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华夏民族：必须专心致志于知识、制度、产业三大领域的文明创新

在21世纪，华夏民族面临着在知识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三个主要的社会领域上的创新和突破的使命。可以说，华夏民族在知识、制度和产业三大领域里的创新、突破和飞跃，是社会发展成功以及成就一个伟大国家的根本保证。

在知识体系和内容上的突破性进展，是华夏民族走向世界文明前列的最为可靠的基础。没有这一点，所谓的“中华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等等，只能会流于一种空洞的口号，到头来，只能跟在先进国家的后面郁郁而行。

公平合理的制度体系是世界任何民族社会发展成功的可靠保障。良好的制度体系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尤为关键，因为我们的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一场伟大的制度发明。然而，却有着许许多多的维护统治者的所谓的礼制。

富于活力的产业体系，是华夏民族自身文明升华的基础性因素，也是中国对全人类做出独立贡献的最重要的方面

21世纪华夏民族欲要在社会文明上对全人类做出超越性和独立性的贡献，就必须首先提升本民族语言的科学性和逻辑性，由此实现思维方法上的革命性转型。语言革命和思维方法革命——此两项即是文化任务也是社会任务。语言革命的方向和目标，是把现代华语提升为世界上的一种主要的科学语言，而思维方法的革命，是语言革命的一个前提，思维方法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把传统的笼统的、不确定的表象描述转化为以逻辑推理和实证的方向。

在地球上，我们这支生活亚洲大陆的黄皮肤、黑眼睛的民族，使用象形文字进行书写，从大致公元前12世纪的姬昌开始。在姬昌之前，这种象形文字公元前15世纪前后的殷商时代，就开始逐步的创造出来，并且刻画在木板、龟甲等器物上。

华夏民族的象形文字经历姬昌《易经》的流传，以及姬昌后人主要是姬旦（周公）与姬发儿子（周成王）等的继承、整理与改写，我们先人的象形文字在公元前8—6世纪已经趋向成熟，从语音到含义、从词汇到书写，已经是世界上的一种成熟的语言体系。而且，这个时期的书写工具主要是竹帛。

笔画繁杂的象形文字、加之毛笔和墨汁的书写工具，使得思想的表述必须极其简约。因此，华夏民族在文字在创建与运用的源头，便缺乏逻辑推理的因素。并且导致了华夏民族的语言体系缺乏逻辑思维与实证的科学素质。最终的结果是：由这种象形文字形成的整个文化体系，也明显缺乏对于自然界物质即客观存在的实质与构成元素的揭示。象形文字在思维方法和思想表达层面上的缺陷，到春秋战国末期，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20世纪，华语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得到一场巨大的升华。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文言文实现了向白话文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扮演了文化棋手和巨人的角色。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语言发生一场实质性的丰富。白话文的书写方式得到确立，大量的翻译著作极大的丰富了原有汉语的词汇。

然而，在人类个民族的语言中，华语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语言体系。因此，现代华语也是人类文明体系中的一块瑰宝。

在21世纪，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一项深远而具体的任务，就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再次进行一场普及性质的语言革命——由形象思维转化为以逻辑思维的表达、由概述性的表达转向准确的概念推理，由此，再次丰富我们的语言体系。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把现代华语发展为世界上的一种主要的科学语言系统，由此，我们民族的语言才能够在全人类文明体系中大放光辉。

把现代华语提升为世界上的一种主要的科学语言，这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具体文化任务。

因此，21世纪华夏民族的语言革命的任务，目标和方向是把现代汉语升华为世界上一支主要的科学语言体系。其具体方法与步骤是继续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概念，并且在文字书写方面以准确的、逻辑的表达。而不是单一的、二维的、简单对立的表达。

面向自然界，以探索、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物质为语言运用和表达的目的。这是现代汉语升华为科学语言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也是华夏民族在21世纪创建崭新的人类知识体系的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方法。而且，也是华夏民族的社会成员实现自身思维方法逻辑化、科学化的正确方法。

人类语言固然是人类相互之间交流的产物，然而，实质上，语言首先源起于人类对自然界物质的感应、认知和使用。因为，人类自从在地球上诞生，就一颗也不能够脱离自然界物质而生存。

把认识自然界作为现代汉语的根本使命，在现有的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首创人类的崭新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价值理论体系。这是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行走在人类社会文明最前列的最根本的要件。

在整个华人社会中，台湾自1987年代以来已经在客观上充当着华夏民族文明创新的一个领地。比如台湾不仅在民主制度方面，更产生几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伟大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同时，台湾社会在文化领域也显现着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在21世纪的剩余时间里，华夏民族的中国大陆部分必须后来居上，当仁不让的充当华人社会文明的先锋和引领者。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一个后来称之为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正式将这个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这个理论上难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我认为，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破解“李约瑟”的发问，而破解的途径与方法即是：在知识体系、制度体系、产业体系三个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实现超越性的、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创新。由此，把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建筑在全新的运行基础上。

在21世纪的当前，华夏民族的社会面临这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多层次、综合性的发展任务，即包括改革开放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的具体问题和矛盾，又包括如何正确走向未来的政策与策略的选择。改革开放时期是华夏民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这种单一的社会任务完成起历史使命后，华夏民族在如何面对21世纪未来？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操创造美好未来？这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尤其是政治家的智慧，然而，在195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大陆人，由于片面的政治教育和错位的价值理念，使得中国大陆难以真正涌现一大批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因此，这导致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之后，其社会再次深陷一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丧失正确方向的局面。眼下，这种现象表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意识形态、学术争论、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等等方面。这种局面如果持续，华夏民族便会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里确立不了正确的社会发展方法、走不上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所以注定会丧失21世纪美好未来。

我仍然相信，在14亿中国大陆的头脑中，蕴含着无限的文明创造力和想象力。生活在21世纪的几代中国人，注定是创造华夏民族崭新文明的几代人。

华夏民族——高举起文明的旗帜奋然前行！

徐国进

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