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经济 – 黄奇帆提出中国经济8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

他说，从现实来看，当下至少有8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1. 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

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2. 城乡二元架构导致市场分割。这表现在要素配置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有不少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还在探索。

在商品服务方面，一些地方在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在城市的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甚至部分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

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3. 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的高度管制政策有关。

再比如在电力领域，去年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就是因为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不平衡配置造成的。国家为此推出了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外，还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行，等等。

4. 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2020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的物流费用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

5. 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过去几年，治理过剩产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

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但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从规划上把原来要建的部分写字楼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6. 部分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中国是当今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家。同时，我国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钢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

目前中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将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

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40-5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100年以上，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既可以使我国现有的钢铁产能充分利用，又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长远来看，还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等，一举多得。

7. 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由于种种原因，在运行过程中，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

目前正在实施的 “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需按中央的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

8. 国有资本内外循环有待打通。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68.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

黄奇帆表示，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认真推动一批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助力经济循环。

转载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