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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6月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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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哀歌”:胡杰版画展在巴黎 ———纪念林昭、饥荒及文革的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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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哀歌”是从3月2号开始,在巴黎六区的太平洋书店画廊(Galerie Pacific)举办的中国版画家,纪录片导演胡杰的版画展的名称。展览为期三周,到3月31号结束。

胡杰巴黎版画展“要有光”系列之一

此次展出的是胡杰创作的75幅木刻版画,其中包括一套16幅版画“提篮桥哀歌”。据策展人魏延年先生介绍:这些版画是为大跃进和文革受害者们树立的一座纪念碑,更是为在文革期间遭到杀害的英烈林昭树立的纪念碑。

展览名称“提篮桥哀歌”是向林昭致意。“提篮桥”就是曾经关押被定为“反革命”罪的林昭的监狱,1968年4月29日,这位政治异议者及政治迫害受害者林昭在此遭处决,年仅36岁。这次展览中的16幅作品特别献给林昭。她去世十几年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林昭也先后被北京和上海的法院平反。那是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 “被逮捕和拘留,邓小平重新掌权后,官方对文革进行了谴责。从那时起,林昭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女英雄之一。

胡杰巴黎版画展“要有光”系列之一

胡杰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版画艺术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以三十多部纪录片而闻名,被称为具有悲悯良知的导演。他2008年在法国被影子电影节和《中国世界》(le monde chinois)杂志上刊登他的报道后为法国人所知。

胡杰他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讲述了他在了解到林昭的故事后,如何抛下一切工作,踏上寻找林昭足迹。

胡傑 HU Jie 提籃橋哀歌

展览名为“提篮桥哀歌”,哀歌这两个字在这里真是十分贴切。除了16幅专为纪念林昭而创作的版画外,还有另外59幅作品,分别在“我们”,“要有光”,“书的故事”等几个主题下展示那个特殊时代中国人的经历和生活。

胡杰:这个展览最重要的是“要有光”这个系列,“要有光”这个词来自圣经上的一句话: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呢?这组版画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大饥荒时期的惨烈,我感觉那是一个没有光,也没有希望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饥荒,如果去翻阅参考古代的记录,就会发现关于饥荒方面的文字记录很少,绘画也很少。中国版画传统实际上非常悠久,但我发现没有这方面的版画,所以就有了把它做成版画形式的想法。“要有光”这个系列,大约有二十多幅,也和我拍摄的纪录片有关系,我以前拍过关于“劳改”的纪录片,也做过关于大跃进的,而我们都知道大跃进和大饥荒有关系,因此就做出了这样一系列的版画。

另外一个主要的系列和林昭有关,这个系列的版画题为“提篮桥哀歌”,共有16幅。

我选择了木刻的方式,因为木刻的颜色是黑和白,很简洁在表达的方式上。因为木刻的历史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一直延续着写实风格。我觉得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但我认为,木刻的冲击力更强,从现实的角度通往心灵于真实更接近,所以更加强烈。我原来也采取了别的艺术表达方式,比如用油画。但后来我慢慢感觉到还是用版画的形式更适合。

中国的版画历史悠久,但这些版画往往用来表达宗教或神话题材,而大家更常见的是门神这样的年画方式,而且是彩色。现代版画是黑白两色,传达出来的情感力量更强烈些?

胡杰:其实我觉得现代的版画虽然是黑白两色,但实际上有更强烈的精神表达,所以我刚才说他有一种写实的内容,其实通过写实能够达到真实,这是我对版画的感受。所以我正好拍的这些记录片,实际上也都非常写实,都是对历史的考察。所以我认为我的影片和版画可以更贴切地相互印证。我也用油画做过一些绘画实验,我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思考,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听当事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真的是惊心动魄,这时我就会想我的专业是绘画,更多希望用油画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后来我画了很多油画,但是最终还是选择用版画来表现,好像这种形式能更加准确地表达出精神上的感受。

木刻版画是用刀一刀一刀地在木板上刻制出来的,艺术家在刻制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感到传递出了一种力量?

胡杰:是的,刀的痕迹、声音、角度以及锋利的感觉都会让人把内心的悲怆,或者沉痛带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艺术表达的过程。

林昭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他曾经非常的崇拜毛泽东,最后又和体制彻底决裂。这种个性的鲜明如何能在版画中体现出来?

胡杰:我非常努力地去体现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认真看影片的话,可以发现实际上林昭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取向或者价值的道路,或者也可以说她对真理和道路的认识:其实她是一个基督徒,能够把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上生存出什么样的位置呈现的非常清晰,所以她能够在那么残酷的环境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思想和思想的清晰度。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她一下就能站在一个高度,看到人类的命运,人类和人与神的道路之间的关系。她能够在这样一个高度,不把自己的受苦和受难放在一个评价标准上,而是从神圣的角度、从认识真理,去思考问题。我觉得这其实不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整个阶层或者是社会层面过去没有思考过的一些问题。

我们再谈一谈你的纪录片,除了艺术家之外,你也是纪录片的导演,拍了十几部纪录片。大部分的纪录片关注的都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尤其是弱势或有过特殊(悲惨)经历的群体的生活,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表现?

胡杰:我觉得这可能和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关,其实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受的教育都非常注重关注穷苦的人,尤其是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里的穷苦人。其实当你发现你身边居然也是如此贫穷的时候,就自然会产生一些思考。我觉得其实受到的很多教育和现实肯定矛盾重重。比如,我曾经当了十几年的兵,我们背下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部队时,脑子里会不断地产生这样的东西,但是现实和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服务的人民又会产生出一种矛盾,当我们有机会觉得可以为他们服务时已经不在部队了,那时候我就想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发现绘画的表现会被人认为是夸张的,那我就选择用纪录片的形式,真实地把见到的这些人的生活拍下来。这样我就可以让很多人看到,让他们觉得这是真实的故事,而不是夸张的,或者宣传的,或其他的一些想法的东西。

你的纪录片的确有一种悲悯的良知情怀,能让观者看到时代对个体带来的悲剧。在您采访和拍摄的过程中,那些采访对象们是否也意识到自己的悲剧性?或者说,他们是否对个人或者集体的历史悲剧有一种清晰的认识?

胡杰: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最初拍摄的时候有一部影片叫«远山»,是一个小煤窑的煤矿工人故事,刚开始是被他们的生活贫困状态所震撼,所以去拍了这部影片。我很疑惑这个世界上怎么居然有人会像牛像马一样地劳动,这是不是我们曾经所宣传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但是却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去拍摄时,他们有些人可以接受,让我拍,也说了一些真心话;但是也有一些特别贫穷的人,他们就不让拍,说我这样会给社会主义丢脸,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很难受,他们处在死亡挣扎边缘,但却用政治话语来阻止我拍摄。这是一个层次的人。

我更多拍的是反右题材,右派们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但其实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苦难和制度有关。他们认为提意见是为了政府好,但是却被打成右派,感觉很冤枉……实际上这样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小城市的。比如我拍过一个关于国营农场的片子,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右派。他们非常后悔,觉得自己当时只是为了为党好而提了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劳改20多年,青春就这样过去了……甚至有人在平反以后还主动补交了21年的党费。

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一个纪录片呢?

胡杰:每一个片子其实都让人非常的……尽力了,也都达到了,当时不可能再推进,当然如果要说自己的问题的话,其实后来随着很多的认识和提高,你会发现一些方面做得不够好。

非常感谢胡杰接受专访。

这次展出的75幅版画,每一幅都宛若一首首充满悲怆感的低吟或怒吼,不只是林昭的悲歌,也是时代和所有被时代浪潮卷进去的人的哀歌。同时,版画也具有特别的感染力,一刀刀刻出来的图像构成的黑白画面像一支支利剑,可以直达看者的心,懂得人懂了,而不懂时代背景和烙印的人也能感到这些画面背后的力量感。这是一代人受到压抑的悲歌的体现,是对过去一个时代的纪念,也是对当今和未来世界的启示,告诉看者关注历史并非只是关注过去,如果历史不能彻底反思,它更具有随时都可以变本加厉卷土重来的本能。对中国,对世界这都是不能摆脱的宿命……

胡杰版画展展览:

Galerie des Éditions du Pacifique 

5, rue Saint-Romain

75006 Paris

+33 1 4222 4863 

www.leseditionsdupacifique.com

2 pièces jointes

转载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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