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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9月 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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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毅:中国法制小史(七) 蒙古人的法律其实更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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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自我的特点,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开拓了一个辽阔的大一统帝国,也创造了具有自我民族特性的法律制度。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自我的特点,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开拓了一个辽阔的大一统帝国,也创造了具有自我民族特性的法律制度。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既有的习俗以及部落首领的号令即是法律,13世纪初期的蒙古人也不例外。因此直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而下令编成《大札撒》时,这部统领全族的法典,仍然是一部各种陈规旧习和许多汗王训令的拼凑物,作为族中主掌狱讼的断事官即札鲁花赤,在惩治盗贼和欺骗者之时,所持的依据仅是成吉思汗的一句话:“应处死的处死,应惩罚的惩罚。”《大札撒》自然难以成为一种定刑量罪和主断民事纠纷的标尺。

蒙古灭了金国,却没有对它的法律——金律不恭,相反觉得金律更有可取之处,于是宣布“断理狱讼,循用金律”。一个大族就这样匍伏于它所葬送的王朝的法律之下,这也显示蒙古人的知善好用、兼容并取的精神。

忽必烈依据《易经》的“大哉乾元”建立元朝,直至20年后,即1291年,元朝才有了第一部自己编纂的成文法典《至元新格》,其内容包括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案狱等10个方面的法律规范。朝廷仿效大宋王朝,将该法律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

1323年,元英宗制定了一部关于纲纪、吏治的法典,称《大元通制》,共2539条。与《大元通制》几乎同时问世的还有一部流传至今的《大元圣政朝典章》(简称元典章),是由地方政府编辑的一部法律汇编。1346年,朝廷又出《至正条格》,此后直至元朝丧亡,再无重大立法活动。

元朝的立法,虽然“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却也揉合了蒙古人的习俗。在编纂体制上,大多承继了宋朝统编敕令格式的传统。

元朝分人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的地位、经济负担和犯罪之惩处,皆各有不同。一般情况下,蒙古人总拥有超然的特权,以至在律令之中也明文规定。于是,倘有蒙古人与汉人斗殴,汉人不能还手,只能上告官府,若是还手,则必被严刑断罪。按照元律,盗窃者要处以刺字之罪,被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颈项,但若有蒙古人犯此罪,则不在刺字之列。

对于杀人之罪,元律也因罪犯所属民族而和身份不同而处罚殊异。蒙古人打死汉人,仅被断罚出征当兵和给予丧葬费,汉人或南人杀死蒙古人,则判处死刑,也给丧葬之费。可见元朝的法律是因人而异的。

因人而异的制度还使得僧道受宠。元朝虽然拓展于北土,却对佛教和道教喜好有加,法律上也给予僧、道之人以种种优待和庇护。在朝中,佛教的首领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地方上则由佛道遍设衙门,僧道官人像司法官员一样常常莅政施刑。朝中规定,僧道的一般民事案件,由寺观主持僧道审处,僧俗纠纷事件则由僧道会同地方官审理,只有僧侣犯奸盗、诈伪、人命等重罪,才由地方司法机关审判,但需上报中央的宣政院。从各地僧道到宣政院,构成了与世俗司法机关并行的宗教司法系统,这在中国乃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僧道之人耀武扬威,出入 呼后拥,即使大街上撞过,也全然不把部刺史和郡太守放在眼里。

元律在不少方面也有表现比较宽泛、阔达的特点。例如,元律将唐宋的笞、杖两刑的次数,均减3下,称为“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这可能显示了元朝的一点“仁人”之心,在今天看来也是有趣的。

不过,元律更为宽松的规定还在于婚姻方面。唐宋法律禁止所谓“良”、“贱”之人通婚,也不允许“有妻更娶妻”的现象,而元朝则许可良、贱依其自愿而通婚,且规定良男和婢女结婚所生之了仍为良,良女与奴婢结婚所生之子则为奴。元律也不禁止“有妻更娶妻”,相反,在《元典章》的判例中,肯定了“次妻”的地位。对兄或弟、叔或父死了,而“收继”其嫂或弟媳、婶母或庶母的状况也不禁止。唐宋对于奸淫父亲之妾处以绞刑,而元律则只处以杖刑。此外,元律废止了历朝之中“同姓不婚”的传统,为那些朝思夜慕的同姓男女提供了爱情和婚姻的便桥。

在对于妇女的离婚、改嫁方面,元律也更为阔达一些。这些相对的松弛之政,其实皆是蒙古人的习俗和道德观念的反映,与正统的儒教之术还有很有区别的,因为后者的全部治术理念都是把人作为牲畜一样来整治和驾驭。

作者: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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