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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6月 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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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举报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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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国内, 反对侵乌战争者被举报给警方的情况日益普遍。德国之声采访了多名被亲朋好友、同事和邻居举报的俄罗斯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眼下,很多人疯了”

基里尔(Kirill),32岁,来自莫斯科的IT系统高级分析员: 

“特别行动”开始后,我非常震惊,传播了很多反侵乌战争的帖子。而我的一个对普京有很大好感的亲戚很快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家里挂上普京肖像——就像学校和国家机构那样,通过WhatsApp向我发送各种宣传视频,教人无法忍受。起初,我没搭理,后来我反驳了他,最后我把所有东西都丢进了电脑档案室。  

突然有一天,警察敲我家的门。他们说,接到了对我的投诉,我得跟他们走。在警察局,他们给我看了我的Instagram账户和我同这位亲戚通信的截图,然后问道:‘是你的亲戚吗?’ 我说,‘是的。’   

在问话中,我了解到,这并不是亲人间相互举报的唯一例子。警察承认,他们自己也害怕被送去乌克兰。末了,他们让我走了。我在社媒上的帖子现在设为仅朋友可见。从那之后,我总感觉浑身不自在。  

我并不是因为遭举报而不安,而是因为对方根本不愿接受你的意见,而且还极力试图改变你的想法。这最让人挠头。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我不知道有谁支持这一‘特别行动’。问题往往出在那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亲戚身上,他们只看官方电视台,只知道一种观点。  

那个举报过我的亲戚现列在我的WhatsApp黑名单上,但我们之间继续保持交流。我不爱记仇。他只是有一种苏维埃思维,倾佩某一领袖。我建议,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得想到保持人性。目前,很多人疯了,但你得原谅他们,同时,当心自己不会变成那样。  

战争爆发前,我就想过要离开俄罗斯,去塞尔维亚。但又想到,不能丢下家人,他们肯定不愿离开的。内心深处,我又想留在俄罗斯。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但不能有这样的政权。” 

“父亲举报了我”

安娜(Anna),21岁,莫斯科大学生: 

“4月10日,姑姑打电话告我说,警察来了,要找我。她递过电话,警察说,我父亲举报了我——因为我写了反战帖子,诋毁俄罗斯军队,呼吁杀害俄罗斯人。我发过一些帖子,但绝没有做过这样的呼吁。当警察说,我父亲一副醉态时,我姑姑在后面喊道,他可是个酒鬼。  

我去了警察局,感觉调查人员对我父亲已很不耐烦。我爹提供的证据是,有人在从泰国打来的电话里告诉他,我发过那样的帖子。在警察局时,他给我发信说,他上了人家的当。警方负责人最终让我走了。第二天,老爹打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不好,因为你举报了我’。他回道:‘但你没被关起来呀。’

我是在祖母及姑姑身边长大的。还有联系时,我也常去看望父亲。2014年,我们一起观看了索契奥运会,还谈到了乌克兰和独立广场抗议运动。那时,我就有不同观点,并和父亲争论。当时,他只是笑话我的政治观点,没有攻击性。   

他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这非常烦人。13岁时,我离家出走,因为他威胁要挖出我的眼睛,警察根本不闻不问。他是喝醉了,可所有成年人都不信我的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而人们不愿看到,因为难以接受。我已有严重抑郁症,而现在,整个国家的情况比我个人的情况更坏。我的感觉更糟。有时,我想离开,但目前没这个能力。在俄罗斯,即使是和亲戚打交道,你也得倍加小心,因为,他们也可能把你举报给警方。”

图中的纸上写着“反战”,这是2022年2月24日在莫斯科的抗议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俄罗斯上学了”

科森尼亚(Ksenia),30岁,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前教师: 

“2月28日,我在16楼阳台上插了两面旗子,并上了漆:一面是俄罗斯的,一面是乌克兰的。3月2日,我在我家入口处和电梯里贴了 “反对战争 “的传单。3月4日,警察来了。他们说,邻居们举报了旗帜事件,说我是恐怖分子。警察们看了看旗子,就走了。此后,我继续张贴传单,有人也不断撕掉传单。 

3月20日,我在学校讲课。警察找到了校长。我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原来,公寓楼管理员给警察传发了我住的公寓楼电梯监控摄像图片。警方对我发出警告,然后允许我回校。谁知,校方给了我纸、笔,让我自己写辞呈。校长说,我如此反对国家,那我就不应为它工作,学校毕竟是国家机构。从那时起,我一直靠社会救济金维持生计。现在,和谁谈论有关议题,我会非常小心。  

我不想呆在俄罗斯,今夏我打算做一些什么,好让我的孩子不再在俄罗斯上学。当然,我对女儿解释,国内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参加了我们城市的抗议活动,希望她们这一代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目前,我完全困惑,我没存款,不知该怎么办。” 

转载自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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