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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进:中国政治的实质与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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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的社会,应该涌现一大批深通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领袖、能够提出正确方法而化解现实问题和矛盾的政治家、以及内心深处具有坚定不移的文明精神的思想家。设计稳固而合理的国家体制框架是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进步的关键。

随著中共20大的临近,人们开始纷纷议论中共最高人事的变动与安排问题。国内关注于政治事务的人士无不在窃窃私语,而国外的一些人士更是不厌其烦的进行评论与猜测。然而,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政治评论中,几乎没有对于21世纪中国政治体制与国体改革方案的研讨、探索与设计,因此,所有的评论便显得毫无意义,因为许许多多的评论只是关注于人事安排与派别争端,却完全忽视中国政治的实质要义——政治体制的框架设计、国家机构的合理设置以及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步骤安排。

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中国的政体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标志),都处于家族皇权的世袭更迭与轮回中,一般说来,我们把这样的政体叫做“家天下”。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众选举制度,每个人就像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无法选择自己的统治者。

在“家天下”的西汉初年,戴圣便针对“家天下”的种种弊端而提出“天下为公”的美好政治理想,然而,直到1911年满清王朝瓦解,始终没有找到“天下为公”的具体方法与正确途径。戴圣的生卒年限不祥,有考证认为,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汉武帝。汉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处这起巫蛊案,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戴圣的父亲戴行被杀,当时,戴圣年仅六岁,和母亲逃难才免遭杀害。

在20世纪初,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为标志,是中国政治“家天下”土崩瓦解的开端,

中国政治的这场伟大飞跃当然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政治领袖开创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满清王朝,1912年元旦创建“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是自周朝之后,第一位为华夏民族的社会设计共和制度的伟大政治领袖,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是为中国社会规划产业发展方案的首屈一指的思想家。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五权宪法”则是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具体制度框架,而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产业与科技革命规划,是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未来的社会蓝图。

然而,由于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华夏民族在1912年元旦于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之后,没有能够巩固共和国的政体,政党政治的发育,更是走上了一条以武装力量而生存的道路。总之,华夏民族没有能够在20世纪百年真正走向一条国家成功、社会文明的康庄大道。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步入21世纪。改革开放时期是华夏民族有文字记载中唯一可以与百家争鸣时期相媲美的伟大时代。我依然坚信,在华夏民族经历了4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华夏民族已经具备了进行一场伟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文明升华的有生力量。这支力量就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之中。

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大陆迫切需要墨子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和人道主义的践行者、“兴天下利除天下害”的正确建设方法的执行者,迫切需要孙中山先生哪样的政治体制的设计者和领航者。

对于华夏民族在中国大陆部分,在政治上的一个实质问题,即是任何设计、确立和完善政治体制问题。设计和创建一种具有万世不易的、稳固性的、合理的政治体制,这才是华夏民族在大陆部分的一项最关键的现实使命。

设计稳固而合理的国家体制框架是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进步的关键。同时,新闻界的自由度、基层社会的民主意识、各级公权力部门的法治自觉,等等,都是必要的条件。

可以肯定,在21世纪百年里,华夏民族在政治方面必将沿着两条主线运行:一是,从“打天下”向“选天下”的有条不紊的转型;二是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制度设计以及完备的方案和细致的步骤。

中国大陆如果在未来的10—20年里,不能够真正解决政治体制的设计、再造和确立的任务,那么,大陆社会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便很可能再次经历20世纪像类似的一系列错误,并且,深陷于一种内部混乱而不能自拔的状态中而丧失21世纪剩余的大好时光。目前看,到21世纪中期的50年代,中国大陆也难以真正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文化形态的科学化、逻辑化和百花齐放的局面。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看现实,中国大陆内部很难找到并且根本没有孙中山先生一般的伟大领袖型人物。而且,我们大多数都不会想到,在世界经历了自1980年代的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局面之后,国际形势会如此这般的急剧恶化,甚至处于一场世界大战的开端和边缘。国际机制的再造以及世界格局的重组,可能要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才能够得以成立。但这是全人类的悲哀。20世纪以1945年二战结束为标志的和平局面,有可能以俄乌战争引发的21世纪世界大战而打破、而再造、而重生。

我的一些具体的建议在几年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出:1、把政协机构改造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党机构,并且赋予她推荐各级政府领导的候选人的职能;2、中共应该在自身理论与意识形态以及政党运作方面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改革;3、设立专门的、独立的从事于选举的管理机构,推动“人大”选举的公开性与秩序化;4、政府首脑在中共与政协组织推荐的候选人中通过公平、公开的选举产生,实现间接直选;5、创建有效的地方自治机制,把民生问题的决策全逐步下移,从而建立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

中国大陆社会一个迫切需要进行的一项文化工作,是自觉的改变对于公权力的认知与观念。因此,进行一场普及性的公民权益与价值的教育活动,是政治文明升华的一个前提工作。比如“打天下坐天下”、“一山不容二虎”、“新官不理旧账”、“能当鸡头不做凤尾”等等的陈腐的观念,依然构成中国大陆政治进步的障碍。

中国大陆是一个十分难以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国家。因为源自于秦汉王朝形成的一系列恶劣传统根深蒂固并且在民众中形成一种固有的习惯。而这些传承了2000多年的恶劣权力传统不可能在端时间里得到根本改变。20世纪孙中山先生开辟的政党政治先河没有能够形成良好的政党选举竞争的制度,而共和国的香火由于普遍缺乏民主与法治基础而难以持续照亮社会生活。

华夏民族的社会,应该涌现一大批深通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领袖、能够提出正确方法而化解现实问题和矛盾的政治家、以及内心深处具有坚定不移的文明精神的思想家。

人类政治活动的核心是服务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帮助产业与科技革命的发展、是促进一切文化事业的进步、是引导民族文明的升华、是致力全体民众的幸福。

中国是一个在卑微而错误的权力观念中沉沦的太久的国家。华夏民族必须以至高智慧和坚韧勇气而快速实现一场普及性的文明觉醒。

徐国进

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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