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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7月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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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还是撤离? 欧美企业重估中国经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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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还在延续,似乎让人看不到头。这种状况也正迫使在中国寻找商机的欧美企业,重新评估在华经济前景。

中国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还在延续,似乎让人看不到头。这种状况也正迫使在中国寻找商机的欧美企业,重新评估在华经济前景。

德国商人伍德克(Joerg Wuttke)周三临时取消了下周一从北京去成都的行程。他当天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上谈到了这个决定,“我本来是下周一要去成都,但我今天取消了行程。成都出现了9例新冠阳性,还有6个区是高风险区,这让我不得不取消。如果我去了成都,我就无法回到北京。我不得不去隔离一周,再加上一周禁足在家。”

他的语气显得很淡定,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但联想到中国在“动态清零”政策下各地不时实行的封控措施,他的这个决定实际折射出欧洲在华商人普遍的心态,“我们正在走向未知的处境,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封控会在何时出现,或者下一次是哪个城市会遭受这种打击。”

德国商人伍德克(Joerg Wuttke)周三临时取消了下周一从北京去成都的行程。他当天在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上谈到了这个决定。(视频截图)

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

伍德克1997年就加入了德国最大化工公司巴斯夫(Badische Anilin- & Sodafabrik),为该公司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咨询策划。2001年,伍德克担任了德国驻华商会的主席,目前他是欧盟中国商会的主席。

欧盟中国商会2到4月份针对在华的620家欧洲企业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清零政策下的管控措施已经让很多常驻中国的欧盟企业人员选择离开,企业间气氛低迷。其中,92%的会员企业表示,关闭港口等措施让供应链出现问题;23%的企业表示,正在考虑暂停在华投资,并把资金转向新市场。

伍德克介绍说,他自己所在的巴斯夫公司在2020年和2021年都有大幅盈利,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头两个月,但到了3、4月就断崖式下跌。目前,除了5、6家巴斯夫这样的在华大型欧洲企业还在继续向中国注资外,其他的企业都非常谨慎,步伐迈得很小。他估计,“至少60%原本要投向中国的资金都撤回去了,转向了其他投资重地,比如香港这些地方,因为在那些地方可以得到减税等优惠。”

但在同一个研讨会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则强调2021年在华外国投资的增长趋势。他指出,“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部分,大多来自现有公司将其利润进行了再投资。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公司将其盈利用于了投资扩展,这种趋势一直在继续,也成为在华外国公司扩张的源头之一。”

根据拉迪和合作者今年3月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上发表的文章,2021年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30%,尤其是现有中外合资企业继续投资和开办新的外资企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指出,这要归因于中国政府持续放宽了外国公司的投资环境,并且在去年,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递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在研讨会上强调2021年在华外国投资的增长趋势(视频截图)

不同人眼中的“六月”

拉迪有些回避谈论目前疫情封控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伍德克则一直在跟踪市场对疫情封控的反应。他强调,封控措施尤其对中国的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欧洲对中国的出口从去年9月份以来大多是下跌1%或2%,六月份更是下跌了6%,这显示出中国的需求非常弱,中国消费已经出现了停滞。唯一的例外是,过去两个月汽车板块的销售有所增长。”

拉迪也看到了中国6月份进口数据的疲软,但他强调,上半年整体形势还是不错的,“中国的进口在头半年上升了6%(实际为4.8%)。所以,虽然上海封控带来了一些干扰,我不认为中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太大的问题。要看到,中国上半年出口还增长了14%。”

拉迪在华盛顿智库界,以反对唱空中国经济闻名。他除了在2019年初批评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外,大多数时候都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今年初,美国拜登总统提出美国今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有可能超过中国,拉迪也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美国错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形势,这也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中国制定的经济战略。

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为半导体制造提供补助的法案,同时这项法案也将设置一个“护栏”,以确保中国等竞争国家不会从中受益。拉迪认为,这种法案所代表的限制中国芯片业发展的想法都不太现实,美国本国企业不但难以从中获益,甚至因为限制了向中国销售芯片而受到损害。言下之意,他认为美国芯片业依然要依赖中国市场。

不同的全球化

但与这种对中国市场的乐观不同,身在北京的伍德克多了一些悲观,“中国不再是受青睐的未来投资目的地,原因是目前大家都面对一些不确定性。”

他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国际供应链开始强调“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ing)”等做法,同时还涉及人权、碳中和等问题,这些都在改变全球化的规则, “全球化显然并没有结束,但全球化已经全然不同。”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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