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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7月 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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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抗战史》卷二 蒋介石日记直面强人心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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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八年对日抗战改变了中日两国命运,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出版了《重探抗战史》第二卷,从蒋介石的日记探究八年抗战不为人知的内幕。过去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把蒋介石塑造成”民族灯塔”、”民族救星”,蒋介石日记则揭露了这位强人内心煎熬、彷徨和无助的不同心境变化。

新书《重探抗战史》卷二封面截图

中国八年对日抗战改变了中日两国命运,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出版了《重探抗战史》第二卷,从蒋介石的日记探究八年抗战不为人知的内幕。过去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把蒋介石塑造成”民族灯塔”、”民族救星”,蒋介石日记则揭露了这位强人内心煎熬、彷徨和无助的不同心境变化。

郭岱君7月2日以“重探抗战史:战争与我们的距离”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郭岱君开场表示,2006年蒋介石的日记公开,使得抗战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史料。2013年时有许多学术界人士开始认为是时候开始重新研究抗战史。很多人对于抗日史有许多疑惑,包括中日大战是如何打起来的?中共如何在抗战中坐大?国民党为何赢了抗战却输了江山?借由汇整两岸、日本和美国的跨国研究团队的最新发现,为读者解惑。打不赢的仗 这仗怎么打?“ ‘蒋介石日记’一直在讲,中国不是日本对手,日可三日亡中国、中国军队有败无胜、打不了。”关于对日抗战初始,郭岱君提到蒋介石日记下了这样的注解。郭岱君指出,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社会,文盲率高,很多排长、连长无法看地图,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包括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几乎80%知识分子都认为“这仗不能打”。而且,中国直到1937、38年都不是个统一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长江下游六个半省,号令进不到四川、云南等地。军阀割据,江西还有苏维埃,中国处于七零八落的情况。郭岱君:“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如果历史重演还是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说‘战既不能,不战也不能’,蒋介石也很矛盾,一天说不能打,第二天说我就是一条命怕什么!与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求生也。”

郭岱君7月2日以“重探抗战史:战争与我们的距离”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记者 黄春梅摄)
中研院近代史学者黄克武(左二)、苏圣雄(左一)参与郭岱君演讲座谈。(长风基金会提供)

筹谋最后根据地 西安事变打乱一盘棋郭岱君说,蒋介石在1933到1934年间跑遍西北、西南之地,最后选择重庆和四川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提及,“现在,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作有计划、有准备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郭岱君分析,“卢沟桥事变很难和平解决,因为西安事变后,全国一致要抗日,没有七七事变,八八、九九也会打起来。因为任何一个领袖,遇到这种事情再不打,他自己的统治正当性都会有困难。”蒋介石的恼羞成怒与彷徨无助国民军败多胜少,让蒋介石在国际场合矮人一截。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正值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偕妻子宋美龄参加开罗会议,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要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英国首相邱吉尔瞧不起中国,苏联更拒绝参加。蒋介石期待余程万将军在常德能打出漂亮的一场仗。然而当时,中国装备比1937年的淞沪之战相差无几,3人配把枪,还得用绳子绑起来。按照中日伤亡比例,平均日本阵亡1个士兵,中国要阵亡5到7个,余程万的57师8千人对抗3万日军已属难得,但蒋介石仍勃然大怒。郭岱君:“蒋介石的命令是与常德共存亡,最后余程万只带83人逃出,蒋介石非常生气,责怪余为何没有死在常德,蒋介石还要枪毙他。”另一场战役,方先觉的第十军死守衡阳,苦等国军援军47天,郭岱君分析,许多报告称国军见死不救,但是,他们的研究资料发现,日本早就严阵以待,以致驰援进不去。当时蒋介石焦急得不得了,天天祷告。“他祷告内容,主啊!你帮助我衡阳战争打赢,如果赢的话,我一定在衡阳山顶盖世界最大铁十字架来荣耀祢。他还说,主啊!祢一定要帮助我们,让第十军能撑下去,如果能度过此次劫难,我一定让第十军全体将士信耶稣。”蒋介石日记出土 揭露最高领导人心境变化台湾中央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解读,书中大量引用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坚决抗战意志不容怀疑。其次,可以看出他彷徨、徘徊、无助、祷告又祷告无效。黄克武说,“如果不是日记出土,完全无法掌握最高领导人心境变化。”黄克武分析,这本书有三类人看了会不开心。其一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右翼的学者。因为这本书曝露,日本所谓的“圣战”,其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其次国军也有人不满意,因为写了太多蒋介石的缺点;第三类则是中国人。黄克武:“中国一讲到抗战,认为中共才是中流砥柱,中国对日抗战两条主线,第一是蒋介石主导的正面战场,另一是中共主导的敌后战场,这两条一样重要。从这本书看出,正面战场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是中共敌后能相比,中共在敌后做的就是扩张自己的势力。”蒋介石日记出土,虽然有助于抗战史研究,但是现在台湾抗战史研究陷入低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助理研究员苏圣雄指出,台湾的国史馆现今主要研究取向是台湾史研究,尤其是白色恐怖。而国民党党史馆,因为经费不足,现在几乎难开门。但是,苏圣雄说,“大环境对抗战史研究非常不友善,在这样的时局下可以刺激学者有更多思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责编陈美华、嘉远    网编:洪伟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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