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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6月 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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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律师常玮平:要像保胎一样保住律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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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陕西维权律师常玮平与多名维权人士在厦门聚会讨论时政;2020年1月,常玮平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由进行监视居住,事后他上载短片透露在监视期间曾遭受酷刑;2021年4月,当局宣布正式逮捕常玮平,目前他被羁押在远离宝鸡市的看守所。

2019年12月,陕西维权律师常玮平与多名维权人士在厦门聚会讨论时政;2020年1月,常玮平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由进行监视居住,事后他上载短片透露在监视期间曾遭受酷刑;2021年4月,当局宣布正式逮捕常玮平,目前他被羁押在远离宝鸡市的看守所。

据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透露,常玮平目前被羁押的地方非常偏远,“公共交通方面,一天去那个地方只有两趟车,很不方便,还没有高速,开车过去的话需要走两个小时非常难走的山间小道”,对此她表示“当局把常玮平异地羁押是出于报复”。

跪着行走在陕西司法系统里的常玮平

常玮平是一名80后维权律师,长期参与人权和公益案件,代理过多起艾滋病及性别就业歧视案件。因卷入“厦门聚会案”,常玮平于2020年1月遭到当局监视居住。2020年3月15日开始,他每日录制一个生活日志短视频,取名“趣宝日志”,并上传到名为Danny Crane的个人YouTube频道。

直至趣宝日志211期时,常玮平做出声明,披露了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了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2020年10月22日,常玮平失联,其妻陈紫娟于当日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此陈玮平彻底失去自由。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

近日,陈玮平之妻陈紫娟开始在网络上透露此案的最新进展,她曾发文透露,陈玮平非常重视自己的律师证,“他生在陕西,在上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陕西,陕西司法系统的各位大人物,当你们利用你们这些人的能力,非要砸掉一个农村、无权无势的青年饭碗的时候,你们可曾有对这个平民饭碗心软?为了他的律师证,他受尽屈辱,如果还有机会,我会告诉他,证咱不要了!”

然而这些“大人物”砸掉的仅仅是饭碗吗?那是一颗赤诚之心!他坚持为维权人士发声,因为他知道真理站在哪一方,但是真相与大人物们的利益相撞,于是这些人轻轻动动手腕,就企图掩埋真相!

据了解,2018年12月,常玮平被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2018年11月,其所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2019年1月,他在停业三个月期满后,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接洽超过全国上下如陕西、浙江、四川、贵州、黑龙江、上海等地的十多家律所,得到的结果不是即将签约时突然变卦不再签约,就是将申请转所手续交到司法厅办事窗口后十几分钟就接到律所解聘的电话。

陈紫娟将这个时期的丈夫称作“跪着行走在陕西司法系统里的常玮平”,其实只要陕西省司法厅同意,他就可以重新执业,但是陕西省司法厅就是不给调档。

常玮平父母以“大字报”抗议后被监视居住

常玮平的父亲常拴明是一名中共党员,据知情人士透露,“维稳的人跑到深圳找陈紫娟,找她的单位,威胁她,不容许她为丈夫呼吁发声,同样也不容许常玮平的父亲常拴明为自己的儿子呼吁。”

常栓明迫于威胁一直保持低调,然而2020年12月2日时,常栓明在宝鸡派出所里见到了儿子,他描述,“常玮平明显消瘦了,他要求我转告他妻子不要为他的事发声,但他语速缓慢,说话像在背诵,思维反应也很迟钝”。见到儿子现状的常栓明认为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他明显受到酷刑,我担心他不堪折磨会选择走向绝路”。

2020年12月,常栓明携妻子到宝鸡市公安分局门外抗议,身上挂着“反酷刑救我儿”,以及“依法与儿共同生活”的字句。然而不到五分钟,便衣公安就把两人连同同行的常玮平岳父推进大厅,常玮平姐夫则被押送到派出所。

事后常玮平父母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多次传唤,被迫上缴手机。凤翔县老家的斜对门被装上摄像头,村委会里设有监控室,多名警察实时监控,盘问探访者。常玮平的大姐夫和岳父手机也被收走,二姐夫被县教育局安排全天24小时驻扎在他父母家,负责上报二老的日常活动。

目前常父与外界隔绝,常玮平姐姐也被禁止探望,陈紫娟已与之失联近半个月。

陈紫娟:当局要把所有声音都关掉

常玮平及其父母家人被当局无理对待迫使陈紫娟更加不平,目前她孤身一人为夫维权。除家人被当局软禁外,还有未涉入案件的律师和公民圈的朋友,只是捐款、转帖、和她有所联络,就被约谈训诫,甚至上门骚扰,“查你所有的社会关系,试图把你所有的声音都关掉。我有一个朋友在西安上班,就是因为微信跟我聊天,也被收走手机。”

宝鸡国保、公安局和陕西省公安厅的官员亦轮番到深圳“游说”陈紫娟。一位被深圳警方称为“政委”的陕西官员,于202年12月23日对她说,常玮平经常夜不归宿,睡在别人家里,他参与反华组织,夺权后变成陕西省某部长或者省委书记,陈紫娟就是部长或省委书记夫人。

对此陈紫娟不屑一顾,“他一会说,常玮平裹挟不深,没有多大事。一会又说,常玮平上了贼船。他还说,我的工作挺好的,一般人找不着,要好好珍惜。我跟他们讲,常玮平是冤枉的,我愿意付出工作的代价。”

这些政府官员的话,陈紫娟一句都不信,陈紫娟的话,这些人也通通听不进去。中共当局在全国各地寻找与常玮平接触过的人,搜刮笔录,并且歪曲常玮平的原话。对此陈紫娟表示,“当局要把所有声音都关掉,他们在不遗余力地置常玮平于死地,我必须要站出来了。”

陈紫娟还强调,常玮平只是一个为弱者发声、无法泯灭良心的维权律师。他曾为艾滋歧视、性少数群体、访民代理多起案件,还起诉过咸阳机场违法收费、陕西省客运站侵犯公民隐私:“常玮平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他只是要帮助弱势群体。好像行政诉讼做多了,陕西方面就是在上纲上线,把他推到中共的对立面。”

此外,国际社会也已关注常玮平事件,国际人权组织 “国际特赦”研究员“启安”谴责当局对常玮平实施监视居住,“他在视频里也提及他有坐过老虎椅,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个案提到类似的酷刑手法。联合国在内的人权专家都曾提到,监视居住本身作为拘留的方法就是违反人权的。嫌疑人不能见律师,不能见家人,根本无法确定他有没有受到酷刑。”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杜松亦呼吁中国履行国际公约,“中国从1988年就已是反酷刑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第二十和第三十条 ,让国际人权专家调查怀疑有人遭受酷刑的情况,但是中国拒绝履行。中国根本没有机制去监督有关酷刑的投诉个案,没有一个部门可以立即回应。国际团体也就非常关注。譬如欧洲律师协会也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常玮平律师。”

然而中共统治下的风气就是如此,大部分官员拿着政府的钱,却没有人切实为蒙冤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一旦有人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了,他们就认为是在嘲讽他们、打他们的脸。他们从未思考过,为什么政府层面毫无作为,逼得百姓不得不抱团取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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