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主教陈日君受审，国安法下宗教自由堪忧

香港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与另外五名倡导民主的活动人士周一周二连续两天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开庭受审。梵蒂冈对陈日君枢机受审没有做出过多表态，而教会高层人士公开表示声援。

现年90岁的陈日君与另五名被告：律师吴霭仪、歌手何韵诗、前议员何秀兰、学者许宝强和基金秘书施城威被控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注册社团或豁免注册社团。六人均否认控罪，被告将面临最高一万港币的罚款。

今年5月，陈日君等人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为由逮捕。这六人为“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该基金为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被捕的抗议者提供法律援助。分析人士担忧国安法实施可能有损香港宗教自由。

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荣休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Fernando Filoni)上周在罗马发表公开信声援陈日君。斐洛尼的公开信刊登在意大利天主教主教会议创办的日报《未来》(Avvenire)上，公开信回顾了他在香港遇到陈日君的经历。

斐洛尼认为陈日君不应该被定罪，他在信中指出，“面对不公义、面对每一个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应捍卫对自由的渴望，谁不会这样呢？”斐洛尼称赞陈日君说“香港、中国和教会有一个忠诚的儿子，他们不应该为之感到羞耻。这是对真理的见证。”

前《亚洲新闻》主编贝纳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对美国之音表示，教宗在从哈萨克斯坦回程途中接受采访，提到过陈日君枢机。贝纳德神父说，“斐洛尼主教已经强调，陈日君主教是十足的中国人，也是十足的天主教徒，他热爱中国，也热爱教会。我认为问题出在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审判，最开始他面临相当严厉的国安法指控，与国外势力合作，而现在他面临的是官僚主义方面的指控，其组织没有登记。我认为他们试图减轻指控，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审判对国际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英国诺丁汉大学宗教社会学讲师卡丽达·朱(Calida Chu)在香港出生并长大，主要研究1997年后的香港公共神学。卡丽达·朱表示，“过去少有宗教领袖因为抗议遭到当局控告，也有一些牧师，但是不像陈日君主教那样有名。”

贝纳德神父认为，国际社会的态度非常重要，而香港当局不希望因为此事而降低香港的吸引力。贝纳德神父表示，“香港需要受国际欢迎的一面，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陈日君主教和另外五人(对当局)是一个考验。如果他们野蛮对待陈主教和其他几个人，我认为香港会失去更多国际影响力”。

目前教廷有意与中国续签关于主教任命的秘密协议，从教宗方济各到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的一系列乐观表态来看，双方续签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梵蒂冈与中国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签署，2020年续签了一次，分析指出预计双方只可能在截止日期前才会正式宣布续签。

梵蒂冈代表团与中国当局8月底至9月初的秘密会谈在天津举行。意大利《亚洲新闻》报道说，梵蒂冈代表团拜访了92岁高龄的天津主教石鸿祯，石鸿祯因拒绝加入官方教会长期被当局软禁。

教宗方济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同时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不过双方没有发生互动。方济各向中国释放善意，对于和习近平见面持开放态度，但中国对此没有回应，有报道指中方以“没有足够时间”为由婉拒。方济各在返回罗马的专机上回应记者提问指，他不能判定中国是民主还是反民主，因为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方济各提到陈日君说，“他在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里明显有一些局限”，方济各表示不能对此事做出判断。

本月早些时候，德国主教吉拉·穆勒(Gerhard Ludwig Müller)批评梵蒂冈对陈日君被捕保持沉默， 穆勒表示“我们抛弃了他”。

陈日君长期对香港民主运动表示支持，反对23条立法，持续多年在七一游行起步前祈祷。中国官媒指责陈日君“勾结西方”从事“反中乱港”活动。

国安法下的沉默

贝纳德神父表示，香港在实施国安法后，人们开始沉默，社会缺乏信任，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香港的未来都缺乏信心，特别是国安法实施以来很多人被捕，当然也有人对过去的游行示威和暴力不满，因此今天的香港社会非常分裂。

贝纳德神父说：“现在香港的状况是非常分裂，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不同于过去的香港，过去人们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现在每个人都非常小心。”

香港近年来爆发的“雨伞运动”、“反送中”等抗议浪潮，都有基督徒的参与。占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为香港支联会成员，曾经领导营救六四学运领袖的黄雀行动。在2019年“反送中”抗议中，一些基督徒站在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试图缓和紧张局面。基督徒在游行队伍中唱圣歌，一些教会敞开大门，为示威者提供休息和庇护场所。多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呼吁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并且要求对警方暴力对待示威者的行为展开独立调查。

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中，既有主张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士，以行动实践教义，也有人不问政事，只局限在教会内祈祷。卡丽达·朱表示，天主教主张社会正义方面的教义已经得到了梵蒂冈的确认，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中国的天主教倾向于另一种(局限在教会以内)。在香港，很多教会的建筑实际上是私人房产，你可以选择不让抗议者进入你的建筑，你也可以选择允许抗议者进来，比如寻求保护的抗议者，或者受国安法控告的人，这就会成为政治问题。实际上在过去，曾经有跨宗派的祷告活动，参加的各宗派领袖都被跟踪，即使他们的祈祷活动不涉及政治，这样的祷告却有后果，这不光是上街的问题。

教会在香港社会中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除了作为信徒的精神团体，也承担社会服务职能，一些教会创办的医院和学校历史悠久，拥有良好的声誉。香港政府已经在学校内全面推行国安法教育，政府要求中小学校教授国安法，大学生必须修读国安法课程才能毕业。国安法教育已经引发教师辞职移民浪潮。

贝纳德神父介绍说，教会在香港有提供优质教育的传统，但是他对未来的教会教育感到担忧，尽管目前教会学校仍能自由办学，对当局来说教育也是相当敏感的话题，因为教育意味着提供各种思想和价值观。贝纳德神父表示：“每当有游行的时候，当局的宣传就会说青年为民主游行，是教会教育造成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想要阻止天主教教育”。

教会与社会和解

贝纳德神父表示，教会必须促进社会的和解，现在由于政府的防疫政策，由于香港国安法，游行示威被禁止，教会需要遵守法律。不过目前香港当局现在没有干涉宗教活动，到目前为止，国安法还没有触及到香港宗教自由方面的内容。

面对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压力，很多人选择离开香港。卡丽达·朱认为，教会内部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供人们反思各种议题，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精神上的。卡丽达·朱说：“假设你在讲道中过于政治化，一些牧师就会被很多教会成员提醒，你不应该提到那个。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互相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用于反思、分享、互相帮助。”

卡丽达·朱表示，很多人因为子女或者工作原因对未来不知所措，因为一些特定的工作他们必须服从政府，或者因为教育的原因，子女可能会更倾向爱国主义，教会不可能对所有问题给出答案，然而倾听是非常重要的技巧，这就是为什么在香港存在各种精神运动，告诉人们如何保持平静，因为这个社会不平静。

香港在雨伞运动后，抗议活动开始出现去中心化趋势，基督徒在网络上建立了“伞城网上教会”、“流堂”等社区。研究香港公共神学的卡丽达·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雨伞运动启发了一些基督教领袖有意识发展数字公共神学，此外，在浙江主导强拆十字架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晋升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在香港也引发了一些基督徒的担忧。

卡丽达·朱表示，香港基督徒担忧未来香港社会环境大陆化趋势，已经有建立类似大陆家庭教会的设想，以及如何运作等问题，这方面的讨论非常敏感，所以没有公开讨论。

转载自 美国之音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