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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5月 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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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公:我的姐姐,我的好友,我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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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枯荒的年代”,我侥幸多读了几年书, 有了一点写作的能力,此时,在我岁月的暮色里,我想用这一点能力,为那些在枯荒年代失去了“能力” 的远逝青春,写下一点文字。

 一,我的姐姐

“妈,糟了!糟了!”姐姐飞奔而入,一头热汗, 满面通红。

“怎么了?”妈倏地站起来。

“学校不要我参加升学考试!”姐姐快哭出来。 妈妈的脸也一下通红:“是不是——因——因为, 因为家庭——”妈妈慌忙带着姐姐夺门而去。

当天晚上,家里欢声笑语,爸爸尤其显得轻松快 乐,几杯烧酒下肚,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当年我就是读的三中,那时叫南开中学,是重庆市第一流的 中学,校长张伯苓,是个优秀的教育家。南开中学非常难考,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爸爸一仰脖 子,又吞下一大口酒。“大女不容易呀——” 姐姐又一次满面通红——她因为品学兼优,尤其 是“学优”——全年级第一,被保送重庆市第三(南 开)中学!

那是 1966 年 5 月下旬。

两年后,1968 年 9 月,我与大我一岁半的姐姐 同时进校读初一。学校位于一条山沟里,全校只有一幢教学楼,三层。操场是泥土地,下雨时泥水飞溅, 天晴时尘土飞扬。但学校名字很响亮——《重庆东方红一中》。

此时,姐姐“子承父业”的“南开梦”早被“文 化大革命”击碎。从 1966 年 6 月起,她,同我,同 全国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停课闹革命”。年龄太小的 如我和姐姐等,便“停课看革命”,直到 1968 年“复课闹革命”。

在那两年里,父母逃亡,我们三姊妹同老奶奶又 一次在饥饿中挣扎(上一次是三年大饥饿时)。我同姐姐曾到江边背鹅卵石,挣几个零散铜板补贴家用。 干得最长的是择猪毛。择猪毛就是在一大堆猪毛里把杂色的毛挑选出来,让白色的毛纯净。这是一个 非常费眼力和手力的细工活,不仅要有极好的耐心, 还要能长时间忍受那臭哄哄的“毛气”。

我干了没两天就觉得到了极限,自古以来,这种 绣花般的活就不是爷们干的。

只好劳驾姐姐了。好在她遗传了我外婆那种古典 贤惠和我奶奶那种农妇勤劳。于是,在重庆夏日的火 热和长江冬风的寒凉里,姐姐一天又一天,埋头于那 一大堆让人绝望的毛,以她在小学里刻苦学习的勤奋和认真精神,为这个贫穷的家挣得每斤两毛多钱的收入。

待终于“复课闹革命”时,姐姐说,她的视力下 降了很多。几十年后,我看到报道说,很多学生天天做大量 的作业,导致视力下降戴上了眼镜。

我觉得他们真幸福。

在“东方红一中”,我同姐姐的教材完全一样, 政治类的就不用说了,“科学类”的如《工业基础》、 《农业基础》也都一个版本。 姐姐读完了整个小学六年,我们这个年级(记得 当时按军队“编制”叫“三连”,我们班叫“四排”)只读完了小学四年。我实际上只读了三年,那是因为 我跳了一级,直接从二年级升到了四年级。 所以,我们“连”比姐姐的“连”在实力上是有差距的。

更不幸的是,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同学欺辱和殴打,不得不逃学(相关经历我写在了《长寿湖》一 书中),这导致我的成绩大幅下降,尤其是数学。 好在姐姐与我的课本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抄她的作业。 没抄多久,我便荣获“三连四排”的“战斗标兵”! 记得在期末的一次家访中,班主任老师对我妈说:“你儿子是我们班的尖子,语文和数学都是第一名。”

我脸通红,语文勉强说得过去,因为我写过一篇 《为人民服务最幸福》的作文,胡编了一些情节让看惯了“假大空”的老师觉得很生动。但数学却完全是 盗窃姐姐的知识产权!

(后来我上了高中后,丑媳妇终见公婆,一学期 下来,数学考了 48 分,父亲在成绩单上签字时,问我是不是老师把 84 写成了 48。) 

姐姐没能读到高中,两年的初中就成了她花季年 华的最高学历。其实这两年也名不副实,如果除去大量的学工学农劳动,三天两头的革命大批判、好几门 不务正业的政治课程,真正学点知识的时间只有大半年。

姐姐后来的人生多年都是“择猪毛”的翻版:带小孩、折纸袋、纺纱厂打工……

去年,2020 年 9 月,我在洛杉矶对留学的侄女说,你不要觉得你妈像家庭妇女,她如果不遇到那个时代,而像你一样受到这样的教育——

二,我的好友

他叫杨星,个子比我还矮,胳膊比我还细,在文 革那打打杀杀的“要武”年代,他显然不引人关注也没人愿意主动与他交友。他引起我的注意并让我主 动“投怀送抱”是因为班主任的一声责骂。

那天,课间时他在过道上同几位同学打闹。班主任冲着他叫了几声,不知是他没听见还是正闹得欢不想理睬,班主任的喝令没有回应。

班主任突然提高声音:“杨星,你还不听话!你那个家庭(出身)还没让你吸取教训?!” 像当头一棒,他骤然僵硬,面色发白,呆若木鸡。

接着,泪水涌出来。

接着,他转身走到一个角落,默默抹眼泪。 我见状心中大喜:班上还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自从我被当众揭露父亲是“坏人”之后,自卑感让我根本不敢在班上交朋友。

现在好了,还有一个同类!孤独中的我怎能放过 这天赐良机。

遭受重创的他正独自舔着伤口,一道安慰的目光、几句友好的话语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们很快走到一起,彼此成了初中时期最好的朋友。

我父亲是 1957 年中了“阳谋”,成了“阶级敌人”。 他的家庭呢? 我一次次想问他,但想到班主任那一声断喝对他的打击,便不想在他伤口上挖掘。

我提出到他家去玩,这十分正常。可他十分犹豫。 我说:“去看看你住在哪儿总可以吧?”

他不好再拒绝,勉强同意了。

前住他家的路上,他说,他家很小,尤其是他妈妈身体不好。“她,她精神有些不,不正常。”他吞吞吐吐。

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居住条件都很差,我早已习惯。但是,看到杨星的家时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愿我

来。

房间阴暗破旧窄小,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小桌和一张旧衣柜。杨星的床是放在床脚的一张竹凉板。 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小小的煤炭灶立在门外屋檐下。 他母亲蜷缩在门后一张木凳上,头发散乱,面色苍白,见到我,嘿嘿嘿地傻笑。

没有坐的地方,我们便站在外面闲聊。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中年男人走来。杨星叫了声“爸爸”, 然后把我介绍给他。他冲着我笑了一下,很热情地说: “就在这儿吃个便饭。”

杨星的父亲仪表堂堂,言谈举止隐约透出一种儒 雅高贵之气,与那沾满黄泥的挑担和这个陋室反差很大。他母亲见丈夫回来了,从门后迎出来,脸上露出 一种柔和的神情。这时我才看清她,五官很清秀,尤其是那又眼睛,很漂亮。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人。

我没有吃饭就走了,心想,杨星的家庭出身究竟是什么呢?

随着同杨星的交往加深,我慢慢对他有了些妒忌,原因是我发现他的聪明才智远在我之上。比如,我常常是靠抄姐姐的作业才得到数学满分,而他,只要马马虎虎听几节课,做出来的作业便与我的抄袭不相上下。还有,我一向自认为(老师也认为)我的语文作文是班上最优秀的,我也看过杨星的作文,的确不如我。不料,有一天,他交给我一篇他写的长达一万多 字的记述文。记述文是关于我们中学生活的。里面有 对话、人物描写、场景描写、情感抒发等等。其构思、其生动、其幽默、其深刻,甚至其文笔,都远在我之 上!我永远记得我读完那篇万字长文时的复杂心情:

敬佩、感叹、感动、妒忌……

“写得很好,杨星。”我由衷赞扬说。“可是你的 作文为什么写得那么差呢?”

“那些一半必需是毛主席语录的作文值得花时 间去认真写吗?”

那一刻,我既感到羞愧,更感到他比我成熟。 好在他有比我更强的自卑感(包括个子矮小),因此,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持才自傲。

两年的初中很快结束了,我们这批主要学了一大堆毛主席语录和阶级斗争观念的、没有知识的十五、 六岁少年,一夜间成了“知识青年”。按照毛主席的 伟大战略布部署,接下来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毕业前,学校宣布,根据上级指示,每个班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同学可以升高中,我们班有 50 多人, 因此,应当有三个名额。

记得主要有三个推荐条件:政治合格、成绩优秀、年龄小。这三者中我占后两项。小学时因为跳了级,因此我在班上年龄几乎算最小的。可是,最重要的政 治条件我不合格(因为出身问题我连红卫兵都没能加入)。

杨星知道,高中的校门对他像天堂的大门,他根本不奢望。他期待的,是不下乡,能找个工作。按照中共的政策,独子可以不下乡,况且他母亲还是残疾人。

几位任教的老师一致推荐了我,尤其是那位“神通广大”的语文老师,为我上下奔波,解释我父亲的问题,抬出我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母亲……

我升高中之路很坎坷,报上去,打下来,又报上去……最后,高中校长看在我母亲份上(她当时在区教育局工作),在最后一刻为我敞开了校门。

能读高中是我人生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所位于偏荒山上的学校(叫涂山高中),聚集了不少有真 才实学的老教师,他们大多是民国时的知识分子,因 为“出身不好”或自身问题(如右派)被贬到这儿教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比较系统地学到了一些 知识,更重要的是,心智得到了开启。

杨星没下乡,也没有工作,他常常爬几个小时山路,来校找我。我也经常讲给他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有时,不经意地流露出兴奋和沾沾自喜。他默默无语。

有一次,我瞥见教室窗外有个人影,定睛一看,是他。

他悄悄在窗外听课!

事后我问他,他说,他每次来都这样。

小学时读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我曾被感动得 热泪盈眶。

我把一本多余的代数书给他,简单给他讲了一下叫他回去自己看。

没多久他又上山来,把解的习题给我看。我又一次感叹和妒忌:他如果与我同窗,我一定屈居他之下。

大半年后,他最后一次上山来,告诉我,他要下农村了。

“不是说独子不下乡吗?”

“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但他们说,我出身反革命家庭,不能享受这条政策。”

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出身了。他父亲在一所医学院毕业后,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军医。1949 年共产党来后,他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长年干挑泥巴、抬石头的苦力活。他还说,他一生下来,家里就很艰难,他个子矮小就是因为从小营养不良。(但 他母亲是怎么精神失常的我一直不知。不过,后来接触历史多了,可以想象。) 

“下乡也好,”他见我难过,说:“在城里呆着也 痛苦,他们不会给我工作的。”

十多年后,1984 年,我从外地调回重庆,在一 所大专院校教书。他听说后专门找到学校,我们又一次相见。这时,他已从农村回来好几年了,在街道上打工。

这次相见,我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种睿智、机敏、幽默。虽然还不是鲁迅笔下的润土,但思绪和语言远没了当年的那种活跃和流畅。

他感到了我们的差距,交谈时隐隐流露出自卑和落寞。

饭后我送他到车站,告别时我说:“找个时间我去你家。”

他十分犹豫,就像当年。

“今后再说吧。我结婚了,她完全没有文化。”

今后就是几十年后的现在了,我早已同他失去了联系。

三,我的“恋人”

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最初注意到她正是因为 她的这个职务。

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男女交往堪比敌区的地 下活动,不仅有无数群众“雪亮的眼睛”,更有“大人和教师爷”的严控与惩罚。班上男女同学互不说话, 我也从没同任何女同学说过一句话。

但是,朦朦胧胧有一种磁性的牵引,让目光总想 转向那长发飘动的地方。可是,我不敢正眼相看,游 离的目光眼神从来没有分辨出美丑的细节。

那一天,她下发作业本,发到我桌前时似乎多停留了几秒。我借举手拿本子,抬头盯着她看了几眼。 时间虽短,却是近距离审美,从此,她的容貌, 尤其是那双大大的眼睛,深深印在我脑海中。从此,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牵引,让我神游在她的周围,悄悄 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学习成绩。如果她考得 很好,甚至回答问题受到老师的表扬,我便暗暗吃醋,觉得更加高不可攀。

可恼的是,作为学习委员的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这让我在那段“单恋”的日子里,初尝了吃醋的滋味。

每次下发作业本,我都希望她能递到我手中。可惜,她往往无视我多情的手,“啪”地把作业本往桌上一扔,就像对其他同学一样。

我知道自己毫无吸引力,个头矮小,面色因营养 欠缺长期呈现苍白加菜色。更要命的是,我的家庭出身班上人人皆知,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 这简直就是贱民的标志。

可是,我仍然暗暗地单恋,这自作多情的神游让 我在那压抑禁锢的年代里感到一种朦胧的美好。

学校举办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片段。我对那听腻了的腔调毫无兴趣。可突然,“铁梅”出场了,居然是她,我的“恋人”! 没想到她还有这种才华,能在校宣传队扮演这么 重要的角色!

我抑制心跳,目不转睛——这是合法的。她唱得怎样我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她的 美,那苗条的身材,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还有 那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一点不逊于电影上那个明星 “铁梅”。

那次饱餐秀色之后,我更加自惭形愧。她太优秀了,而且出生也好(否则不会让她扮演铁梅)。 我决定斩断这段门户不当的“恋情”。

好在只有朦胧的精神爱恋,陷入不深,好在我正巧迷上了钓鱼,便成功地移情于山水之间。 不久,两年的初中结束了,同学们各奔东西,绝 大部分去了不同地区的农村,从此再也没能相见。

一年多后的一个周末,我从山上的学校回家。快到家时,迎面而来一位年轻姑娘。

我一眼认出,是她!

我心中一慌,惯性地低下头,不敢面对。

“哟,不认识了呀?”

没料到她会主动招呼,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我停下来,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面地交谈。我有些手足无措,她显得落落大方。她告诉我,她到大巴山 农村劳动一年了,这次回来探亲。

她变了,不仅脸晒黑了,那根又粗又长的辫子消失了,更主要的是,她言谈举止有了一股山乡的“粗 犷”。

仅仅一年,“广阔天地”便让人脱胎换骨。 不过,那双眼睛仍然那么晶莹,那么诱人。

她问起我在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我来了精神,侃侃而谈。

好一会,我才发现她的神色越来越黯然,目光越 来越迷离。当我提到周日下午就要返校,晚上要上晚自习时,她仿佛从心底无限深远的地方,发出轻轻的 一声赞叹:“太好了。”

十多分钟的交谈,留给我终身难忘的,就是这一 声轻叹。她说这话时的神情,那么动人,那么凄美,那么深沉!

有羡慕、渴望、感叹、无奈、落寞、忧伤、苦涩……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这段经历时,那一声轻叹仍然沉重撞击我身心:那里面饱含了整整一代人 无可奈何的泣血长叹,那里面回响着千万学子“失血” 青春的悠长悲鸣……

我同“恋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谈结束了。 道别后各自东西。到拐角处我回头望去,夕阳金色的光辉洒向她渐渐远去的身影……

从此,我再没有见到她。

补记 

有人说,我算“有出息”,干了一番事业,出了几本“大作”。 

我一点没有“自得”,更没有“洋洋自得”。  随着年岁的增加,暮色的逼近,内心的忧伤和苦 痛与日俱增。我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幸运儿,初中班上 50 多个同学中,只有三个有幸读了高中,在三个有幸者中,又只有我有幸读了大学。 

如果我也像我姐姐、我的好友、我的“恋人”, 我会有什么“出息”? 如果他们,和他们背后千千万万的同代人,有我这样的幸运,中华大地上,会有多少比我有“出息”的杰出人物! 

文革后,曾有一个动人的口号:“向‘四人帮’ 讨还青春!”这自欺欺人的口号能给千千万万荒废了的青春一点安慰吗? 

青春,一旦逝去,便永远逝去。 

我曾在《长寿湖》一书中说,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祭献在了“阳谋”的祭坛上;在《血红的土地》一书 中说,千千万万地富们,祭献在了“土改”的祭坛上。 

那么,有多少鲜活的青春,祭献在那个“枯荒” 的祭坛上? 

2020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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