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中国大陆：如何由“经济中心”转型为社会文明全面升华？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深陷痛苦、迷茫与不知所措的境况。而结束“文革”灾难，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共同的愿望。哪个关头，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失败后，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工业体系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普遍来说不能够满足全社会的需求，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术语叫做“短缺经济”。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人口，处于艰难的维持“温饱”型的小农生产方式下，然而，农业劳动力被严格禁锢在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体制之内，不仅全面丧失了劳动热情、而且由于缺乏产业分工发展的条件，整个农村社会都在一个“死胡同”的尽头苦苦挣扎。由此，才有“小岗村”农民的血书。

改革开放时期开辟的一个简单的历史逻辑，就是邓小平的通俗话语——“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穷了几千年，是时候（改变）了”。因此，邓小平矢志不渝的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从1976年9月到1978年12月，是中国人民对历次政治运动的痛苦的反思和觉醒的过程。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文章，犹如一支报春的燕子，预示着“改革开放时期”——这个大时代的春天的来临。

当前，在1980—2020年40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所有的政治家以及一切关心华夏民族未来、关注中国人命运的人们，必须首先做出正确回答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如果我们从1950年代作为一个断代的时间点，那么，在社会意义上，其运动轨迹与政策选择的基本逻辑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期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结束后，应该也必须走上一条——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之路。

毫无疑问，“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社会运动方式，都明显存在巨大的缺陷、不足乃至错误。我们已经无法改变历史，但是，华夏民族的所有成年人，应该具备正确的智慧，为中国大陆社会选择和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也就是说，终结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中国大陆的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崭新时代，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并行不悖的同时展开。

在具体的政策方法上：1、进一步完善企业制度，健全财政与税收机制、把金融机构放置在正确的地位上、完善产业结构并且提升资本的有机构成水平，在工业生产与商业、服务业的将衔接方面，制定完善供应链的规划。2、激发教育—科研—民间—政府等多重力量，对于科学知识体系的发明力。3、开发14亿社会成员的智力资源，这是华夏民族的迫切的现实任务和长远发展的根本要求，中国需要制定长期而完善的智力开发计划。4、制定改变劳动力结构与提升劳动力质量的详细而具体的计划、方案、步骤。5、教育系统是为社会培养后备合格的劳动者的最可靠的阵地，中国应该致力于建设一种富于创新活力的教育体系。6、创建一个完善的保证人民健康、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疗系统。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同时，农村社会的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中国在21世纪应该充当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急先锋。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然而，长期以来，在农业生产与农业科技方面，处于落后于欧美国家的状况。中国需要强化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从育种、播种、灌溉、肥料、收割、储藏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坚实的进行研究和探索，从而全面而彻底的翻新农业生产方式。致力于农业科技革命，这是中国的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产业与科技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反腐败是政治工作和政府工作的一个侧面，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对于各个不同的国家而言，反腐败都是一项极其常态化的工作。但是，反腐败的关键是健全和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强化政府工作以及所有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开性、透明化程度。

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任务千头百绪，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产业组成固然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是，发展本身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心”。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发展是综合性的、协同性的，如果只是注重一个方面、一个领域的问题，注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衡，甚至造成畸形。

眼下，中国大陆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来自政治领域，一方面，几乎所有公共事务的治理、政策与决策都严重缺乏广泛的民意支持；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机制导致官民矛盾严重而普遍的存在。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系统性的科学理论的指引。孔子讲“政者，正也”。人类政治活动的本质，无非是通过一定的制度、程序和机理，而达到社会治理的最佳成效，也就是说，利用一定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的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因此，华夏民族与中国大陆最迫切需要的一个发展条件是：涌现一大批真正能够“惠此中国、以为民逑”的杰出政治家。如果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能够涌现这样的政治家群体，那么，华夏民族和中国大陆就难以走好21世纪的剩余之路，而且还会遭受一系列的重大的社会人道灾难。历史上，华夏民族就是一个过于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全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真正的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伟大政治家犹如凤毛麟角，十分稀有。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姬昌算是一位站立在华夏民族文明源头处的伟大政治领袖，孙中山先生是一位矗立于20世纪初页的伟大政治家。除此之外的无数个王侯相將，基本不懂得人类文明的实质，并且不懂得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根本方法。

如何推动和引领21世纪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是涉及所有华夏民族成员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仍然呼吁，中国大陆涌现一大批杰出的、优秀的政治家群体。

中国大陆的政治问题，有着最复杂的历史包袱和现实困境。显然，不是能够在一个短时间内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历史地说，在20世纪百年，当1911年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华夏民族在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等等涉及政治领域的重要方面，都没有能够实现良性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理念的建设。华夏民族是一个普遍缺乏良好的民主机制和法治传统的国家，在21世纪的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大陆的最大问题，恐怕也是出现在政治领域。

在21世纪，华夏民族迫切需要进行一场伟大的政治制度的发明和确立。而树立以文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创建一种超越型的政治制度的关键。

政治之争应该是为了实现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斗争。如果政治斗争丧失或者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价值，仅仅成为一种自私的权力之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社会，都会不断的堕落和沉沦。中国在所谓“治世与乱世”的轮回中行走的太久太久，因此，华夏民族在政治上必须完成一场伟大的文明升华。由此，华夏民族才能够迸发出无限的文明创造力、想象力、发现力，并且持久的、持续的、自觉的、自愿的行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普遍说来，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华夏民族已经偏离文明轨道太久太久。所以，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才显现的过于艰难困苦。

祝愿华夏民族坚定不移地行走在社会文明的道路上，迫切期待华夏民族涌现出一大批伟大政治家，从而，期待在我们的社会中，涌现出无数位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思想家，艺术家，这样的杰出的精英群体，才是推动和引领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中流砥柱。

让我们珍惜华夏民族吧！

徐国进

2022年7月2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