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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1月 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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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谢文清的一些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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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清在1953年调来国际部,派到莫斯科,这时,我都不在国内,因此对谢过去的历史,在国际部和莫斯科分社的表现毫无所知。

    谢文清在1953年调来国际部,派到莫斯科,这时,我都不在国内,因此对谢过去的历史,在国际部和莫斯科分社的表现毫无所知。我第一次见到谢文清是在1954年8月日内瓦会议以后,我随总理访问波兰到华沙,(他当时已是驻波兰首席记者)在华沙机场上,才相识的。我这次在华沙才耽搁了两三天,同他的接触不多,不过他还是向我汇报了一下分社的工作。他当时孤身一人在波兰,俄文不熟练,英文不懂,同波兰人和外交界接触有困难,大使馆对他不很照顾,让他住在集体宿舍里,同三等秘书以下的青年干部住在一起,他当时很委屈。他同时还提出自己“不能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外文固然不好,对欧洲的历史地理,政治情况都不了解,感到无法进行工作,心情有些消沉,有打退堂鼓的意思。我劝他安心工作,从长远打算,目前工作不能开展,可以少做点报道工作,可以多花些时间学习些外文,学习西方历史。我说“劝”,是因为我并不是到波兰“视察”分社工作去的,不能以领导身份给他指示。但是吴冷西在我之后路过华沙时(吴也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回国途中经华沙的,不过他比我晚了几天),就曾以社长身份规定他可以一年不做报道,专门学习,重点是学习历史。这是吴冷西回国以后告诉我的。

从此以后,一直到1956年初的苏共二十大以前,谢文清在报道工作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绩,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报道,不过我们当时对波兰的新闻主要依靠塔斯社和波通社,并不依赖他,他曾写过几篇通讯,但是在我印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优异的作品。

在这期间,分社租了房子,雇了翻译、司机,郭先逑(谢的爱人)也去了,分社有了一个摊子,谢文清的情绪也高了。事实证明谢文清是很善于活动,很会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虽然业务上甚少建树,但局面已经开始打开了。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刮起了一股修正主义的妖风,波兰是最早的修正主义思潮中心之一。波兰党是三十年代被共产国际宣布为“间谍党”而予以解散的两个共产党之一。当年波共的领导人瓦尔斯基和xxx(名字忘掉了)是被斯大林下令枪决的。因此,苏共二十大刚一开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在波兰首先流传开了(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报告全文就是从波兰人手里得到的),反苏、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的言论甚嚣尘上,六月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十月发生了波兰人叫做“十月革命”的波兰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亟需了解波兰党情况,总社曾指示谢文清大力采写内部参考消息,谢文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波兰分社当时是除日内瓦分社和伦敦分社而外发回各种修正主义材料最多的分社,(日内瓦分社和伦敦分社发回来的都是公开材料,为欧洲各大共产党的声明决议及其领导人物的报告,文章等,而华沙分社发的大多是内参材料),在东欧各分社中,华沙分社所发回的材料,可能要比其他各分社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谢文清发回来的内参材料范围是很广的,从报刊上的公开报道一直到咖啡馆里的流言蜚语,甚至包括“厕所文学”(即写在厕所墙上的讽刺画和话),除少数“不登大雅”者外,70-80%都经我批发内参,现在一查便知(具体经手编辑这类稿件的是李洋,他的印象可能比我清楚一些)。就我现在记忆所及,其内容也涉及各个方面,有三十年代的“冤狱”(主要是瓦尔斯基一案)有华沙屠杀案(说苏联屯兵华沙城外是对华沙起义者“见死不救”),有卡廷森林案,有哥穆尔卡案,有揭发苏波经济关系(主要指苏联廉价购买波兰煤)军事关系(主要是反对罗科索夫斯基任波兰国防部长),政治关系(主要是反对苏联支持的“纳托林集团”)等等甚至还有《华沙生活报》和《文学报》(后一名字可能记忆不确切)上关于以“批判的现实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摘要。所有这些,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其倾向都是“右”的。就其在《内参》上发表以后所引起的影响而言,那么,我至少知道,56-57年间,中国文学界刮起的一股妖风,最初的起源之一就在于波兰文学界的几篇文章,而这几篇文章之所以得到注意,就是因为新华社的《内参资料》上发表的华沙分社的来稿提供了线索。

    但此是后话,当时新华社在提供参考资料的工作是一再得到中央表扬的。据吴冷西说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十分频繁,为我党历史上多年以来所未有,专门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在讨论中亟需有关材料和情况,但是 外交部、调查部、和联络部都“叫不应”,只有新华社消息灵通,材料完备,因此对新华社屡加表扬,吴冷西也因此而得以一个普通的领导干部一跃“通天”,得以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从那时起到1957年底为止,新华社成为处理这类材料的总口子,外交部、调查部、联络部以致各驻外使馆所搞到的材料都总汇交新华社国际部处理。我们当时非常自鸣得意,一面受到中央的表扬,一面就大力鼓励分社,华沙分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1956年10月,波兰事件爆发时,在对待哥穆尔卡上台如何看法的问题上,谢文清同以王炳南为首的我国驻波兰大使馆领导上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分歧。他认为哥穆尔卡的方向是对的,而大使馆认为是错的,是修正主义,大使馆对他做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他写的内参材料已发到国内,我们把它发到了《内部参考》上,(我个人是支持谢文清的看法的),毛主席在内参上看到了他的意见,同时驻波兰大使馆也把自己的看法通过外交部上报中央。毛主席在比较了两种观点以后,肯定谢文清是对的,大使馆是错的,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发了一个电报,批评了驻波兰大使馆。对于这件事,我个人因为1.与谢文清观点一致2.想与外交部争胜,有意替谢文清扬扬名,给驻外记者打打气,曾把中央的电报批发《内参》。这样一来,在一个相当权威的范围内,谢文清就成了一个“名人”,许多人本来没有看过谢文清写的什么新闻和通讯,现在都知道有一个“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衔命访问苏波匈。到波兰的时候,曾在华沙到洛兹的火车上,叫我找谢文清       ,向他汇报一下波兰的情况。我还记得总理头一句话就是,“你就是谢文清!”可见总理对谢文清也很有印象。这次谈话的内容,我已一点也记不起了。留下的印象只是:谢文清大概是因为初见总理,十分拘谨,紧张,说话很不流畅。后来因为总理有别的事,谈话时间也不很长。此事对谢文清可能印象颇深,也许他自己还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波兰事件以后,一直到反右斗争进入高潮为止,谢文清还是不断从波兰发回许多材料,倾向无疑是“自由化”的。大概在1957年春天,谢文清因为支持哥穆尔卡的观点,遭到驻波兰的苏联记者和亲苏联的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记者的猜忌和排挤。有一次,在华沙机场上,塔斯社记者公开辱骂他是“修正主义”。此事,他曾报告总社,我们曾去信要他注意检点,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具体详情,可问当时协助做分社管理工作的丁德润,我记得这封信是他写的,我批的,但是内容已经记得不甚清楚了。

    在我的印象中,谢文清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这一年的工作,主要也就是在内参方面的接触。关于他在波兰的情况,我只是两次访波,匆匆去来,不过六七天的时间,谈不上什么了解,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去访问王炳南和余湛,特别是余湛,(当时驻波兰大使馆参赞,现任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他具体管谢文清的工作,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

    关于如何让评价谢文清这一年的工作的问题,我现在也觉得难于回答。从一方面说,他的工作成绩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有人问,当时发电报的“中央”是哪个“中央”?根据吴冷西当时的传达,再根据吴冷西那一年中的大量传达来判断,我确信那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是不会有任何疑议的。从另一方面说,谢文清当时确实散布了大量修正主义的材料,而他本人的观点也无可怀疑是倾向于这一方面的。我还鲜明地记得,右派分子郑德芳在鸣放期间的一次扩大编委会上,曾认为新华社的国外记者数得上的只有一个,谢文清,并且大声疾呼,新华社的国外记者应当向谢文清学习。郑德芳连谢文清这个人都根本不认识,她和陈龙平素的观点又一惯认为新华社记者只应写新闻,而不应写通讯,至于写内部材料更不是新华社记者的任务,她为什么这样吹捧在写新闻方面毫不出色的谢文清呢?理由只有一条:观点一致,立场一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外我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 即将被公开揭发为右派的时候,我偶然向王飞问起:“谢文清现在如何?”王飞说:“谢文清要在国内,早就是右派了。”这些反映也都不是毫无由来的。

    现在有人说,谢文清曾写过一篇内参材料,在哥穆尔卡集团主张解散集体农庄的时候,他调查了农民的意见,认为农民还是要集体农庄的。我不敢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敢断定这不会是1957年秋天反右以前写的。当时谢文清的思想倾向恰好是与此相反的。而且谢文清在56-57 年间的采访活动只是初步打开局面,他写的内参材料除了来自报刊杂志以外,都是来自道听途说,很多是来自分社的翻译和司机,另外是来自修正主义思想倾向严重的波兰记者和文化人,根本还没有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如果他写过以上所说的材料,也一定是“反右”以后的事。

    当然,评判谢文清当时的思想言行,还要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我们当时主张苏联出兵匈牙利,然而反对苏联出兵波兰,波兰事件时,我们党中央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被认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史无前例的大新闻,因为中国批评了苏联,但实际上也是对哥穆尔卡上台的一个支持。不过所有这些,我建议最好彻底清查谢文清在那一年中在《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发表的材料,拿来同当时《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正式文件相对比。这些正式文件除我刚才提到的而外,也包括总理在波兰的历次发言,和中波、中苏公报,我个人虽然曾参加其中多数文件的起草,但是现在已经一点都记不得了。

    另外,评判谢文清当时的思想言行也要考虑到当时的政策界限,例如在驻外人员中是不搞反右斗争的,不论任何人不论其右派言行如何严重,都是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这一条不论是在各驻外使馆、各驻外贸易代表机构、新华社驻国外分社都是执行了的。谢文清所做的许多工作是在我的直接指挥下做的,他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许多错误,我要负责任。我的右派罪行第一条就是搜罗修正主义材料在内参上发表,流毒深远,我的罪行也包括在波兰问题上的错误在内。

我个人的看法是: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但需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对于谢文清56-57年间的表现还是要同他以后多年的表现结合起来看(这是我完全不了解的),很可能经过反右斗争的教育,他已经成了坚强的反俢战士,那么他在波兰事件时的表现,恐怕主要还是应当作为功绩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当时中央在波兰问题上的决策,并不是根据谢文清的意见,而是谢文清的意见符合中央的观点)。

    在其他方面,我1954年初次见到谢文清的时候,他在生活上还是可称艰苦朴素的,但是这几年从外表看,已经颇为讲究,大概他自己也已不再自以为是“土包子”了。这是一个变化,仅供参考。谢文清在生活上十分会算计,对波兰、苏联、中国的物价折合调查得十分精熟,他在华沙时给总社的来信有很大一部分是讲什么东西在哪里买可以省多少钱,还提出买中国的东西给雇员送礼,代替薪金,我们省钱,雇员得利,为此等建议,当时使我们觉得十分好笑。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还都是为公家算计,而没有肥己自利的表现。欲知其详,恐怕得向丁德润、张慧贤、欧阳曼湘等同志调查。谢文清在报道业务上当时还没有出色的表现,但是他政治上还是敏感,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还证明是有政治锻炼的老干部。

                                  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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