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毅：中国法制小史(一) 先秦：儒法合流下的“驭民之术”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一定不能用西方法治的观念去解读，因为中国的法律，一切目的都只是为了自上而下的“治民”和“驭民”，这和养育畜牲一样，主人为畜牲设定规则，并且这规则基本上是以刑罚和刑杀为手段的。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诸侯各自为阵，尽管历经天下变乱和奋力改革之艰辛，但其间都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法典，倒是诸子百家之说，以及各国意义深远的变法运动及变法思想，才真正成了我国法制思想的渊源。其中，儒家之说及法家之论，直接对两千年来中国的法律制度与法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老子著《道德经》极力倡导“无为而治”的时候，大约是他的同龄人的孔老夫子正在播种“仁爱”的种子。“仁者爱人”，这是孔子的名言。他认为，作为一个仁者，在消极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统治者应当以“仁人”的标准来规范和约束自身。

然而，孔子绝不是一位相信单靠“德”、“礼”便可治天下的理想主义者。他还紧护着“政”与“刑”的旗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乃是圆满的治国方略。想想吧，若是“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夫子把话说得清清楚楚，刑罚是专门为“民”而定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其实是基于“刑”，乃是一种伪善。孔子声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把民众作为纯粹的奴隶和工具。

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孟氏之儒的孟轲，怀揣着“恻隐之心”，苦苦地规劝国君推行“仁政”，以使天下“性善”的百姓皆有资产，过上一个暖暖和和的安宁日子。不过，韩非子注意到儒家“仁政”其实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在实践上犯不着认真地追究。《韩非子•五蠹》写道：“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战国的社会，天下纷乱，各施学说，百家争鸣，于是有墨子“兼爱”、“非攻”的声音，也有庄子要人们遵循上天之道即“天刑”的说教。

但是，此时法家的声音，不仅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各国执政的法家人士正在推行法制的实践。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不仅是学术大师，而且都成为各国变法运动的首领。

在主张君主专制方面，没有一家学说像法家那样理直气壮。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加强国君的权力的要求。其中，商鞅更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驭民五策”：

1. 一民：强制性洗脑，统一思想；
2.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 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4. 辱民：使民众无自尊自信，且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之中；
5. 贫民：除了生活必需，剥夺余银余财。

商鞅还提出，如果以上五者若不灵，则由官府杀之。

概括“驭民五策”的全部用意是，要让民众贫弱，一生之中无时无处地充满恐惧，才好自觉地服众于王者。

战国末期，孔氏之儒的代表荀子，已经在更多地强调法律制度的重大意义了。如果说把“礼治”和“法治”结合于一体的是一种功绩，那么，这一功绩肯定该归属于荀子了。荀子留给后世的英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出自于儒家却独树一帜的“人性恶”之“创造”。和孟子的儒家学说不一样的是，荀子主张“人性恶”，人们一生下来便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这些都是“恶性”的。所以，治国之术，便应“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主张，包括特权人士在内，一律对他们实行法治，凡是犯了罪的就不能饶恕，这叫做“刑罚不恕罪”，以便天下之治，四平八稳。

荀子的这一“创造”建立了本质上除是对人性压抑的律法论调，还是传统上法家驭民之术的调子，一切的律法，都只用于治民，而且要治得越狠才能越确保天下不乱。特别是在荀子的两位弟子韩非和李斯的活动下，荀况这支儒家派，实现了由儒到法的转变。韩非子极是赞同商鞅说过的一句话：“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把法视为治国的开端，这在中国的法律制度沿革方面是一个突破，这一突破仍然是由荀子打开的。《荀子•君道》言道：“法者，治之端也。”总之，法即是治，治即是法，通通都是为民众准备的。

当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出来说话的时候，法家的势头便更加有些势不可挡了。韩非子声称，“法”、“术”、“势”缺一不可，这才是治国之本。韩非子坚称，要让天下子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国家的统治，必须用暴力才能达到目标。实行轻罪重刑，可以使“小不过生，大罪不至”，“上设重刑而奸尽止”。总之，国君对于国民一定要心狠手辣，无论狠辣到什么程度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所谓国泰民安。

战国后期，在荀子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儒法两家已经开始融流于一体，合流的目的只在于从王权的角度用心地治民。甚至诸子百家，皆为一丘之貉，如司马迁所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儒家的伪，法家的狠，最终都化为主人对待畜牲一样的治民之术、驭民之术。

法家的狠，有一生动事例。韩非和李斯，俱事荀卿，学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天性口吃，著书却能。李斯妒韩非才高于己，找借口使秦王加罪于李斯。狱中，李斯指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让其自杀。韩非欲向秦王表白，自陈事项，却没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却已经死了。对从前的同窗好友下如此狠手，可见这些御用文人的本性凶残。

总而言之，按先秦诸子的观念，特别是儒法合流之后，君王与国民的关系只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民众天生便是必须做顺民的，这也便有了他们所说的“驭民”之词。所有这些，决定了君王和国民的关系只能是主人与畜牲的关系，畜牲天生是谈不上有什么权利的——民众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得服管、服治!所以，民众都是被驾驭的!

作者：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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