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毅：中国法制小史(四) 魏晋：开创“十恶不赦”之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5年～公元581年），南北政权更替频繁，民族融合趋于高涨。尽管各朝立法活动层出，条文却皆有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北系法律，更对隋唐的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起到中国历代法制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也合了古人所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势态。也正是在这些年月，王朝开创了“十恶不赦”之治。

尽管汉律日臻完善，但400年的持存，也足以让它在岁月的风尘中寿终正寝了。特别是自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以来，汉儒诸家对汉律皆随心所欲作解，造成律令多到狱官不可遍读的程度。而自后汉末期天下变乱以来，曹魏异军雄起，以严、简的原则，广修汉律，终有成就。

曹魏受禅初建，沿用汉朝的律令，乃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汉律繁多，逮及魏明帝（曹叡）时常用的律例即有26272条，共770万字。

魏明帝决心废除汉律，制定魏律。乃令陈群、刘邵等人，“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始成《魏律》18篇，用以治民。此外，另制《郡县令》45篇、《尚书令》和《军中令》共180篇，分别用以治理地方官吏、朝廷群吏及军中将士。魏律于滋是成。

魏明帝以《周礼》之“八辟”为依据，规定了“八议”制度。两晋南北朝均相沿不改。此后并迄于清代，1600余年，“八议”一直是封建法典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八议”，即议亲（皇帝宗室亲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德行之人）、议能（有大才干之人）、议功（对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大官僚贵族）、议勤（为国家服务卓著勤劳者）、议宾（前朝的统治者及其后代）。这8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或减刑的特权。东晋成帝之时，庐陵太守羊聃，为非作歹，滥施刑杀，有一次竟错杀200余人，“有司奏聃罪当死”，但因景献皇后是他祖姑，属于“议亲”之列，后来又由其甥女琅邪太妃之请命，竟免除死刑。

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魏国设置博士讲解法律，并用郑玄学解释律令。律博士之职，开一代先例，影响深远。魏晋及隋唐时期，一批深研律学之干兴起，并对中国法制铸成了不少创制。

律律至隋时全文已佚，只在《晋书•刑法志》中存有《魏律•序略》，具体律条则语焉不详。但无论如何，魏律仍旧是一个文书巨头。所以取魏而代之以晋的司马氏，更是在魏律上大动手足。实际上，早在曹魏之时，贾充、杜预等人，就奉时作晋王的司马昭之命删改《魏律》，新律直到晋武帝泰始三年制成，次年颁布，称《泰始律》。

这个时期的王朝基本上都是短命的，然而晋律却有一个好寿命。《泰始律》不但行于东晋，而且直到南朝梁武帝为止的237年间，一直沿用，成为六朝中沿用最久的法律。南朝崇尚释老，轻视名法，以清淡为高逸，以法理为俗务，因此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变革，也是南朝萎靡不振的情势所成就。

与南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雄心壮志，大势开拓，立法上也积极跟进。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分别修订了《北魏律》、《麟趾格》、《大统式》、《齐律》和《大律》。其中，《北魏律》被认为是集当时法学文化之大成。它融进了中原士族得以承传的汉学，河西流亡寄居儒者所保持或发展的魏晋文化，以及江东所继承的西晋以来的律学。

另一个北系法律的典范《齐律》，则对唐宋继承北系法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齐律》的修成共用了10余年的时间，有949条，12篇，包括律、令、格等种类。《齐律》定有刑名5种，即死刑、流刑、刑罪、鞭和杖。该律还首创“重罪10条”之禁令：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皆为严刑之列。“重罪10条”皆不准议请减免，是齐律开的先例。

“十”字在汉语语境中，意味最多、全满。十恶不赦，便是恶贯满盈。指称一个人“十恶不赦”，就是言此人罪大恶极，绝不可宽恕。从北齐之时逐步形成的“十恶不赦”的刑法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

北齐号称鲜卑族，但因其依恃士族的支撑，儒学在其政治统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齐政权虽然受自东魏，但其律令的制定，以曹魏两晋法律为蓝本，且曹魏时期培养出来的一批律博士，对齐律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纷繁的政治变乱让人眼花缭乱，而法学专职人员的崛起，却引人注目。在中国法制史上，西晋法学理论家张斐十分有名。在其著名的《律表》中，张斐对晋律中的重要名词作了简要而明确的解释，例如，“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知而犯谓之故”，等等言语，有为法律上的行为作定义之意。在司法审判方面，张斐强调：“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这可以说是文人视角上的一种想法与心念。

作者：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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