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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9月 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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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研究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 台湾受灾重反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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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有关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研究报告。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代理人,正加速开展一场影响全球媒体和新闻受众的运动,对媒体和记者作出骚扰、恐吓,以及要求媒体和记者删稿,压制批评中国的报道;其中,北京对台湾的影响情况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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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有关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研究报告。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代理人,正加速开展一场影响全球媒体和新闻受众的运动,对媒体和记者作出骚扰、恐吓,以及要求媒体和记者删稿,压制批评中国的报道;其中,北京对台湾的影响情况最为严重。

评论表示,中国除了利用媒体对海外华人圈成功洗脑外,也利用”植入”的方式,把内宣变成西方媒体内容的一部分,从而影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商界和学术界为中国说好话,有助中国增加话语权。评论又说,北京以经济力量影响台湾媒体多年,虽然推销软实力的成果有限,但达到分化台湾社会的效果。

自由之家发现,中国政府在过去3年,积极扩展其对媒体的影响力。报告研究3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发现超过一半都以“高”和“很高”形容中国对媒体的影响力,台湾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案例,但它也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应。报告认为,民主国家在应对中共的媒体影响力方面,出现惊人不平衡的问题。

报告形容,中国共产党和其代理人,正加速开展一场影响全球媒体和新闻受众的运动,在过去3年更为积极,中国外交官和官媒,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做大外宣工作,通过抖音和微信官方帐号,影响中国境外的侨民、新闻媒体或政界人士所接收的信息,也购买外国新闻媒体的股份和向外国出口审查技术等,提升其影响力。当遇到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新闻或观点,会使用不同的方法骚扰和恐吓媒体和记者,例如实施经济压力和网络欺淩,直接要求他们删去或撤回相关内容,压制对中国的批评报道。

报告还指出,虽然中国官员和官媒没有代表在台湾,台湾社会也有强烈反对中共宣传的声音,但北京仍可以通过看似像新闻报道的宣传内容,举办论坛和提供补贴等方式,影响媒体内容。同时也发现,北京会以警告和鼓励媒体审查,减少媒体发表对中国不利的报道。在疫情和台湾选举期间,中国会直接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例如脸书、推特或油管等,制作新闻来源,让媒体跟进和报道,推动大外宣。

2019 年 6 月 23 日,台湾“反红色媒体”总统府前集会。(法新社)

评论:中国利用媒体对海外华人圈成功洗脑

原《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始人程益中表示,报告描述中国政府如何影响全球媒体的情况准确。他表示,中国政府早在2003年开始,已积极对外开展大外宣工作,透过北京能掌控的媒体,向海外华人受众洗脑,配合说好中国故事。

程益中:”以前还是官方牵头的,现在是简体中文圈及中国大陆话语体系的所有人,包括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一些会报道中国的媒体,很多都惊叹中国鼓吹的经济奇迹和所谓的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等假象,在自觉和不自觉下,都变成为中国歌功颂德的传播,也可以说是中共的成功洗脑。”

评论:中国利用”植入”方式把内宣变成西方媒体内容 影响意识形态

熟悉中国国情的资深传媒人程翔表示,中国政府和及代理人,也会借助海外的英文媒体,协助配合大外宣工作,以改变外国受众对中国的观感。他之前在媒体工作时也有亲身经验。

程翔:”我有一个亲身经历,何志平底下的能源基金会,其实是为中国搞大外宣的机构,有一个职员找我,我当时在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他们说想用广告的方式,要求在报纸中间插入China Daily的内容,还说可以找母语是英文的人,为他们写稿,再为我们供稿,叫我们按照广告费价钱结算。还说,在亚洲所有的英文报纸,只差《海峡时报》,全都有与他们合作。最后我们报社当然是拒绝,这就是典型例子,中国用什么方法做渗透。” 

程翔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对媒体的影响力,影响西方社会,特别是商界和学术界的意识形态,配合中国的论调,增加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支持度。

程翔:”对中国的好处有好多了,比如说,前几年国际社会在辩论所谓’中国模式’,研究’中国模式’是不是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是否要向中国学习,都是中国在对外宣传上,对中国有利的效果,会让国际上有更多认同中国这种模式、意识形态和办事方式。最让人忧虑的是,在西方对中国的绥靖主义非常强烈,现在与美国关系变差后,有一大批在商界和学术界的人,给他们(中国)擦皮鞋,帮他们圆谎言。”

程翔表示,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视的工作之一,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已表明,要设立全球新闻中心,让全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显示中国对西方的大外宣工作,已持续多年,渗透的范围不止媒体,学术界和商界都有,只是因为近年中国的国力增强,能在大外宣投放更多资源,才让西方社会有所醒觉。

评论:北京对台湾媒体的影响力分化台湾社会

“自由之家”的研究报告显示,台湾民间社会早于西方社会,察觉和警惕北京对媒体的渗透和影响力,但台湾媒体仍是在研究对象当中,最受中国影响的案例。为这次研究担任顾问的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表示,要从媒体操作和影响的效果,分析中国对台湾媒体的影响力。他表示,北京透过经济力量,例如亲中商人对媒体的并购和买广告等方法,操控台湾传媒已持续多年,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黄兆年:”虽然媒体的购案数量,没有如2008年,乃至2010年代中期那么多,但既有亲中台商对台湾媒体的并购,已成事实,在这个基础上,北京持续对这类亲中台商做补贴,也可以持续利用这个财务杠杆,透过亲中台商掌握对台湾媒体的影响,会影响到台湾媒体运作和媒体报道的内容。” 

黄兆年提到,中国利用对台湾媒体的影响,没有达到提高民众对中国好感的效果,但北京输出的资料,进入台湾不同群组时所引发的争议,显示北京影响力能达到分化台湾社会的结果。

黄兆年:”如果中国的目标,是要透过软实力提高台湾人对中国的好感,基本上是没有达到这种影响,或影响非常有限。可是中国对资讯操作的过程当中,偏差的资讯进到台湾的网路环境,会产生分化的情况,让台湾社会在政治光谱变得更极化,更矛盾和冲突,这对台湾民主的讨论和民主的决策品质,都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黄兆年也提醒,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除了用传统的手法,影响台湾社会,近年也有增加针对互联网和虚拟世界的大外宣工作,例如为一些年轻人喜欢的网红和艺人,提供赞助和业配,以及培训和鼓励其与亲中团体合作等方式,增加其软实力对社会的影响。

记者:陈子非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网编:瑞哲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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