷西社长，只是在电话上给吴冷西读了一遍。吴听后对分社电报的论点全盘否定，说是“看法不对”。缪就在此稿上批：“冷西说，看法不对，不用。”至此，分社的电报就打入冷宫，永世不得露面。据我事后了解，当时国内高层有一种比较肯定的看法，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被我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评下台的，又是被我国当年10月14日第一次原子弹试验轰下台的。因此，苏共新领导必然会改变其修正主义路线并同中国修好。概而言之是“汤也得换，药也得换，汤药都得换”。

这与莫斯科分社的判断当然是不能相容的，所以吴冷西同志就断然在电话上否定了分社的判断。此后历史的发展如何呢？苏联领导是“既换汤又换药”了吗？中苏关系由“反修”发展到“反社会帝国主义”阶段了。赫鲁晓夫还只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而勃列日涅夫 “有限主权论”则已发展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峰了。从这个角度看，倒也是“即换了药，也换了汤”，但不是向好处换，而是向坏处换罢了。具体地说，对重大事件，总社可以不同意前方记者的观点，但是却不该封锁，应使其上达，至少应在部内部刊物上刊登出来让大家参阅一下吧！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分析应该容许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候某人、某单位看得比较清楚，另一时，可能另有人，另有单位看得比较清楚。谁也不能保证事事看得准，但应该容许讨论甚至辩论。“先入为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往往会对复杂的客观事物做出不那么准确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