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清自述（1）

序言

李锐

谢文清比我小五岁，去世三年了，我们是战争年代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熟识的。他在延安外国语学校学过俄文，日本投降以后，大概是最早到达热河的，地方领导同苏军负责人接谈，由他担任翻译。苏军撤走时，他想去苏联学习，就随苏军前往，同去的还有一位翻译杨信恭。但是过边境时，因没有正式手续，进不去了。苏军给了他们每人一匹马和食品（面包、罐头等）于是两个人在风雪草原上行走了十多天，从外蒙古靠着一个指南针，又回到了热河，谢文清仍留在赤峰的《民生报》当记者。

文清是农家子弟，河南武陟县贾村人。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上初中，学校内迁，他就回家务农。这时村里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的小学老师是党员，介绍他加入民先队，1938年参军到115师。从此就离开家乡，在冀鲁豫边区敌后过游击战生活。1941年作为青年连营级干部他被派赴延安学习，从抗大转到外语学校，俄文学得较好。由于原来文化底子差，他在延安时很用功学习，打下了文化基础，才有后来的成就。

1946年8月，当时我在《冀热辽日报》任社长，报社从承德撤退，几个月中辗转退到热北林西。赤峰的《民生报》也撤退到这里。两报合并后，文清仍当记者，专门跑前线。管军事报道。那时报社同志都认为他思维敏捷，文笔流畅，很有活动能力。1947年反攻以后，报社随冀热辽分局南下到赤峰。作为军事记者，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他参加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的报道。1948年我调东北局工作。

1949南下时，热河报社的原班人马从天津随黄克诚去湖南，我又归队到报社。于是在《新湖南报》我同文清又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湖南成立新华社分社时，他被选为负责人，从此就长期在新华社工作了。

1952年我调到北京，转业改行，同一些老同志、老朋友很少联系。1956年波兰出事时，文清正负责新华社华沙分社的工作，就听到传达，他对当时波兰形势的分析切中要害，同我驻波兰大使馆的意见截然不同，受到中央的称赞。这说明他平时工作深入，广闻博见，善于分析，能做出独立判断。后来调到莫斯科分社工作时，他同其他记者一起对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的分析也是中肯的。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调香港，任香港新华社分社副社长时，他依据改革开放的形势敢于创新，创立了商业性的新闻公司，将过去每日向香港新闻媒体等无偿赠送新闻稿件，改为收费订阅，不仅采用率增加，每年还可以为国家收入一笔可观的外汇。以上这些事例都说明， 在长期的国内外的新闻工作岗位上，文清确实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记者和人才。听他夫人郭先逑（我的湖南同乡）告诉我，文清经常感到自己读书太少，知识不多，深以为憾；但他为人淳厚、坦率，敢想敢说，对党内一些丑恶现象深痛恶觉，也常感到痛苦。因此在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的工作岗位上，最后出现代表他人格和性格的“事故”。

胡耀邦受冤屈下台时，文清心中很是不平，从宣传口听到的事情经过，回到部里传达时，他说道：这不符合党章，耀邦是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总书记，问题应当由全会讨论，怎么由一个生活会来讨论决定呢？后来他也为赵紫阳“分裂党”的罪名而叫屈：赵紫阳是总书记，他向谁搞分裂呢？这种罪名真是不可思议。由此“事故”就自然发生了。1989年“风波”中当年5月20日戒严令发布后，第二天他和广电部一些干部参加了学生和市民的游行。在内部当然引起了震动，立即传开去了。随后他受到批判和留党察看的处分，他对此很坦然，且对家人说：“这可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亮点”。

“文化大革命”以后，文清反思很多。他认识到我们这个新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有的只是新旧传统结合的“专制”和“暴君”。他夫人告诉我，2001年11月6日，他弥留时以极其微弱 声音呼喊：“自由、民主、法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是文清弥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话，以后就昏迷不醒，11月10日就与世长辞了。

在我们众多的延安出来的干部中，文清是一员“福将”，几十年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都侥幸平安地过来了，而且从一个农家的孩子成长为国家掌握信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从晚年的接触，我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理想中的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国家的出现。他离开我们三年了，使人感到他的眼睛还在盯着这个世界，因为他说过：“六·四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似乎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文清在去世前一年即2000的时候，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今天我们才有幸读到这本《文清自述》。

 我的“心电图”

     写下这个标题，就先得说明几句。这里所说的“心电图”是借用医学术语来表述我一生的政治思想波动过程，这个过程用图解来表示，就是：从热心到寒心复到温心，末了就是死心。

1922年我出生在河南武陟县小董乡一个农民家庭。由于母亲早逝，我不知道我的具体生日是何月何日，只知道是属狗的，好像麦收过生日。我从小就跟着父兄干农活，除了驾驭大牲口外，一切农活我都能干。我家是自耕农，既不雇工也不受雇于人，饭是吃得饱的。但经过八年日本鬼子的侵略，战争破坏，到解放前夕，早已沦为贫农。

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排行第三，名叫谢敬修。堂兄弟中，我也排行第三，大堂兄谢文贤，是个老实勤劳的庄稼汉，二堂兄谢文聪，聪明但不好好读书。因家贫，我读书很晚，十一岁才开始读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还算认真，成绩较好，因此，小学毕业后家里还让我进中学读初中。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外迁，我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尽管如此，我还算是家中的“知识分子”。

我家虽是劳动人民家庭，却是一个是典型的封建大家庭，一切都是祖父说了算，我父亲只有我这个独生子，却对我从来不苟言笑，至今我回忆起我父亲都想不起来他是否对我有过笑容，他笑起来什么模样。我见了他，犹如《红楼梦》中贾宝玉见了他父亲贾政一样，像是老鼠见了猫，立即设法逃避。

这个大家庭男耕女织倒也过得平安，我母亲妯娌三人，每人轮流当家，做一个月的饭，谁当家，谁的孩子就能得到当家的母亲暗地里塞给一块烙饼或其他什么好吃的。大概我五六岁时我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后，后母也不关心我，所以我只能眼巴巴看着哥哥们吃香的。

不过，每年 我也能享受一次“特殊待遇”，那就是每年祖父生日那天，家里总要给他做一碗红烧肉，我站在一边盯着他津津有味地吃着。这时，爷爷总要往我这个没娘的孩子嘴里塞上几块肉。至今想起来仍然觉得其味无穷。

有时候我也设法自己改善生活，每到夏秋季节，我就到大树底下刨土，找蝉蜕、土鳖什么的，到药店换上几个铜板，到集市上买个油饼解馋。

在这个封闭式的大家庭，大人、孩子都是循规蹈矩的。记得我上中学时，在操场上与同学玩篮球被祖父看到了，放学回家祖父见了我就脱下鞋要打我。骂我穿着鞋子瞎跑，糟蹋东西。我家距今天焦作十几里地，在我参军前，我居然连焦作都没去过，更没见过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是个真正的土老帽。

在抗日前线（在八路军）

15岁 我高小毕业，这一年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最危急的1937年，就是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和中国军民展开全面抗战的一年。这年5月，我在武陟县第四完小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老师任熙圣是我的引路人，他在这个学校组成了一个“民先”小组，共有四、五个学生参加，其中有谢辅君等人。我们刚刚建立“民先”小组，这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神圣的抗日民族卫国战争就展开了。这时我才十五岁，并且考入了河南省立第十四中学（在木栾店城），读了半年中学，到年底，这个中学就因为日军侵占县城迁移到河南省封登县去了。我因家贫而辍学，回家种田。

1938年初，武陟县一带就发展了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战，任熙圣老师带领我们几个小同学参加了“太行南区抗日游击支队”，这是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一支大约有1000多人的游击队。这年我16岁，在游击队中的“抗日话剧团”作宣传员，演抗日话剧、写抗日标语、送信、救护伤员，扩大抗日队伍等。

到了8月，我大病一场，冷热病，即疟疾，民间管这病叫“干老煎”，任老师说：“病好以后再回游击队，如果找不到游击队，一定要找八路军，千万不可参加别的军队。”他说，八路军抗日最坚决，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那时我还在一本刊物上读到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寇千余人的报道。

10月我的病治好了，但是抗日剧团却找不到了。我们豫北是大平原，游击队为避免日军偷袭，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必须转移驻地。这时，侵占了平汉铁路的日军经常在平原上“扫荡”游击队，所以太行南区游击队就开进山区整训去了。

那时候，我家乡有各种武装队伍穿梭似的流动，我家就驻扎过国民党中央军第97军，也有地方杂牌军队，八路军有时也“游击”到我们村。

97军野战医院何院长就在我们家住过个把月。他很喜欢我，要我参加他的部队当卫生员，每月可有五块大洋薪金。但我还是牢记着任老师的话，找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抗日最坚决的八路军。

病愈后，我到处打听，怎么也找不到任老师他们那支部队了。可巧，就在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687团开到了获嘉县和修武县，在武陟县开展游击战，这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于是 我和同学刘发芝、刘发兰兄弟二人就直奔县东的小元村参加了115师687团。687 团后来又扩大成立了一个“独立团”。1939年初，又改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刘震，政治委员是李雪三，政治处主任是周正华。我在政治处宣传队当宣传员。宣传队长是王清和，副队长是韩学敏，我在第一分队，队长是陈文山。

1938年初我们团就从太行山开出，越过平汉路进到冀鲁豫大平原展开平原游击战。

 在冀鲁豫大平原敌后根据地两年半，参加了五、六次大大小小的 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是1940年秋，在内黄县的韩村集围歼一个日本小分队（约七八十人）的战斗。这股“扫荡”的日军被我们全部歼灭。我们还缴获了小口径平射炮一门，这是用牲口拉的口径有50-60公分的平射炮。我当时是八路军指导员，我们缴获这门小炮后，营长江海山命令我带一个班黑夜里把这门炮拉到一个树林里，尽快拆卸、掩埋起来。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见过这种炮，不会使用，也没有多少炮弹，如不及时掩藏，日军必然夺回。那时，日军丢失重武器是必然要回来报复的。我在这次战斗中右手大拇指被击伤，但不很重，只是大拇指被打弯，指甲被打脱，后来一直残缺。这是我在前方三年半中参加的最大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我们还俘虏了三个日本兵。

我们这个大队（团）是1938年初才成立的，虽然有七八百人，但大都是新兵，是农民子弟。他们从未受过军事训练，而且武器十分落后，弹药也不充足，每个连只有三挺重机枪，步枪也很落后。而日军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部队，武器精良，弹药充足。那时抓一个日本俘虏是很不容易的，日军大都战死也不缴枪。就是韩村集这一仗，最后日军的一个班宁可在碉堡中烧成灰，死也不肯投降。我们抓获的那三个日本兵是被我们从灰烬中拽出来经过急救才活下来的。

这次战斗整整打了一夜，日军因兵力不足，在扫荡我根据地时往往是集中兵力寻找我军。这时，我军就以“游”为主，每天每夜改换位置，封锁消息，使日军到处扑空。日军的扫荡不能持久，因为中国地域广阔，而日军兵力不足，所以，日军经过一两个月扫荡后就转移到别的根据地去了。但是日军转移时往往在我根据地的较大城镇安下几个钉子”，——由少数日军驻守据点。这时敌人的大队人马已经远离而去，新驻扎的据点尚未来得及修筑坚固的工事，这就给我们军队反扫荡造成了很好的战机。我军就选择日军最薄弱的据点“拔钉子”，这一次我们选择了韩村集。这里只有不足一百名日军，且是几天前才进驻，防御工事尚未构筑好。而我军有近千人，地形也十分熟悉，群众条件又很好，是个绝好的战机。

战术上，我们是夜战、速决战。天黑发起进攻，次日凌晨结束战斗，时间绝不可拖长，因为日本摩托步兵第二天就可能从临县来增援，平原地区摩托步兵调动神速，所以在黎明前必须结束战斗。我军火力平均数不及日军，但可以临时集中火力，组成加强连突击，而且是远距离夜间奔袭，敌人猝不及防，“兵从天降”，发动猛攻。

可惜的是，我团政委周正华同志在战斗中用望远镜在前线观察敌情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头部当场阵亡。我带领几个战士把他遗体抬下火线，送往后方掩埋。在这次战斗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端起步枪向日本鬼子射击，我本想用机枪射击，但连长不允许，因为我没有受过机枪训练，我军弹药又十分有限，绝不可浪费子弹。当年我十八岁，刚刚成年，打仗时似乎也不知道害怕，还闹不清什么叫“死”，只觉得有些兴奋。

战斗结束后第三天，我原先宣传队的战友韩学敏、陈文山（我1939年入党介绍人）特地到三连来看我，表扬我，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资表扬的，只不过作为一名指导员自己应该如此。

果然，没过几天，日军就从平汉路上调集一支配备足够重武器的五六百人的队伍找我们报复来了。记得我们当时驻扎在碾庄集，我们也考虑到敌人会向我们报复的，因为他们在韩村集战斗中失去了几挺重机枪和一门平射炮。觉得是莫大的耻辱，必然要报复！所以我们就在碾庄集外面的墓地伏击敌军。这一次的战术是打一下就跑，不同敌人纠缠。因为我军刚刚打了一仗，需要休整和补充，而且白天敌人火力强，杀伤力大，不可恋战。所以，在敌人接近时我们开火猛击半个多小时吧，杀伤敌人前锋后，就互相掩护撤出战斗。游击战嘛，不游击是不行的，只有游得勤，才能打得准。

在抗日前线三年半的战地生活，我也学习了一些军事常识习惯了战地生活。大部分时间是行军，即游击战中扫荡“游”。而且几乎全是夜行军，有时候行军时就睡着了。“夜游神”，神出鬼没，有民众掩护，封锁消息，所以日本鬼子很难侦察到我军的行踪。学习的时间很少，只有在反扫荡的空隙中可以在一个地方驻扎三五天，做点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那时候也没什么书，只是学习一些政治文件。

1939年我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很佩服，也很受鼓舞。在宣传队当宣传员时才知道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是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少，经过几次上党课，才大致了解共产党的党纲、党章和理想，以及当时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1939年4月经宣传队副队长韩学敏和第一分队长陈文山二位介绍，我加入了这个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四个多月后转为正式党员。到1940年5月，就提升我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团第三营第三连政治指导员，那年我刚刚满十八岁。

1939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这一年我患了几场大病，先是“打摆子”，后是痢疾，再后是浑身疥疮，还得行军作战，实在苦不堪言。后来也怪，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再没患过重病，我想，我是1939年经受住了考验，增强了我的免疫力的缘故吧。

延安四年

1941年4月底，我奉命去延安进军事学校学习。是年我19岁。命令上是调我和政治处青年干事韩学敏二人去延安进“摩托机械化步兵学校，这使我兴奋万分。接到命令后第二天就背上背包离开四团去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司令员杨得志）报到。当时，从冀鲁豫调去延安的青年干部约有20多人内有岳烈、冯浩、何匡、凌祖佑和我。我们组成一个干部队，由鲁西军区副司令员谭辅仁率领从清丰县出发奔赴延安。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行军跋涉，我们越过了平汉路，横穿山西省，西渡黄河，于6月20日左右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当时的抗大，其实只是一个短期军政干部训练学校，原先说是调我们学摩托车，组建机械化部队的，可是到延安后连一辆摩托车也没看见。原来，我们的延安的第三天，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发动了侵略苏联战争。苏联原先打算援助我们一些汽车、摩托车和新式武器，组成和训练一支精锐部队以备抗日反攻阶段驱逐日军收复国土。可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一切都泡汤了。当时八路军总部原计划从华北抗日根据地调集500名20多岁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培训成机械化部队军官，作为战略预备队,在抗日反攻阶段开赴华北前线参加战略决战。我们是第一批，共有120多人，来自冀鲁豫、晋察冀和晋西北等地区。其中年长的约20多岁，年幼的只有十几岁，我那年是19岁。由于苏联自顾不暇，这个计划只好取消。我们这一百多年轻人在前方都是连、营级干部。记得是6月30日前后，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来到清凉山抗大第三分校（总校已经迁到太行山）向我们讲话，他告诉我们，摩托化是学不成了，因为没有任何器材和装备，总部决定，让我们先学俄文，和补习中学数理化功课，准备将来有了装备时再学摩托化技术。于是我们就被编入军事学院工程队。这时抗大三分校已经停办，同时成立了八路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我们工程队也从清凉山搬上了宝塔山。

1943年初，军事学院又改为军政学院，同时又成立了俄文学校，由我们工程队和延安大学的俄文系合并而成。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初我随干部团被调离延安奔赴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