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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7月 2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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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现身说法,国安法下香港司法已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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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示威,首宗被告暴动罪而后脱罪的示威者汤伟雄与太太杜依兰,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在上诉过程中,见证了国安法之后香港法院的改变。

“赴汤杜火”是香港反送中示威中首宗被告暴动的个案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示威,首宗被告暴动罪而后脱罪的示威者汤伟雄与太太杜依兰,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在上诉过程中,见证了国安法之后香港法院的改变。

2019年香港发生超过半年的反送中示威,汤伟雄与太太杜依兰在7月28日的上环示威中,在示威现场附近,与一名16岁的少女,被警方拘捕,三人一同被起诉,成为香港反送中示威首宗的暴动罪案件。

这对”赴汤杜火”夫妻,接受本台访问,分享他们由2019年到2021年,经历被拘捕、脱罪,被政府上诉,在终审法院获终极胜诉的过程,以及他们对香港改变的看法。

“赴汤杜火”表示在上诉过程中感受国安法后法庭对示威者案件态度和处理的不同。(受访者提供)

汤伟雄:被捕后未经调查 即被提告暴动罪 感香港警察的改变

汤伟雄表示,反送中示威从6月到7月,已发现香港警方对示威者使用武力强度,不断增加,因为他们当健身教练,体能相对普通人好,希望能在示威现场附近,协助受催泪弹等影响,无法离开的市民。他表示,与太太早已有心理准备,可能因此被拘捕,但没想到他们在728的示威中,因扶着少女离开,而一同被拘捕,更没想到警方可以不经调查,控诉他们刑期最高可监禁10年的暴动罪。

汤伟雄:”我很惊吓,警方可以不用调查,不足24小时便把事件定性为暴动,将破坏香港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在以前的香港,警方是会调查,找寻证据,才会提出检控,但这一次并没有这样做,不用调查已说我们是参与暴动,这不是我熟悉的香港法律程序,我当时被这件事吓倒,很震撼,为何香港会变成这样,之后才想到自己面对的刑期。”

因为控方无法直接证明他们有参与暴动,他们的案件在香港区域法院,获裁定无罪,但香港律政司对不在场支援者,可否被控参与暴动的问题,提出上诉。

汤伟雄:国安法后受审 感受到香港法院已变人治

汤伟雄表示,案件上诉时,香港国安法刚在香港实施,明显体会到在国安法生效后,法庭在处理与示威者相关案件时,态度和做法也有改变。

汤伟雄:”在国安法后,是很大的冲突,与以前完全不同,最明显是在国安法后,我们的案件上诉到高等法院,完全能感受当中的转变。在地区法院时,我能感受法官是用法律审讯我们,但到高等法院时,不是用案例或条文来反驳你,而是说不准你说就不准说,在上诉的过程中,我真正能感受香港从法治变成人治,还有现在政府滥用法律的情况,让我们觉得香港已没有了公义。”

汤伟雄画这幅图画纪念728示威中同案被告的人。(受访者提供)

汤伟雄:被牺牲自我争取公义的港人感动 令他愿冒险为他人提终极上诉

香港律政司用他们的案件,获得上诉庭认同,裁定”共同犯罪”定义,也可以用在涉及暴动罪的案件。汤伟雄表示,当时若不提出终极上诉,律政司不会针对他们的案件,再有任何的动作,反而一旦提终极上诉失败,政府有机会要求重审他们案件,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入狱。夫妻与同案的少女商量,最后决定由他一人提出上诉。

汤伟雄表示,2019年反送中示威时,看到很多香港人愿意为自由民主无私奉献,这种牺牲精神感动了他,启发他不要放弃任何能协助他人的机会。

汤伟雄:”因为上诉到终审法庭如果输了,我们一定要进监狱,当时有与他们商量,但如果不上诉,有一大批等候被提告的人,会由妨碍司法公正变为被控告更重的暴动罪,这批人的人数实在太多,牵涉太大,包括人链车、家长车和物资车等,我不想有机会但因为我怕而不做,也因为2019年,香港有好多无私的人,他们的牺牲精神也感染了我们,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不会做,因为有他们,我才决定搏一搏上诉。”

案件在2021年11月,获得极终胜诉,汤伟雄表示,事后有与他们案件相似的被告人,感谢他们的努力。”赴汤杜火”表示,这件事让他们明白,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

汤伟雄:”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真的是好微弱,不能救所有的人,甚至可能做了这麽多,连一个人都无法拯救,但到最后有一个人告诉你,因此获救,已是赚来的一份安慰,已经很值得。”

杜依兰:”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很小,便什麽都不做,将每一份很细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已可以成为一份力量反抗暴政。”

“赴汤杜火”在台湾继续支援有需要的香港人。(陈子非摄)

但他们面对的风险,没有随着案件的完结而结束。他们表示,发现被怀疑是中国派来的人跟踪,也从不同的渠道得知,可能有再被拘捕的风险,因此今年初决定离开香港。

汤伟雄表示,2019年被拘捕时,曾有很多人劝告他们离开,但当时还相信香港的制度,上诉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觉得期望能透过香港的法律程序,追求公义是很天真。

汤伟雄:”3个不同的手足群体,都有人对我说国安已开始调查我。我可以接受再一次被提审、甚至一生都在监狱,命我也可以不要,但要牺牲是在香港可以有公义下为基准,但我们看到法庭已开始不公义,我进去只是让你有机会折磨我,只会让香港再增加一个牺牲者,我与太太商量,决定离开香港。”

汤伟雄表示,离开香港之初,情绪有很大的波动,全赖朋友和太太的支持,让他走出情绪的低俗。

杜依兰也感谢丈夫对她的启发,虽然看到与他们同案的其他被告,也不能脱罪,曾经感到无力和难过,但她无悔选择走这条抗争路。

杜依兰:”认识他之前,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是他教懂我很多,我反而后悔之前只在赚钱和玩,忽略了市民可以如何改变政府的不好。因为我们夫妻的政治理念很接近,任何决定都好像有默契,过程当中不止是我在扶持他,通常是我先有情绪,他再安慰我,让我不要伤心,我们是互相扶持的共同体,继续前行。”

他们表示,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已经完结,但不代表对抗暴政之路的结束。他们在台湾,会继续支援其他有需要的香港人,例如与他们一同做运动,以及向当地人解释香港的事,希望把2019年香港人的精神和力量转化,让其他地方的人支持香港人的坚持。

记者:陈子非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网编:瑞哲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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