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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6月 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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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园多风雨 烛照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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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纪念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已进入第32个年头,支联会等组织纪念的团体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和法律压力。但香港人依然采用各种方式来向这一运动致敬。

维园多风雨 烛照自由港

香港纪念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已进入第32个年头,支联会等组织纪念的团体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和法律压力。但香港人依然采用各种方式来向这一运动致敬,彰显出香港社会特有的风貌。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专题报道。

进入五月底,香港已经暑热难耐;对于计划按惯例纪念六四的香港人而言,政治气候也并不友善。

香港支联会在5月29日中午接到香港政府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的裁决,他们针对警方反对六四纪念游行和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决定提出的上诉被驳回。

国安法下的首个“六四”

“我们今年也看到,香港的形势,无论是政治的情况,还是法律的发展,都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支联会的常委会已经有决定,如果没有办法进行合法的六四周年纪念会,我们是不能强行做下去,”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当天晚上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对这一结果并不意外。

虽然警方拒绝的理由是要减低新冠病毒的扩散,但到5月29日当天,香港本地感染新冠肺炎的案例已经连续28天清零。蔡耀昌说,从低疫情等客观条件看,要集会并不是不可以。

蔡耀昌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属于所谓的“戴罪之身”。就在前一天,香港法院判决,因为牵涉到2019年10月支联会组织的“反送中”大游行,蔡耀昌被判处监禁14个月,缓刑两年。

与蔡耀昌同时被判刑的还有支联会的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他们因为同一事由被判入狱18个月。

蔡耀昌暗示,本次六四集会被警方否决与支联会干部被重判都有国安法的背景,“去年6月底,《港区国安法》通过并生效,所以现在比起过去三十多年来讲,香港的法律体系有很大的变化。”

国安法造成的高压气氛,甚至危及支联会自身的存在。香港民意研究所6月1日发布“六四事件周年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应该解散香港支联会的受访者达到28%,比去年上升4个百分点,创造了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认为不应该解散的则为38%,创1998年以来新低。

香港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在六四32周年前重开三天就被暂时关闭 (邓颖韬摄)

“六四纪念馆”重开三天即遭关闭

在“六四维园集会”被拒绝的同时,支联会主持的“六四纪念馆“也受到阻挠。

6月1日,“六四纪念馆”才重新开放三天,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就到纪念馆告知支联会,他们已对纪念馆没有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启动了执法程序。纪念馆被迫暂时关闭。支联会自信纪念馆的内容不会有法律上的问题,但也不得不寻求法律程序上的帮助。

除此之外,纪念馆还可能面临其他形式的骚扰。2012年开馆后,六四纪念馆就不曾安宁,2019年就因为其他业主的投诉而被迫从旧址搬迁;当年在新址落户的纪念馆还没开馆就遭到不明人士的破坏。

“(这些人)给我们的展品泼上的盐酸,让我们不能开馆。这明显是有针对性的行为,这是我们担心的地方,”纪念馆馆长麦海华在开馆当日告诉本台记者。

因为政治环境的压力,今年“六四纪念馆”展出的主题也被迫改变,从原先策划的“反送中运动”变成了《八九民运与香港》主题图片展。

蔡耀昌告诉本台,支联会从成立之初起就承受着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过去三十年,香港民主派,尤其是支联会的头头,都不被允许回去内地。”但多年积累的压力,依然挡不住香港人前往维园纪念六四的热情。

在“六四纪念馆”显眼处的一块展板上,列举了香港历届“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从1990年第一届15万人参与,后逐年下降,到2009年参与人数再次陡升至15万,十多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0万以上的高位。2019年第三十届维园晚会甚至超过了第一届,集会的人数达到了18万。

对于维园晚会近年参与人数维持高位,蔡耀昌认为,这反映了新一代香港人基于各种原因也加入到支持平反六四的议题中,“他们可能都觉得,中国政府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方面与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有很大的距离。”

他强调,中国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强势干预,也引发了香港青年人对中国政府的反感,通过参与维园集会来表达对民主、自治的呼吁。

香港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从第一届维园晚会开始就是积极参与者 (记者邓颖韬摄)

香港人与六四

香港学运出身的蔡耀昌从第一届维园晚会开始就是积极参与者。

“(我)还是觉得,死了那么多人,如果我们不能延续他们争取民主的愿望,就是对不起这些失去生命的年轻人,”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清晨,蔡耀昌和香港学联的同学们透过电视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军队镇压请愿学生的实况,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就有一个诺言,就是终我的一生要推动中国民主。”

1989年的香港似乎注定要和六四学运捆绑在一起。学运开始后不久,香港社会就一边倒支持中国民主。

“不光是左中右,各个什么阶层都出来了,夜总会的那些舞女、妈妈桑,他们都出来参与游行,”从1980年代开始就在香港担任记者的蔡咏梅告诉本台。支联会(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过民主运动联合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89年?当年5月诞生的。

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以司徒华为首的一批香港人,发起了秘密营救被中国政府追捕的政治异议人士前往香港的“黄雀行动”。这一行动总共营救了约800人,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才结束。

“香港人深深地感觉到,如果中国民主转型成功的话,香港才有希望。中国民主运动在1989年爆发的时候,当时香港未来的命运才刚刚决定,”蔡咏梅指的是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在港人热烈支持中国民主的背景下,支联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主持“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这一活动也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

历届“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内容都很丰富,包括咏读六四死难者名单、向纪念碑鲜花、播放民运人士和天安门母亲的访问影片,还有齐唱有民运色彩的六四歌曲,包括《血染的风采》、《历史的伤口》等。同时还包括一些历年重要的政治议题,比如推动《零八宪章》签署等。

一年又一年,六四维园晚会成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标杆。

香港青年吴俊伟是在小学六年级的国文课上第一次听说了六四事件,“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的政治启蒙,对于中国的政治也开始关心。上了中学之后,学生们也开始成长成熟,也就有了集体性地去参与维园的集会。”

“‘六四’每一年纪念,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这种教育就使很多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人会去关心政治,关心政治的人,他的价值观就会发生变化,”常年参与六四维园晚会的蔡咏梅这样分析说。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街头呼吁民众参加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记者邓颖韬摄)

香港本土派的六四纪念活动

香港纪念六四的活动化育了香港社会的民主和公民意识,推动了香港本土政治运动的勃兴。

2003年7月1日香港“七一游行”提出了针对本土政治体制的“反对二十三条,还政于民”等民主口号。这一运动不仅在当年就有50万人参加,并且由此形成惯例,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

“所以就相辅相成了,互相就越推越高。到后来,香港的七一游行,你看它主要的诉求中,也有对中国大陆的民主诉求。所以,我觉得,纪念六四的活动与香港本土的民主运动是一体的,”蔡咏梅介绍说。

但到2014年香港以争取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直选为诉求的“雨伞革命”兴起后,出现了本土民主运动与中国民主运动切割的呼声。2015年,香港大学学生会更退出了香港学联,自行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

“我参加的支联会活动仍然有某种大中华的情节在。但本土派的朋友们认为,中共领导的中国以及中国传统上仍然是极权性的国家,香港为了自由,应该脱离中国这个大一统体制的束缚”,吴俊伟虽然还在参加支联会组织的六四纪念活动,但也开始加入到“本土派”单独举行的同样性质的活动。

吴俊伟在本土派的六四纪念活动中,曾看到有人焚烧中共的党旗。在他眼中,本土派纪念六四的活动比支联会立场更加鲜明,更直接地谴责中共的暴政。但他认为,这些活动与支联会的活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我们缅怀对于自由的追求,缅怀英烈,以及对于中共法西斯残暴的谴责,相当程度上我们的精神是一样的。”

支联会与本土派纪念六四的主张虽然是各表一枝,但在蔡咏梅看来,他们的行动都反映出香港社会的特殊风貌,“一方面有对自由的热爱、对民主的追求、对专制极权的反感和痛恨;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公民社会,香港人很关怀社会,虽然平时很注重赚钱,但它主要是一个由中产阶级组成的社会。”

据香港警务处的统计,香港每年的公众游行和集会从2008年的4000起增加到2018年的1万1千起,平均每天超过32起。外界甚至有香港是“示威之都”的说法。

香港民众参加2020年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纪念六四31周年烛光晚会(法新社)

“示威之都”面临的高压

但“示威之都”的六四纪念活动面临的政治高压越来越大。

亲北京的香港《大公报》5月31日发表文章,用威胁性的口吻说,支联会违反国安法,不退出死路一条。文章所指是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包括“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这五个短句也是每年“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上最常出现的口号。《大公报》的文章实际也暗示着这一香港最大政治集会 之一的前景并不乐观。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谈及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时表示,“今年是共产党百年庆典,大家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近几十年的起飞,以及为人民带来美好生活,尊重国家执政党,是我们的立场。”

这种说法又给六四前夕的香港政治氛围平添了阴影。“这方面我们看到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只是到现在,政府方面还没有用国安法来对支联会和支联会的成员进行这方面的指控,”蔡耀昌担心地说。

与此同时,香港学界对六四的研究也出现了危险的信号。

作为世界上有关中国研究的重点机构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保留了大量的六四史料。但去年年底有消息传出,该中心面临改组,中心的资料库将交由大学图书馆管理;并且由中国“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裕来协调此次改组工程。由于该中心曾被诬告成“勾结外国势力”、“间谍中心”,外界普遍担心,这一改组将使中心丧失独立性,对其保存的六四史料的安全性也有存疑。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馆藏将由中大图书馆接管(李智智 摄)

狱中《自由花》

在山雨欲来的环境下,香港民间对六四的各种纪念活动仍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四处铺展。

去年,香港警方也是以疫情为由拒绝了支联会提出的六四维园晚会的申请。但在6月4日当天晚上,支联会依然冲破警方阻挠,进入维园,举行了较低规模的六四晚会。同时,民众也在香港各处点燃蜡烛,以满城烛光纪念六四。

“可能现在很难集体做一些事情,但是可以个别做一些六四悼念的行动,我们还是对香港人勿忘六四有信心的,”面对今年进一步的高压,蔡耀昌依然乐观地展望。

由多个香港团体联合推动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从5月初开始,就在香港街头派发蜡烛和电子蜡烛,提醒市民在6月4日到来之际,一齐点亮烛光,照亮民主前路。

当地的非营利机构“六四舞台”在6月4日到来前夕,通过网上直播读剧的方式,向民众介绍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他们6月1日直播的舞台剧《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中的一句话表达了他们的心愿,“如果有一日,天安门广场上能够放上鲜花一束,为亡者献祭,我就会去广场上放一只画着小白花的纸鸢。”

目前身在狱中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获知今年维园晚会无法举行后对外表示,将在狱中点起香烟代替烛光悼念,并朗读宣言、唱响《自由花》。

(记者:王允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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