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清自述（2）

在延安待了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最可贵的年华（19~23岁）但这四年中我在延安都做了些什么呢？“深造”成了什么呢？我想做一个简要的回述。

在延安的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搞“运动”，当“运动员；第二件事就是开垦荒山。比我年轻几岁的人大约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没完没了的“运动”，殊不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的“运动”就是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

第一个运动是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又称“22个文件学习运动”，整整“整”了一年。我这时是军事学院工程队的学生，但从未学过军事。原计划是在一年内学完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但除了小代数外，其他课程刚一开课就被“22个文件”压倒了，再也没讲课了。

第二个运动是著名的’抢救运动‘，就是“审干运动”。本来，学习文件，整顿党的作风，这个运动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的，其方式是读文件，写心得或检讨，虽然拖了一年，但也还是和平方式。不知怎么的，到了1943年初，情况急转直下，一下子开始“审查干部”了，而且很快又从“审查干部”升级为“抢救运动”了。“抢救”谁呢？据说是抢救那些“失足落水”的人。这些人失足落到什么“水坑”中去了呢？据说是落到国民党特务这个“水坑”中去了，于是要赶快把他们“抢救”出了。乍开始，也只是审查，大多数从大后方（蒋管区）来到延安的文化艺术水平比较高的知识分子，但火势蔓延极快，一两个月后就全面铺开了，连我们这些从抗日前线调来直接参加八路军的小知识分子也都“失足落水”了。这时，军事学院又改名为“军政学院”了。我们工程队与延安大学俄文系合并，成立了“俄文学校”。这个俄文学校大约有120名左右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可是竟然有80多个学生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失足落水”被抢救。我是“抢救队员”之一，是“抢救”别人的。

1943 年初，大约是二月间，我也一度被怀疑是“失足落水”分子，差一点成为被抢救者。那时，我们住在清凉山西侧一个山坳中，这里距八路军总部王家坪只有200米，所以警戒相当严。我们学校在山顶和山口都设有哨兵，我的班次是半夜1~3时，我的前面是常克同志，我俩并排挨着睡在一个土炕上。每晚1时 我去接他的班。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们的指导员刘瑞祥同志告诉我：“今晚你不必去站岗了。”常克同志也把枪弹交给了我后面的薛堂勋同志了。我立刻感到快要被“抢救”了，果然，第二天，刘瑞祥指导员就找我谈话了。他问我家庭成分、个人出身以及年龄、参军、入党日期等，大约谈了半个多小时，他叫我“回去吧，今晚恢复站的运动了，这位指导员听了我的简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我告诉他：我15岁参加“民先”搞抗日宣传活动，16岁参加八路军打日本，17岁加入共产党，半天也不曾离开过革命队伍。所以他对我放心了，不怀疑我是国民党特务，还让我去“抢救”别的“特务”了。我当然得劝那些“失足者”赶快坦白交代自己的“落水”经过。不然我就是“立场不稳”，或至少是“觉悟太低”。但我实在是提不高“觉悟”，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同学中有什么特务分子，所以我落得个“温情主义”者，即批斗“失足者”时火力不够猛，态度不够蛮横。据我所记得，为时半年多的“抢救运动”，在俄文学校连一个特务也没有抓出来。但是却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同学无辜被批斗、被软禁，被昼夜轮番审问、折磨达数月之久。其中有个别人施展“巧计”，在被折么得难以忍受时，就编造假历史，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于是他们立刻成为“坦白标兵”，去各机关、学校作报告，受表扬。但过几天身体好了，一些人又翻案，随后又招认。这样反复，漏洞越来越多，一望而知是虚构的，这几个人末了也都平反昭雪了。

第三个运动是大生产运动。1944年一开春，俄文学校开始大垦荒。全体学员除少数病号外，一律上山，积肥，开荒种谷子（小米）。俄文学校的百多名学员分为四个区队，我是第四区队队长（由学员兼任的非专职的队长）类似中小学各班的班长。

开荒地点是延安南方约二十多公里的豆腐川。这里有大量的荒山秃岭，还有十多个破破烂烂久已无人居住的窑洞，我们这支垦荒队就住进了这些破窑洞。但是，工具没有，铁锹和锄头都不够，幸亏有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日本飞机去后，我们就去炸弹坑周围捡弹片，找铁匠打成锄头。这些弹片都是上等钢材，打制成锄头十分好用。

种田，必须积肥。俗话说“种地没肥料，等于瞎胡闹”。而积肥又需用箩筐、扁担等农具，这些我们都没有。于是，先上山砍荆条编织箩筐，砍下小树制成扁担。我们先挖自己的厕所，再挖别人的厕所，然后去新市场马车店掏粪，挑到五、六百米高的山上，撒到地里。

大约从二月份起，我们就开始挑粪上山，头半个月，我的双肩被扁担压得肿起一寸多高，夜晚疼得难以入睡。这是我有生以来干的最劳苦的农活。从厕所到垦荒的山坡约十公里（市镇多厕所，而我们在荒山野岭），每天积肥。之后，开始垦荒，每人每天要开垦五亩地左右，先翻地，后碎土，再播种。开头半个多月，因开荒抓锄把用力甚大，大家的手指头都酸痛难忍，连吃饭用筷子都很困难，双手都打满血泡。

我们就睡在破窑洞里的泥土地上，只在地上铺些碎干草，就是我们的“”席梦思了。跳蚤、蚊子、臭虫都来吸血，我们称之为“陆空”立体攻击。我们从农村来的人大都在家跟父兄干过些农活，比较习惯这艰苦的条件，那些从城市来的学员更是苦不堪言。他们从来不曾干过重体力活，有的人细皮嫩肉，被太阳晒得满身起水泡，夜晚又遭跳蚤、蚊子叮咬，用手一挠就把皮肤抓破，血水殷殷冒出，然后化脓，疼痛难忍。这些都是开始两三个月的考验，随后就逐渐皮糙肉厚，身体强健了。万事开头难，此话不假。

至于生活，就更是一言难尽。每天三顿小米饭，但只有中午吃干的，两头喝粥，盐水煮土豆是唯一的副食，从不发鞋子给我们，四年多只发给我们一次棉军装。我从前线去延安时，带了一件战利品——日本军官穿的黄呢大衣，到延安作为被子用。因大家都没有鞋穿，就把我这件呢大衣给瓜分了。每人剪下一尺见方拿去做鞋面，至于鞋底，只得去新市场和农宅附近捡破布条，回来用米汤粘贴成“袼褙”纳成鞋底，而这是过冬的鞋，春、夏、秋一律穿草鞋。夏天在山坡上锄草耕种时，有些同志干脆光着屁股干活。因为我们连短裤都要尽量少穿，要节省。收工时已是黄昏，在河边洗个澡再穿上裤子。横竖当地也没有农家，没有妇女，使我们有充分的“自由”！

对于这些劳动和生活的艰辛，我们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前方同志们在英勇作战，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没有战斗任务，当然应该劳动生产，多吃点苦，多流点汗。说来也怪，生活如此艰苦，营养如此短缺，却很少有人害病，就是有点小病也无处医治，因为俄文学校和当地都没有任何医疗人员和药品。我们一个个像铁人似的，每天干活十来个小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披星戴月，大家都情绪高涨，从未听说谁讲过一句“怪话”。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任何困难我们都等闲视之！大家只是希望自力更生，种出粮食，吃饱肚子，学好俄文，再赴前线，驱逐日寇。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几位所谓“党性强”和“政治觉悟高”的人，居然在生活检讨会上对那些利用休息时间拿起本本学习俄文生词的同志提出尖锐批评，说：“只专不红”，即只重视学外文而轻视劳动改造的表现。“俄文学校不许学俄文，真是今古奇观！我这个区队长对此也难以接受。我认为，不仅休息时可以学俄文，（阅读生词和语法），而且在劳动、生活中也不妨讲俄文。不然就干脆不要办俄文学校，改为农庄算啦！我这个“政见”获得了我们第四区队几乎全体同志的支持！于是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生产活动中开始使用些俄语词句。但因为我们学习时间太少，俄文水平太次，脑子里没有多少词汇，语句，所以只是讲些“洋泾浜”似的“俄语”罢了。

我们在垦荒时，砍挖下不少灌木条，晒干后是极好的燃料。每天傍晚收工下山时，大家就随身背一捆回窑洞，交给厨房煮饭使用。多余的干柴我们就在休息日背到大路旁的小饭馆，送给饭馆老板。这些饭馆老板十分机灵，他们不用钱收购，只是请我们吃一碗红烧肉和一张大饼完事。我们也不愿卖钱，觉得卖钱有点庸俗，小知识分子也有那么点“清高”，认为卖钱有点市侩味儿，而吃一碗肉比较实惠。

大约在1944年4月底，俄文学校领导突然命令我和王英同志带领九名政治上最可靠的，即在“抢救运动”中未被抢救过的学员去安寨县西一条山沟里去开荒种地。王英同志是队长，我是副队长，我们扛上锄头，背起一个十来斤重的小背包，日夜兼程赶到目的地——安寨县西20来 公里的一条山沟里的一片大约十来亩地的小盆地，全是荒草、杂树，山坡上有两个山洞。我们就在此处安营扎寨，生火煮饭，开垦这个小片荒。大约在此处干了半个多月，把地开垦、平整妥当后，就调我们回豆腐川大队驻地了。神秘得很，谁也不知道开垦这么一块地种什么庄稼，事后过了一年多，才有人暗地里告诉我说：“是种罂粟。”！

这里我补充一段1943年夏在我们军事学院工程队进俄文学校之前，先去南泥湾垦荒和砍伐森林烧木炭的一段经历。1943年我们工程队与延安大学俄文系合并，成立俄文学校，但俄文学校的领导告诉我们说“学校一无粮食二无燃料，三无桌椅板凳，只有十几个破窑洞，也不够用。因此，要我们先去南泥湾开荒，烧木炭，秋收后有了粮食和木炭再回延安进俄文学校。”

于是，我们工程队 队长刘风同志带领我们大约30多个小伙子奔上南泥湾开荒，烧木炭。队员中有刘玉堤（抗美援朝空军战斗英雄，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卢德信（49年后在湖南体委工作）······我们在南泥湾是见树就砍，砍倒就烧；见地就开，开后就种谷子。所以，就我们这30来个人，早在1943年夏就开始了大生产运动。秋收后，我们带着小米和木炭回到延安进入了俄文学校。

记得在南泥湾砍树烧木炭，一天傍晚收工时，我和李志林同志提着斧头，哼着山歌，经过一条山沟，只听得身旁山坡上树叶哗啦啦乱响，（时已深秋，落叶满山）似乎吹起了一股怪风。我们扭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火眼花皮的金钱豹在灌木丛中捕猎，这种大型猫科食肉动物多在夜晚捕食。我们俩被它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但我们手中各有一把斧头，我们背靠背站着，手中握紧斧头把。我们的“态度”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若犯我，就只能同你“硬拼”了。而那只金钱豹回头火眼怒睁盯了我们几分钟后，翘着尾巴往山坡上跑去，我俩赶快跑回住处（破窑洞）。从此之后，刘风队长发给我们几支步枪，每两个人一支，20 发子弹，用以防身自卫。这时我们已经在军事学院受过半年军事训练，学会了步枪射击、刺杀和扔手榴弹，多少有些战斗力了。

1944年秋收我们每个人平均收获了近千斤谷子。我们带着丰硕的成果回到延安俄文学校，俄文学校的首长和老师们大约有30多人，他们的生产任务均由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代耕”来缴纳。全校有十几位女同胞，她们不上山，只是在学校纺纱、织毛衣。1944年冬俄文学校开始上课。这时有吃的，也有烧的，又无农活，就只有开课学习俄文了。这时我已卸掉了区队长的“官衔”，专心学习俄文了。

在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总结时如果按个人的劳动成绩计算，我是得分很高的，足以评上全校劳动模范。但因为我是第四区队队长，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不足，因此按领导标准要求，我评不上模范。

入冬开课后我请求领导免去其我的队长职务，做一名普通学员，专心学习好了。我自知没有领导才能，，只能做个战斗员而干不好指挥员。

开课后，连课本和练习簿都没有，只有临时油印的活页讲义。我们自己每人用南泥湾背来的木材，做一个一尺见方的木头凳子。没有桌子，也没有纸笔，就用筷子在地面上做练习。条件艰苦，但是大家学习热情十分高涨，成绩也十分显著，俄语的卷舌音我们也都学得十分标准。

我们共有四个区队，第一区队是四年级，第二区队是三年级，我们第四区队是一年级。但是在第一学期结束(1945 年春)时，我们第四区队有几个人包括本人在内，竟考到二年级中等成绩（即参加二年级考试的成绩），其中有张天恩、（后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和冯浩（后任郑州铁路局局长）等。

俄文的词尾变化十分繁琐，学俄文者首先要过这一关。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尾变化比孙猴子变得还多。按阳性、阴性和中性变，又按单数和复数变，还按时态（现在、过去、将来三种时态）变，变得人晕头转向，过不了这一关的人往往打退堂鼓。但俄文也有个好学之处，十分有规律，词尾变化多端却很有规律，能听，会讲就能写，在这一点上就比英文强多啦。

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4月，我们上课学习俄文仅半年多一点，这时又来了新任务——修延安机场。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到了决战时刻，欧美盟军逼近柏林，苏军更是准备攻占柏林了。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也开始反攻日本侵略军。为了准备中国战场上的战略大反攻，美国拟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即八路军联合作战，并且在延安建设空军基地。

但是延安没有可供飞机起降的机场。因此，必须尽快修建飞机场。而延安又没有任何修建飞机跑道的机械，一切都要靠人工去做。于是延安各机关、部队一齐动员修建新机场。俄文学校自然提供很好的劳动力，一百多名学生都是二十多岁，身强力壮，又经过1944年的大开荒的锻炼，能吃苦、能干活。于是从4月底起，我们全体学员又停课修机场去了，一直修到6月末 。机场刚刚修好一个多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美军也在日本本土登陆，并在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修建的机场刚刚派上用场，战争就结束了，那时见到美军飞机飞临延安上空，我们在清凉山上还可瞭望美军飞机在新机场上起降，大家十分振奋。

日本投降的消息使延安军民欢欣鼓舞，俄文学校的学生立刻点燃火把在山坡上挥舞，其他机关、学校······也都欢腾起来了。我们学校距八路军总部（军委）——桃林只有一二百米，我们经常去桃林打扑克。我们是军事院校，属军委编制。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经常到俄文学校作报告，他管我们叫“俄文学校的娃娃们”。日本一投降，叶剑英很快就到俄文学校讲话。动员我们尽快派一批学生去东北担任翻译。俄文学校立即抽调30多名学生第一批派赴东北，我就是其中一员。9月下旬，延安各机关、学校抽调了约一千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军委派一个步兵师护送这批干部去东北。俄文学校 30多名学生是干部团的一个小分队，队长是穆兆源同志，我是一个班长，我们班有七八个人，我们就浩浩荡荡开赴东北，告别了延安。

抗战八年，我在延安待了四年有余，这四年经历了整风、抢救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基本上没读什么书，也没学多少俄语。我只是抽空读了几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三国演义》，以及几本欧洲名著，如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的小说和剧本。当然也读了些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了些阶级觉悟，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常识。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不大懂这些道理和理想的，因为在抗日前线平原地区打游击，根本没有时间读书。我在延安最爱读的书是鲁迅的著作，尤其爱读鲁迅的杂文。我受鲁迅杂文的影响也较深。后来我写 的几十篇国际评论杂文，“东施效颦”，就是在鲁迅杂文影响下写出来的。

文中总说“抗日前线”，是从我自己的经历的而言，后来知道，真正的抗日前线是国军战场。

在延安当然也读了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明白和接受了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等书，我也读了一些，因为文化程度低，只是读懂了一些基本常识，谈不上深刻，对共产主义理想，我是欣然接受并宣誓愿为其实现而奋斗。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权利平等、地位平等，这该多么好呀！在去延安之前，在抗日前线，我对这些理论和理想也听说过，但因战争环境，一没有书，二没有时间，所以不曾读过这些理论书。到延安后，有图书馆，可以借书来读，不仅，时间也比在前方时宽裕多了，所以读书的机会也较多了，我的文化程度也是在这个时期提高了一些。

我们俄文学校的学生生活在延安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每天只是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每教育，听到的、看到的全是共产党的声音和书报。所以共产党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党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认为是真理，并且不加思索地接受；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不挑捡更不讲价钱，而且干得很来劲尤其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我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

在思想上，我这时也开始初步定型，即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懂得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认识到人类社会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我是全盘接受，对毛泽东的著作，我也是十分认真阅读，其中的哲理也比较容易领会，因为中国人写的书总比外国人的易懂、易理解。

然而我对其中某些理论我有时也觉得有些牵强。比如毛泽东讲：人要想知道什么东西有什么味道，必须自己吃上一口才能弄清楚。“你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味道，你就得自己吃上一口”。对此，我当时心中有点嘀咕，我想难道一切食品都必须每个自己吃一口才能感觉到它的味道吗？听别人说它的味道就不可信吗？那么毒药怎么办？难道人们必须自己吃一口砒霜才能感到它有毒么？吃了砒霜不就被毒死了吗？又比如，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其实有时是最无知是的。你杀猪，猪会叫······”那么，不会杀猪的人就算不得知识分子了吗？马克思、列宁会不会杀猪呢？他们算不算知识分子呢？还有，毛泽东有名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我也有过疑问。难道既没有好心而做了错事的可能吗？对于这些疑问，我只是闷在心里自己思自己想而已，从来不敢说出来。我倒不是怕，而是觉得自己无知，不理解其深奥的真谛，说出来可能惹人发笑，自己没上过中学、大学，才疏学浅，文化水平低，不懂多大理论，就不必去胡思乱想，反正领袖说什么咱就听什么，信什么好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我最爱读的书之一，，其中讲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运动战等同我在前方三年多的战地经历丝毫不差，我认为毛泽东确实是军事天才。他又没过黄河，没去过抗日战争前线，但却写得那么细致深刻，令人叫绝。

延安时期 我们的生活之困苦和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从1941年到1944年秋我们连小米饭都吃不饱，一年365 天都是小米加土豆，饭碗里很难看到油星儿。孔老夫子三个月没吃到肉就发牢骚，可我们是一年中只有过新年时才能吃到一顿肉。不过，在过年时（现在叫“过春节”），我们也有人找窍门去改善一下生活。正月前半个月，陕北老乡各村镇都请戏班子演，戏他们最爱听秦腔。秦腔剧团就在各山沟村镇间巡回演出。我们俄文学校有些学员就去替剧团搬运戏箱——服装、道具，像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等等。搬运一次大约需大半天，五、六十里路，搬运完毕，我们也不要钱，剧团为酬谢我们，就请我们去饭馆吃一碗红烧肉和一斤大饼。就这样，春节放假三天，再加两个星期日，我们就可以出动四、五次，改善四、五次生活！有时还可以带几块大饼回来给同学们吃呢！夏天炎热，我们也利用假日去山村帮农民中耕锄草，这叫做爱民活动，第一天不得索取报酬，第二天、第三天如果农民留我们吃饭，允许吃一两顿，也略微改善一下生活。不过农民给吃个鸡蛋，没有红烧肉和大饼吃。

过年时，我们可以吃到一次馒头，拿到馒头时，我们大家就琢磨着怎么个吃法。有人主张在火盆上烤黄再吃因为烤馒头特别香；有人却主张用开水泡着吃，因为开水一泡，馒头松软，体积膨大，显得多一些，能吃得饱一些！一年只有一次呀，可得细嚼慢咽，细心品尝馒头的美味呀！记得1943年春节时 ，我和李西川、常克几个同学去逛新市场玩儿，在傍晚返校途中，发现路旁一只死猪。我们查看了一番，也没闻到什么异味，但却冻得十分硬梆，我们判定它尚未腐烂，又是被人遗弃之物，于是就把它扛上山去，打算改善一下生活。但不幸在窑洞门口前被队长刘风看见了，他说是瘟猪，绝不许吃，“吃死了人谁偿命呀！”硬是命令我们把死猪扛上山顶挖坑埋到地下去了。开始我们几个还是不死心，到半夜里，又拿铁锹把死猪刨出来，砍下四肢和猪头，拿回去美餐一顿。此事瞒着刘队长，直到离开延安时才告诉他。

星期天我们经常去附近山沟沿着小溪去挖野韭菜，回来用盐一拌，就是一天的副食蔬菜。秋天农民收获后丢下的干葱叶等，我们也捡来当菜吃。我们过的是延安战士生活，叶剑英总参谋长早就对我们说过“你们在前方都是营、连级干部，但是到了延安，一律是战士待遇。因为延安大干部太多，老百姓养活不起，委屈你们了！”在1944年春天送我们上山开荒时，叶剑英又对我们是“你们经过延安整风学习，都学到了马列主义，但是不是真的学到手了，就看你们的大生产的成绩如何而定了。谁开荒开得多，粮食收得多，谁的马列主义就学得好！”我们俄文学校的学员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确学了点马列主义，我们离开延安时，把自己生产尚未吃完的大约十几万斤小米都留给当地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