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坚持清零 或致防疫成为“大蛋糕”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北京当局一直坚持强制封控、大规模检测等防疫措施，并将这一严苛的防疫政策称为保护中国民众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不但未能将病毒彻底消灭，反让部分为防疫提供服务的相关行业、产业赚的盆满钵满。有分析指，因中国政府固执地认为清零政策对于拯救生命和防止其医疗系统被挤垮至关重要，承担了防疫中的绝大部分开支，使得中国防疫中的各个环节正在悄无声息地组成一块“巨大的蛋糕”。

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今年在新冠病毒检测、新医疗设施、监测设备和其他抗击疫情措施上的花费将超过3500亿人民币，可令多达3000家公司从中受益。

作为中国最大的医疗试剂制造商之一，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增长超过一倍，其营收的增长超过60%，达到6.9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来自新冠病毒检测服务收入，而这几乎全部都是由中国政府的财政来买单。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封城期间，每天所做的新冠病毒样本检测多达40万个，其在一个月的核酸检测中收入超过3000万美元。上海朝晟食品有限公司，这家仅成立仅5天的企业成为上海封城期间居民生活物资保障的供应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该公司是在上海的民众都被禁足时“注册登记”的。

除了提供核酸检测服务和保障物资供应的企业获利丰厚外，包括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数十家监控和热成像摄像机制造商，也都从中国政府坚持清零的防疫需求中获益。此外，“清零”下中国兴建数百家新医院也为部分建筑企业带来巨大利益。

观察人士指，中国的防疫让民众身处“每天不是在做核酸检测，就是在去做核酸检测的路上”的窘境，老百姓没有收入都快饿死了，而为中国政府提供相关防疫服务的企业、行业反而大赚特赚，即便如此，仍没有一个官员说要放弃清零，中国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是否存在利益输出和利益协同关系令人生疑。更为恐怖的是，中国不断反复的疫情表明，防疫中的“红利”仍会持续存在，“若卖伞的拥有下雨的权力，天可能永远也不会晴”。

近日，北京一名40多岁的孙姓男子在去了一个被认定是“高风险”的购物中心后，他和他妻子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局以此为由将他们小区的5000名邻居强制进行居家隔离，并将他们同楼的250多人送往一个隔离中心进行集中隔离，而这些被强制隔离、禁足的无辜居民对当局的“强制防疫”毫无反抗之力。

同北京这些遭强制隔离的民众相比，上海一小区的居民则稍显幸运。

早些时候，上海滨江一号小区13位居民被“中科润达”进行的核酸检测认定为阳性后，当地疾控中心立即派人前来强制将他们送去方舱医院，因这个小区中居住着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瑞金医院血研所执行所长陈赛娟，她自知不可能感染，直接致电政府领导强烈要求复核，在黄浦区的疾控中心派人对全小区的检测结果复核后，该小区居民因全部阴性“躲过一劫”。

对中国政府动辄就“隔离、禁足”的强硬防疫措施，有网友认为“动态清零，从核酸检测到物质垄断，就是一群腐败分子合谋大发国难财”。该网友的这一观点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自进入2022年以来，中国医疗领域就“雷声”不断，先后有多位卫健委的“老虎”落马。

多家媒体均在其报道中提到，于今年4月被抓的北京卫健委主任于鲁明，同随后猝死的科兴药业的高管曹晓斌，以及号召全国人民响应硬性清零政策的“抗疫专家”吴尊友，这三个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可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府大力推广科兴疫苗的行为和进行疯狂的核酸检测。

目前，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多项关键数据已出现倒退，其中投资增速持续放缓，零售及工业增加值的表现更是创下两年多以来最差记录，但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政府仍在5月初提出在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当时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做可能会让政府每年付出超过1.7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大代价，相当于中国2021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但该发声随后遭当局审查删除。

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目前上海已设立近万个检测点，但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能这样做。在一些不太富裕的中部省份，“疯狂大筛”俨然成为压垮当地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在四川、安徽两省已出现有地方政府呼吁公众捐款，以缓解医疗设备供应紧张的情况。

中国各个城市和省份正在转向常态化大规模核酸检测，但这样的核酸检测频次已明显背离了北京当局的防疫目的。对此，许多大陆网友纷纷鼓起勇气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当局政策的不满，“这分明是将防疫当成生意，利益正在让人走向疯狂，再这样下去，只能出现民生被清零、经济被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