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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7月 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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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思远:中国烂尾楼业主们找到了最佳维权方式——集体停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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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有一天,在能够维持两年之久的全民封城清零病毒的国度,接连出现了罕见的自发串联性抗议活动。上周,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令上千受害储户聚集郑州维权抗议,西安街头上千名烂尾楼受害业主包围陕西省银保监会,与警察对峙。

很难想象,有一天,在能够维持两年之久的全民封城清零病毒的国度,接连出现了罕见的自发串联性抗议活动。上周,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令上千受害储户聚集郑州维权抗议,西安街头上千名烂尾楼受害业主包围陕西省银保监会,与警察对峙。

今年6月底,江西省景德镇市恒大珑庭楼盘近千户业主在网上晒出的一则《强制停贷告知书》,启发了饱受同样困扰的众多烂尾楼盘业主,并产生连锁反应。一个多月来,烂尾楼业主以公开声明即将停止还贷的维权方式,在中国许多地方迅速蔓延,多地业主因所购期房烂尾抱团拒付房屋贷款。

7月以来,多地烂尾楼项目的业主也发布声明,表示将强制停止偿还贷款,直至项目复工为止。“不复工不还贷”成了烂尾楼业主与权势的最新博弈方式。

疫情不止,清零不停,没什么比让人看不见希望更恐惧。“村镇银行暴雷”、“烂尾楼” 、“停贷”、“断供”成了中文互联网上的大热话题,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在中国大陆不顾一切对付病毒导致的现实下,弱势的投诉无门和权势的只手遮天的阶级对立更加凸显,上街维权仿佛成为中国底层民众体现他们生存价值和使用固有权利途径的希望。

然而,无论是受害业主停贷风潮还是村镇银行暴雷,都暴露了政府监管的黑洞,令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降至最低,更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正在信用破产。

于中国人而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表现在住更大更好的房子上。当倾尽整个家庭资产、最终却换来搬进复工无望的烂尾楼,无论小孩还是老人每天都要摸黑爬上十几层楼,才能回到无水无电的毛坯房“家”中时,可能抗争的种子就已经开始萌芽了。而当那些中产阶级或中下阶层民众的连基本生存成了问题,没钱、没房子住了,抗争是必然会出现的。

在中国,大多数民众在“过日子”逻辑的影响下采取了“认命”式的隐性维权,而非上访这种较为激烈的“出气”方式。从拦轿喊冤都要下跪的文化背景和奴性传统看,他们并不能深刻理解维权能够带来的价值和影响。

一个健康文明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公民,都拥有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享有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就是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人。

政府官员是民众的“仆人”,民众用交税的钱雇请他们管理国家。因此,民众无需乞求他们,或对他们的工作感恩戴德。维权是要维护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乞求施舍,不应无视和践踏自身固有的权利。

这一次,烂尾楼业主们确实找到了非常好的维权方式,就是停止还贷,不用上街、不用拍照,维稳当局也拿他们没辙,因为开发商和银行监管机构有错在先。根据多份业主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来看,业主们的申诉重点是银行存在的违规放贷、违规使用监管账户资金、未按规定将钱打入监管账户资金等问题,直接导致房屋最终烂尾。业主们要求停贷期间的损失应由开发商和贷款银行等相关利益方共同承担。他们的呼声不仅应该被听到,各地政府也有必要采取措施促使烂尾楼盘重新活起来,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据克尔瑞咨询的统计,截至到2021年底,在全国24座主要城市中,尚未交付的问题项目总建面积约2468万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总面积比重达到10%。其中郑州、长沙、重庆和武汉尚未交付的问题项目总建面皆超200万平方米、总套数皆超2万套。在这份统计中,排名第一的郑州有106个问题楼盘,涉及居民超过60万。郑州主城区总人口一共759万,意味着每100个人中就有8个人买到烂尾楼。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根据不完全统计,迅速蔓延的停贷潮已经涉及包括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内的50多个城市300多个烂尾楼盘,涉及资金高达上万亿元。一份网传的各地停贷情况汇总名单显示,河南省遭业主停贷的烂尾楼盘数目位居榜首,多达61个,其次为湖南省的32个,第三是湖北省的27个,仅武汉市就占了16个。

从近期多份“告知书”内容来看,各地项目的停工时间普遍发生在2021年的下半年,与2021年房地产市场下行的背景一致。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频发,以及中国政府坚持的动态清零和对不动产业进行监管,都加速导致了中国房地产业的下滑和整个大环境糟糕的经济状况。

郑州航空港区豫发白鹭源春晓三期全体业主在《停贷告知书》中写道:“当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被征信系统列入‘老赖’黑名单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纸老虎,一个随时可以丢到垃圾桶的枷锁,这是我们万千百姓无奈的呐喊。”

发布声明的楼盘业主有的尚未开始停止偿还贷款,他们被迫停贷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以此能引起开发商和银行的重视,在项目复工复产方面更加积极,但他们的行动,正促使中国民众维权意识的形成和不断探索寻求不同的抗争模式,并最终化作一种公共力量,抵制失信、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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