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加本地居民凯文·格兰特：“我把香港放在心上”

凯文·格兰特是北加州的一名本地居民，出生于1977年。自2014年的香港占中运动以来，他就一直非常积极地支持香港的抗争者。他本人曾制作了不少英文影片和传单，力图向英语使用者传播香港抗争的情况。他也曾多次参加北加州的香港人集会，还与黄之锋相识。那么，为什么凯文会被香港抗争所吸引，成为一名美国本地的香港抗争支持者呢？近日，本台记者孙诚对他进行专访，听他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一直就对香港着迷”：凯文的撑港之路

记者：你好，凯文。能否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凯文：我的名字叫凯文·格兰特（Kevin Grant）。我出生、成长在北加州，在这里度过我的人生，没有太多去其他国家旅行的经历。我是美洲原住民，所以有的人会把我误认成亚洲人。我的专业背景是制造会计。早在我成长到能够投票以前，我就关注政治很多年了，因此我对于自己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气候都很着迷。我正式进入政治领域，是2010年的时候，那时我在我的家乡加州尤奇亚（Ukiah）参选市议员，因为几百票输了，但这件事把我放进了公众的视角，也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参与政治了。

凯文：我还想介绍关于自己的一点是我的爱好。我喜欢摄影和旅行，特别喜欢探索美国各地，认识美国各地的不同地域文化，也希望进行更多国际旅行。我只出国旅行过两次，分别是去台湾和香港。我去香港的那次是一次非常短期的旅行，那次旅行的情况我没怎么公布过。我认识一些香港的朋友，就好像我在美国本地也有朋友一样。

记者：谢谢。那么，能否讲一讲你是怎么样开始关注到香港的呢？

凯文：我一直就对香港着迷。1997年的时候，我在电视上收看了主权移交仪式的直播，那时候是美国时间的早上。这件事事实上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刻，但我认识的其他人都说“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对我来说，鉴于中共的劣迹，我个人认为他们对香港的控制稳定不了太长时间。之后的那些年，我追踪着香港的局势，香港有很多年相当平静，直到2010年代早期。那时，我在美国认识了很多香港朋友，他们在美国读书，在伯克利、斯坦福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日常联系。现在，我在缓慢地和其中一部分人失去联系，对于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知道现在香港局势变成了什么样。

凯文：在这之后，他们给把他们的朋友在网上介绍给我认识，也在2012或2013年介绍我认识了黄之锋。那时候我只是想，“很好，这是我的又一个朋友”，那时候我对他还不怎么了解。我真正开始关注香港局势，是在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当时我告诉我在美国的朋友，中国吞噬掉香港人的权利这一点，我在这之前就预见到了。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是非常反共的，这是因为事实表明，共产党使用了法西斯式的意识形态对人进行控制，并且侵犯了诸多人权。不光在中国，共产主义是这样，在前苏联、在越南，他们也是这样。举个例子，在俄国，共产主义者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本国人。

“黄之锋是个真诚的人”：凯文的香港之行

记者：能不能谈一谈你在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的经历呢？

凯文：当我听说“送中条例”在香港被提出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中国要违背承诺了。我记得在1980年代的时候，英国和中国签署过协议，英国会交出香港，但中国也必须把一国两制保持到2047年。但是，甚至还没有到2020年，中国就不再遵守他们的承诺了。我的一位香港朋友一直和我保持着低调的私人联系，他是黄之锋一起工作的，我也因此和黄之锋在网上虚拟会面过。那次会面气氛并不严肃，我们进行了很日常的谈话，我也问了他们现在做得怎样、香港情况如何之类的问题。那时候我没有谈太多政治问题，因为当时我觉得虽然我支持他们的示威，但没有真正介入到香港本地事务里。而且，我也一直忙于工作和社交，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保持交流。但在最近这几年，和香港朋友的交往越来越成了我生活的主流。

凯文：去年7月21日，我去了香港，震惊了我所有的朋友。在这之前，我的朋友们都不知道我要去香港。直到我入住了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发短信约他们见面。他们很惊讶，但也很高兴和我见面。那时候我没有介入太多香港本地事务，还不知道“国安法”会给人们什么样的惩罚。他们告诉我，美国人呆在香港也已经不安全了。因此，我没有发布关于这次香港之行的声明，只在那里停留了三天，尽量不让自己被人注意到。我和黄之锋以及他的朋友在公共场合见了面，也不清楚这样的见面会不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不过，如果中国政府因此注意到我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记者：能否谈谈，在你印象中黄之锋是个怎样的人呢？

凯文：我想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日常生活中能见到的人，不是一个政客。可以这么说，“政客是虚伪的人，不是真诚的人，他们只会告诉你你想听到的东西。”黄之锋是一个远更简单的人，他诚实、年轻。说实话，如果交朋友的话，就算一个人很冷酷，只要这个人诚实，也比那种在背后出卖和捅你一刀的人要好。他是一个真诚的普通人，不是政客。我感觉，他明白他自己的信念。我问过他，有这么多人不认同你们的理念，这怎么办。他说，那是那些人的事，他欢迎有人不赞同他们。

“我对香港有强烈的感情”：凯文对香港海外抗争的建议

记者：你能否谈一谈，美国普通人目前对香港抗争的认知情况呢？

凯文：十个人里面，会有两个人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其他人则会说“我没听说过在香港发生了什么，所以现在那里的情况一定很好，因为我没有在电视上看过有关那里的暴力和示威的新闻。”

记者：那么，你觉得怎样才能让更多的美国人加入到香港人的海外抗争中呢？

凯文：如果想让更多美国人加入，那么就需要在美国的香港人团体努力。比如在湾区，他们需要走出去和更多本地团体接触，并且多用英文。我有支持香港的朋友，去了洛杉矶的一些香港抗争集会，但他们听不懂集会者说的语言，所以他们没法得到集会传达的信息。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光在美国的集会应该说英文，从而让更多人加入，如果在法国就需要用法语，在德国就需要说德语。整体的目标，是将要传达的信息用各种语言传达出去，让所有人都明白，让全世界都加入进来。

凯文：我认识的人会问，“嘿，发生了什么？你对香港了解多少？”他们会说，“我不清楚香港发生了什么，新闻里面没有提到。我不知道那些集会是支持香港的还是支持中国的，因为一些标语牌是用中文写的。”我理解他们。我参加香港人的集会，是因为我对香港有强烈的感情，在香港朋友中能找到个人的平静（personal peace）。我也听说过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的许多令人担忧的事情，但我会和我真正感同身受的地方相连。我至少在香港认识152个人，我把香港放在心上。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诚旧金山报道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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