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维权律师卢廷阁：每一个律师都可有所作为

中共当局近年来对维权律师们的打压力度持续升级，他们从多方面警告、威胁相关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个人，频繁有律师因防疫码限制出行、被软禁，甚至被羁押、判刑，维权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遭受诸多刁难，苦不堪言。曾代理过“12港人被送中”等案件的河北维权律师卢廷阁表示，司法当局知法犯法的情况已变得肆无忌惮。

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后，中国维权律师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中共当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波及范围多达23个省份，2016年，司法部出台《律师执业管理办法》，明显加大对律师的管控力度和处罚力度。卢廷阁认为，该办法中许多条款均是反法制的，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压制力度亦在此后开始加强。

司法机构进行“违法”迫害 维权律师申诉无门

卢廷阁表示，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律师被吊销律师证，其本人如今也面临这个问题。卢廷阁的律所由原先的20多人变成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他的律师因受到司法当局和律协的威胁纷纷转走，此外，案源方面亦受到了影响。去年5月，卢廷阁还被律协指控“发表不当言论”并立案调查。

卢廷阁说，在这种打压下，律所已有两年未进行年检，他的律师证也已三年未检。按照规定，律所不进行年检会导致银行账户会被冻结，工作和业务均无法正常开展，虽然律师证不进行年检不会影响执业状态，“但是在现实司法事件当中，公检法都是要看这个的，没有年检就会被刁难”。

虽然执业状况遭遇多方干扰，卢廷阁并未因此放弃对民主和法治的争取，他持续向法院对司法局、律协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但始终未有立案。卢廷阁还向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院控告法院，也没有任何结果。卢廷阁说，现在维权律师的生存空间越来越恶化，陷入一种“死循环”当中，面对司法当局侵害维权律师权利的行为，虽然在法律中有维权渠道，但律师首先需要向司法有关部门提出抗议或诉讼，因此，最后的维权结果往往是司法部门无视维权律师的诉求。

还有更多与卢廷阁境遇相似的维权律师，例如唐吉田律师摔伤、常玮平律师被羁押至今。唐吉田律师于2021年12月计划出席欧盟驻北京代表团在北京举办的活动时，被警方带走，“强迫失踪”至今已有半年，今年6月，他突然摔倒在厕所，头部着地，出现昏迷咳血、口鼻出血、脑震荡等症状，在其急需就医的状况下，警方仍拒绝解除这种非法的维稳措施。

常玮平律师于2019年在厦门与异见人士和律师聚会后被警方监视居住，10天后取保候审，次年十月，他因在网上讲述此前遭受的酷刑再次被监视居住，后于去年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常玮平的妻子说，常遭羁押至今已超过29个月，相关案件的进展非常缓慢。

卢廷阁表示，唐、常的情况，均是中共流露出的违法信息。卢廷阁说，常律的案子远超刑诉期限已是违法，唐律被软禁、受伤应给与及时救治而非继续遭当局维稳，这毫无人道。

中共利用防疫措施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加码

卢廷阁还提到，中共当局利用防疫手段对社会和公民进行管控，尤其是对维权群体的管控或会持续加码。卢廷阁称，当局自始至终都在滥用防疫，如郑州红码事件，“完全没有按照防疫本身的要求进行，而是利用防疫对社会或者公民进行管控”。

今年3月，王宇律师因“健康码”信息提示“时空伴随者”，其出行遭到干扰。即便王宇当时没有去过疫情所在区，并按照当局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但相关防疫信息仍未消失，这前往任何场所都需出示“健康码”的大陆，其出行受到多次阻碍。

709律师谢阳也曾在去年年底遇到这种情况，当时代理公民记者张展相关案件的谢阳准备前往上海，却因“健康码”突然转红、显示为“时空伴随者”在机场被拦截。

卢廷阁担忧道，防疫手段被滥用或会拖延疫情的结束。卢廷阁说：“尽管疫情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危害了，或者说应该结束了，但是他（中共当局）可能不会结束。另外，即便疫情结束之后，当局对社会和公民的管控可能还找到别的理由，这个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对维权群体的管控，会更加加码。”

执业环境严峻 但仍将乐观期盼法治社会的到来

即使在为自己、为他人寻求公正的途中仍有阻拦，但卢廷阁并未放弃为自由法治的社会做出贡献。卢廷阁说，虽然现在维权空间越来越小，但从法律人的角度来讲，仍有抗争余地，“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去维权、去抗争，整体扩展维权的空间，阻止进一步的打压和律师空间的进一步压缩。我觉得还是完全能够有所作为的”。

正在经历司法打压的卢廷阁表示，接下来，他准备继续向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对司法厅、司法局以及市律协实施的打压进行投诉控告，同时，由于现在出行遭受以疫情为由的阻拦，会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前往各地办理维权等案件。

卢廷阁还说，虽然维权空间被压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会激发更多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律师站出来，“如果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维权，那么抗争的效果会更好”。

“如何让更多的人去维权，就让我们去影响这些有正义感的律师，甚至是公民，参与进来，”卢廷阁对于未来民主法治社会报以乐观情绪，“我们每一个律师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不要悲观，也不要背负多么大的使命感，我一定要干成什么，我一定要改变什么，只要你在改变社会或者促进社会（进步）的洪流当中施加了一点影响、做出了一点点贡献，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