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下的新政府班底将带领香港走向何方？

中国国务院本月19日批准了香港新政府主要官员，香港候任特首李家超将携这些新政府班底于7月1日正式就任。23日起，获邀出席官方回归活动的人士被要求开始“点对点”死循环管理，不过就在措施实施首日，特首办主任、候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均确诊新冠肺炎，二人能否如期出席7月1日就职典礼并宣誓，目前尚未可知。

相较于林郑政府由“政治精英”组成的团队，新政府班子可谓紧密贴合“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从“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香港逐渐完成了历史的转折。

起底香港新政府班底

新政府班底中，有20名男性、6名女性，其中政务司司长由入境处前处长、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出任，财政司司长由陈茂波续任，律政司司长由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林定国接替郑若骅出任。三司副司长则分别由前创科局常任秘书长卓永兴、现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民建联副主席张国钧出任。

与陈国基同样出身“纪律部队”的曾国卫留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邓炳强继续出任保安局局长。这三人与李家超同样出自“纪律部队”。

新班子中有4人有立法会议员背景。除张国钧外，工联会麦美娟出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选委会界别议员、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孙东出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资深会计师林智远出任审计署署长。孙东还是出身大陆，有二十多年“港漂”经历的“新香港人”。

许多政府外专业人士也加入到政府治理中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由大湾区航空行政总裁丘应桦出任，掌管医务卫生局的则是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

被视为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爱将”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将不会留任，其职务由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杨何蓓茵出任。

这些官员中，陈国基、曾国卫、邓炳强均因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参与镇压市民被美国制裁。同样被美国制裁的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却不能留任，外界猜测因其为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亲信”，且在任期间“发生许多问题”，有传言称其于2019年被从英国召回北京“训话”。同样为林郑“爱将”的聂德权，也因其在负责安排及选举相关事宜时，使“民主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包揽近九成议席”而被“废黜”。

由“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

众所周知，今年7月1日是李家超就任香港特首、新政府正式履职的日子，也是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实际上，这一天还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周年。

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同日以全国性法律形式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国安法”整个立法过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相关的立法没有经过香港立法会，也没有在香港进行全面的咨询。就这样，香港迎来了“二次回归”。

顾名思义，“二次回归”相较于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到《香港国安法》颁布这一时期，基本扭转了初期香港相对“高度自治”的状况，整个《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过程正体现出，中共正在创造一个能够凌驾于香港独立运行的行政政体的政治控制体系。

2021年，中共开始收紧香港选举制度，以配合落实“全面管制权”及“爱国者治港”。中共这一决定来源于2019年11月香港区议会选举时，泛民主派大获全胜，并喊出要在隔年立法会选举赢取超过半席次及直接获得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代表性。该事件使中共下决心“治理”香港的选举制度。“改革”后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增加“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界别，稀释原有界别选票；立法会议席由原70席增至90席，其中只有20个席位由选民选出，选举委员会议席则增加至40席，原有区议会界别取消，新增“港区人大政协及全国性团体”界别，增加中共对候选人资格的掌控。

去年立法会选举以及今年的特首选举正是这种选举制度上马后迫不及待的实验品，果不其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清一色”建制派和唯一特首候选人大获全胜。

至此，中共基本落实了“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离1984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留原有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越来越远。

“一国两制”的衰落是香港法治、民主、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衰落

所谓“爱国者治港”，不只是剥夺民主派参与治理的权限，还有“敲打”建制派的作用。曾被称为“经济国师”的郑永年曾表示，“爱国者治港”原则，“爱国只是基本的必然要求，‘过硬的治港能力’正是完善选举制度后面临的最大考验”。怎样才算过硬的治港能力呢？郑永年指出，“他要懂香港，他要懂祖国内地的政策，他要把香港的实际问题放到‘一国’的框架内来解决”。

在这种“一国”的框架下，成长在此前自由环境里的香港人恐怕难以胜任新要求，亲近中共或被其所培养的官员，才有可能符合“爱国者治港”的理念。结合香港新任政府班底，我们看到，有港英时代中层官员，有外地而来的“新香港人”，有从未参与政府事务的专业人士，有近期退休的高级公务员，还有参与镇压群众运动、被国际制裁的“武官”，其与历届由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府班底相比可谓相去甚远。这样的“爱国者”班底，并不需要实打实地治理能力，只需听命中共即可。

“二次回归”后，中共对香港选举、司法、行政体系的侵害，最终将波及香港资本主义经济，撕裂“一国两制”的基地。尽管中共承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原有的经济制度不变，但中共对香港独立的资本主义体制进行种种体制性“改造”后，原有氛围的改变与个人发展的受限，必然冲击原有自由市场经济。许多大型外企自香港大规模疫情出现以前，便已显出外迁苗头，而这一点在香港第五波疫情发生时已经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