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一：梵中协议并未阻止中国对宗教的打压

近日，梵蒂冈和中国续签了《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使该协议的有效期再延续两年。但就梵蒂冈而言，即使协议初心是为了建立良好对话并令中国宗教得益，但在中国当局的不断打压下，该协议的签订在外界看来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的地下教会仍倍受打压，还有大量的基督教徒饱受牢狱之灾。

协议下的现状

梵中协议的续签再度引发人们对于中国宗教现状的关注，自今年3月1日中共当局颁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宗教信息进行互联网传播的限制以来，国内宗教的传播和交流遭遇明显打压，德国主教大会所属的世界教会委员会主席迈尔曾说，这些措施令宗教信息通过媒体交流在将来已成为不可能。

互联网的限制只是北京对宗教打压的一部分，各地宗教学院的取缔则在进一步阻断儿童和青少年的相关接触。迈尔说，很长时间来，禁止儿童和青少年接触宗教的规定在中国各地越来越严格实施，宗教教育已几近不可能。

同时，中方对宗教人士的管控和限制也没有停止，不仅要求他们加入官方教会，对于不服从的人还会以牢狱之灾相威胁。今年4月，浙江温州教区的主教邵祝敏在警方的控制下失去行踪，当时正值复活节期间，外界认为，这是当局阻止其参加宗教活动的例证。邵祝敏作为一直不愿加入官方教会的主教之一，常年遭受警方的威胁，频繁被逮捕。

即使在梵中协议的签订下，依旧有天主教徒在不愿加入官方教会时遭到迫害，河北省正定教区主教贾治国经常被软禁、闽东教区原正权主教郭希锦曾遭各种骚扰被强制逐出主教府，还有河南新乡教区主教张维柱频繁被迫参加政治学习，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与他们有着相同遭遇的宗教人士数不胜数。

在今年北京冬奥期间，河北宣化教区的神职人员被当局认为是不稳定因素，包括曾被软禁10多年的崔太主教和副主教章建林在内的多人遭到扣押。宣化教区于1946年由教廷建立，而在1980年，中国政府成立张家口教区，并入宣化教区和西湾子教区，但张家口教区未被教廷承认。梵中双方虽签订协议，但矛盾仍然存在。

反对声不断

最初于2018年签署的协议的目的之一，是缓解中国大陆效忠宗教的大量地下教会和信众与政府主导的官方天主教机构之间的长期分裂，同时，梵中双方将在主教任命问题上进行合作，中国的主教虽由北京提出，但梵蒂冈对人选具有最后的任免决定权。

该协议每两年一续签，目前是第二次续签。但在中方持续甚至愈加严厉的打压宗教自由下，梵蒂冈对于签订协议的坚持遭到多方的不认同。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及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项协议损害了宗教的道德权威，并试图说服罗马教廷放弃协议。

但教廷表示，这份协议是在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 以“推动天主教的使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样的辩护并未令规劝者放心，因为中共当局对于宗教自由的不满和抵触在国安法下更是延伸到香港。曾前往梵蒂冈、试图当面向教宗说明中国宗教状况的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压目标。港府称已90岁高龄的陈日君作为“612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信托人之一，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但对于宗教人士来说，港府这一举动明显在侵犯香港的宗教自由。

信仰与政治的交锋

无论是中国大陆宗教空间的紧缩，还是香港宗教自由的破坏，都显示出梵蒂冈在对中方立场上的软弱。虽然梵中协议的内容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但大陆多名未加入官方教会的主教频遭迫害以及陈日君的被捕，都由此可见该协议在改善中国的宗教环境上的力量之弱。

梵蒂冈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枢机主教在不久前的协议续签后向媒体表示，这份协议体现了教宗充满耐心的远见，但实际上，梵蒂冈在诸多中共当局打压宗教自由的事件上但表态均充满迟疑。

教廷的态度令人疑惑，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数量众多的信众或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果说教廷是为了发展中国国内数千万的天主教信众，而对中共当局进行一定的妥协，并不合常理，因为当局的强势打压也已注定不可能令梵蒂冈以迂回的方式达成目的。在当局想要传递的意识形态下，基本杜绝任由宗教不受控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再观教廷历史，梵蒂冈曾在二战时被迫与纳粹合作，以保全教会力量，但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中国当局若存在如纳粹般直接威胁教廷的力量亦不可能。

或许就如陈日君曾对帕罗林的批评声所言，后者“操控”教宗并出卖了中国的地下教会。在这份协议下，信仰未得到保护，政权却持续介入，令拒绝加入官方教会的成员愈加边缘化。

梵中协议近日的再度续签，全然无法令外界保持对梵蒂冈的信心，大陆宗教前景依旧不明，而教廷对中国当局的卑躬屈膝，令人担忧道德和信仰已向政治力量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