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专家不满港府就人权被侵扰所作响应 忧向联国提意见可违《国安法》

由18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听取香港人权状况后，将于月底发表报告。本身是法律系教授的委员会主席帕扎尔齐斯 (Photini Pazartzis)总结三天会议时指出，委员们就国安法表达的关注涉及能否保证有公平审讯、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及结社自由，而一个民主社会，言论和表达自由、参与和多元化不应被过度制约。她更表明，希望跟联合国接触的非政府组织不会被秋后算账。

帕扎尔齐斯有这说法，是因为委员们关注具有域外效力的国安法，其中有关勾结境外势力罪订明，以非法方式引发港人对中港政府的「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便属犯罪，若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或其团体提供意见会否触犯国安法，但官员仍是照本宣科。本身是裁判官的委员马畋尼斯(Gomez Martinez)昨天继续就委员会前两天追问而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三度提问，质问联合国或其辖下的人权机构是否属于国安法或《社团条例》下的「外国组织」或「外国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或与联合国联系，会否被港府以国安法追究或报复？

不过，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期在香港透过视像重申，「正常」(normal)国际交流受《基本法》保障，但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沟通会否违法，须看事实、情况及有关组织的活动，不可一概而论。而署理法律政策专员梅基发则强调，只会有少数人会违犯此法，并朗读一次相关条文。

马畋尼斯其后表明，官员的回应含糊不清(vague)，不足以消除其疑虑。而由海外港人组成的香港人权信息中心会后亦发表声明，指港府没有解释何谓「正常」，可见国安法的定义过阔或意思含混不清，可供港府用国安法打击公民社会及批评政府的声音。

事实上，委员会过去四次审议香港人权状况时，香港的民间团体均有撰写民间报告书和派員列席會議，以免委员会只听取政府一面之词，但就今次的第五次会议，只有身在海外的港人组成团体和国际性组织向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和派員游說，但身在香港人士没有参与，其中一个考虑就是上述条文。

委员促撤国安法 又指选举新制不符《公约》普选规定

在昨日的会议上，该会副主席罗歌儿(Abdo Rocholl)关注新闻自由，她列举数字指出，国安法生效后，两年间有12间传媒机构结业、1115名新闻工作者因报道示威而失去工作、十多名新闻工作者被囚或还柙、8个网媒的信号被阻，令人质疑国安法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问港府有否计划废除国安法和无条件释放记者。

官员重申，港府尊重和维护(uphold)新闻自由，但这等自由并非绝对，须受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因素约制。

罗歌儿其后回应指，官员对表达自由的理解与委员看来并不一样，港府虽说维护新闻自由，但她并不觉得，更别说把被视为敏感的书籍下架，损害表达和学术自由。

另一名副主席布尔罕(C A Bulkan)则集中提问警员滥用暴力的问题，又质疑当局根据什么机制和标准处理有关警员的投诉，更不明白为何有多人被投诉，但立案检控的却廖廖无几，要求警方提供数据？相关质疑亦出现在平等机会委员会的投诉上，本身是法律学院副教授的委员辛仙(Vasilka Sancin)表明，对平机会收到的投诉和成立个案之差距，感到惊讶(astonishment)，质疑平机会以什么标准裁定投诉是否成立；同样情况亦发生在私隐专员公署，指该署过去两年收到6707宗投诉，但却没有一人被检控。

副警务处长周一鸣重申，港人的集会自由有受保障，但须受国安、卫生等限制，警方亦有责任确保公众安全及秩序；至于2019年多场示威转变成冲突和暴力，警方需用武力驱散。布尔坎对此不敢苟同，指根据《公约》的一般意见，警方的责任是便利(facilitate)游行集会的进行，发生情况时须令之降温。他又提醒港府，不能因集会有少数人犯事便禁止整个集会，更不应以维护领土完整(integrity of the state)为考虑而禁止集会。

布尔罕亦关注香港的新选举制度，指基本法订明香港会实行普选，但现时的发展却是背道而驰，包括立法会议席的直选比例减少、市民无权选特首等，实在与《公约》相违(completely irreconcilable)。作为香港代表团团长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响应时，没有回答何时实现普选，重申「双普选」的终极目标从没改变，又说新选举制度更有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布尔罕直言对曾的回应感到「困惑」。

会议上有委员直接赞赏的，是法院在性小众人士权利的裁决，包括同性恋夫妇可以申请公屋、同性恋夫妇可以受养人身分申请入境；但委员关注，港府有否采取措施保障性小众人士免受社会恶言所害。

香港人权信息中心认为，委员的提问内容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状况急速恶化的关注，并可算是为被禁声的港人在联合国的公开平台上，向港府表达愤慨和质疑。

转载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