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债务危机正成为全球性问题

今年3月以来，南亚岛国斯里兰卡陷入经济断崖、街头运动、政治危机的恶性循环，高达51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违约风险令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空前。5月18日，斯里兰卡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已无法支付到期的126亿美元外债。7月6日，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对国会宣告斯里兰卡已经破产。

债务危机正在变成全球性问题，斯里兰卡或许只是主权债务违约集中爆发的一个先锋。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收紧、新冠疫情的持续，都在增加公共和私人的债务负担，没有谁可以幸免。

斯里兰卡暴发危机的同时，中国国有银行也面临房地产暴雷和偿付危机；中国多地房地产开发项目接连停工，陷入绝境的烂尾楼盘业主联署强制断供。

高度腐败是“破产”通病

斯里兰卡当前的危机是长久以来积聚的发展问题在疫情、俄乌战争、债务等多重外部因素的合力打击下爆发的。作为一个港口国家的斯里兰卡并没有从国际合作中获得内源性的自我增长能力。5月初，斯里兰卡财长阿里·萨布里说，历届政府总是以新贷款来偿还旧贷款，从来没有用贷款投资产生的收益来还贷，这就是债务增加到510亿美元的原因。

这种恶性循环类似中国的房地产和银行。在中国，房地产、银行是一根线的蚂蚱。房地产不行了，银行的坏账就会暴露，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今年6月，烂尾楼盘业主公开联署强制断供，房地产和银行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的官僚腐败尽现。

7月10日，三千名来自全国的河南村镇银行受害储户，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前维权抗议，这也意味着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誉已经破产。储户无法从银行取钱，河南郑州或许也和斯里兰卡一样，只是最先暴雷，因为这一现象已经或未来极可能在中国所有的省都会发生。

村镇银行是中国大陆金融机构中最脆弱一环。尤其是银行管理层往往把资金重点投放在当地的房地产。一旦房地产不景气，银行就会陷入危机，累及存户。

错误时间点执行不适当政策

自2017年中国政府提出“房住不炒”的口号，此后对楼市的打压持续加码，2020年8月，中国政府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三道红线”，同年年底又提出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上限，深刻改变了中国房地产金融格局。整个2021年，房地产行业都处在深度调整中，以恒大为代表的一众地产企业也陷入严重的经营危机,不断挣扎地应付债务压力。2021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下行至冰点，交易量、投资额等指标甚至出现“腰斩”。从今年3月份开始，疫情突袭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此外大量中国省市在“清零”政策下时不时进入封城状态，使经济预期迅速恶化，楼市销售也跌入谷底。

李克强提出减费降税的措施，包括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等，甚至对企业营运所需的水电等实行“欠费不停供”措施，但地方政府因反复实施封控措施，经济大受影响，无力向中央缴纳足够的税收，中央也只能实施减费降税。

正如同中国坚持实行的清零政策一样，斯里兰卡政府在错误时间点执行了不适当的经济政策，导致了滚雪球般的连锁负面效应。2019年11月，为提振经济，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宣布全面减税，将增值税税率从15%降至8%，并取消其他七项税收，包括企业支付的2%的国家建筑税。但疫情随后到来，斯里兰卡财源缩减，只能以印钞方式偿还国内贷款和外国债券，导致通胀严重。2020年，斯里兰卡信用评级被下调，难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政府只能用外汇储备偿还债务，这导致其外汇储备从2019年11月的75亿美元跌至2022年1月的23.6亿美元，经济紧张到不足以支应一个月的外汇开支。

俄乌战事重创斯里兰卡旅游业，不仅给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带来巨大创伤，也威胁到全球小麦稳定供应，推高了石油、小麦、原油、葵花油和许多其他商品的国际价格，其中原油价格创下14年来的历史新高，价格最高飙升至每桶125美元以上，导致全球生活成本的抬升。

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如影随形

经济下行的时候，债务是压死一家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后稻草。全球发生过的22次主权债务违约中，有11次引发政治变动。

在俄乌战、通膨及粮食危机等利空因素垄罩下，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会在各大基本民生领域蔓延。斯里兰卡政府先后启动限电、限购等一系列措施，都没有解决问题，药品无法进口、长时间停电，令医疗机构陷入困顿；纸张与印刷用墨的短缺导致学校考试无限期延，引发民众不满。从今年3月31日开始，斯里兰卡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为平息民愤，政府宣布除总统和总理外的26名内阁部长全部辞职，41名议员退出执政党。

今年3月底，上海因执行中国政府要求的清零政策启动静默封控，直到6月1日零时才解除静默，这对整个中国来讲都可以称为是个大事件，对经济冲击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则是另外一些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与其他层面上的危机感浮上台面。人是靠某种期望、对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体中彼此间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当这些纽带受到强烈的冲击，将会令危机感反射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4月初以来，上海2500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被限制在动态清零之下。由于鲜蔬与食品供应问题、失去常规医疗服务以及将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被送去隔离等问题，许多人在网络上发泄他们的愤怒，上海人愿意能为在互联网上表达批评而付出代价，因为封城的艰难、不满和愤怒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受惩罚的恐惧。国家机器则在全速运行，审查人员被要求删除所有对国家政策作不良描述或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内容。

河南省境内多家村镇银行今年4月在几乎同一时间毫无预警地关闭线上取款和转账渠道，至少涉及数百亿元人民币资金，引发储户大规模恐慌、数次上街维权抗议。这在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的中国，很是少见。

中国政府实施疫情清零政策后，国人移民海外的比例大幅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所引发的民间仿照效应将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