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中的新闻自由：香港记者今何在？

联合国在29年前，把每年的5月3日订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讽刺的是，原订在这一天公布结果的“人权新闻奖”，却在一周前被主办方香港外国记者会以“不想误堕法网”为由紧急叫停，再为香港新闻自由敲响丧钟。过去一年里，在高压之下，香港敢言媒体纷纷倒地。有香港新闻工作者失去自由，大批香港记者相继失业、或转行或移民；也有人选择到海外重整旗鼓，继续为香港发声。我们先来倾听几位香港新闻工作者的故事。在职业生涯的分叉路上，他们如何作出选择？请听本台记者吕熙发自伦敦系列报道的上集。

“来了三个月，我现在帮市议会做外判交通督导员，负责发告票，做了一个月左右。”前香港《明报》突发组记者梁铭康年初移居英国曼彻斯特后，放下拿了六年多的照相机，转而穿起制服、拿起对讲机，成为一名交通督导员，专责向违例停车者发告票。

当记者成了交通督导员

和过去六年紧张刺激的记者生涯相比，这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让他感受到巨大落差。 “工作不难，薪水不差，但就觉得工作没什么意义，和以前的生活比较是完全没有意义，连带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目标，到了一个凑合着过的状态。每天起来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开始，梁铭康就一直拿着照相机，在新闻前线追赶跑跳，捕捉第一时间的新闻镜头，也亲身感受到港府当局如何借棍棒和武力打压新闻自由。防毒面罩、头盔，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工作装备。

到《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生效，他见证港府如何高举“国安法”和“煽动罪”等法律武器，刀不血刃地把香港一个个敢言媒体“凌迟处死”。在《苹果日报》最后一夜，他和大批香港记者在苹果大楼留守，见证编采人员坚持印刷出最后一份《苹果日报》。大批港人在雨中痛别陪伴港人26载的“老朋友”，走完最后一哩路。

出走的理由

包括创办人黎智英在内的七名壹传媒集团及《苹果日报》高层相继被捕，被控以《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其后再被加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同年年底，香港《立场新闻》六名高层及前高层同样被当局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促使《立场新闻》即日下午宣布停止运作。事隔数日，香港《众新闻》也宣布停运。

短短半年间，三家香港敢言传媒相继倒下，新闻工作者被定义不清的“国安法”和“煽动罪”拘捕扣押，也在其他港媒中产生寒蝉效应，相继“温馨提醒”记者下笔时要注意避险。梁铭康发现，自己已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我所知道的是，有报馆召集所有负责写文章的记者，‘提醒’他们要‘专业持平’。我看不到有任何机会，我们可以用2019年前的新闻自由标准去做这一份工作，最终我都是要转行。既然这样，不如趁我未到30岁、有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到一个自由度较大的地方转行。”

放不下的新闻理想

抵达英国后，他马不停蹄找房子、找工作。当一切安顿下来，他反而不能安心。

“就是安顿好以后，我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抑郁的状态，没想到来这边后，情绪状态比在香港时还要差。感觉无法和香港切割，比如早前明爱医院把疑似确诊者放在急症室门口，我就会想该怎么拍。比如昨天银行劫案，我又会想如果我去采访的话，我会怎么拍，好像还有很多留恋在香港。我会形容是无法抽离，你完全变成一个旁观者了，但你还会不断想，如果你在采访现场，你会怎么做？”

本来已打算移民后转行，不再做记者，却发现自己始终放不下新闻理想。梁铭康总想起前上司跟他说过，一个记者在入行五、六年后，才会真正理解自己在做什么。然而在这个里程碑到临之际，他却被迫离开香港和钟爱的新闻行业。

无法割舍记者本能，他近日以特约记者身份撰写移英港人故事，也以在英国重投新闻行业为目标，计划考取驾骑执照、磨炼英语和攻读学士学位装备自己。即使深知路难行，他仍愿意一试。然而对于香港新闻界的未来，他不敢乐观。

“可以预视的是情况会继续差下去，现在港府都已经在讨论基本法23条立法，还有《假新闻法》。可以预视的结果就是香港会像现在中国的新闻传媒业情况一样，很多东西不能报道，或者报道后会有后果。当香港情况慢慢比现在更衰落 ，我估计会有更多同行移民。”

留下来的人

不过，仍然有很多香港记者坚持留下。

去年12月24日，香港《立场新闻》在高层被捕、资产被冻结后即日宣布停运。当晚在办公室关灯的，是记者林彦邦。

“有种‘要完了’的感觉，虽说是意料之内，但原来当事情真的发生时……当晚我们大家都不愿离开，你知道过了那一天，一切都不一样了。是留恋，但你也知道留恋没有用，你留恋也留不住。”十几年记者生涯一夜终结，记者身份也被硬生生夺走，他顿觉生活失去重心。

“开初那几天，会觉得自己十几年来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身份和生活模式被剥夺了。它早已不单纯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但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了，它完全消失了，这种感觉很难受。”

无法适应不再以一个记者的身份生活，他更无法适应的，是失去《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后，香港社会陷入一片死寂，真正重要的新闻隐没于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官方消息中。

最震动他的一次，是今年三月香港疫情大规模爆发期间，港府在落马洲边境兴建“方舱医院”，并在香港和深圳之间兴建了一座“临时桥”，让中国工程人员及物资直达香港工地。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动用《紧急法》，豁免工地范围内的工程人员及物资，不受香港法例规管。

“这是很大的事啊！香港和深圳之间突然多了一条桥，而且有治外法权，不受香港法律规管。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人关心这个新闻？我想了很久，于是就自己写了。我发现原来只要有人提，有人说，大家会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我就想，其实世界需要这样的资讯。我希望自己即使能做的不多，也能够做一点点，提醒大家香港发生了什么。”

“一人自媒体” 记录香港“消亡史”

于是，从半个月前开始，林彦邦毅然成立一人自媒体“ReNews”。平台介绍说，这是“解构新闻、前因后果、当中脉络，由失业前记者创立的一人新闻平台”。林彦邦说，平台取名为“ReNews”，是希望从泛滥的资讯中抽丝剥茧，把重要新闻重新演绎，让读者知道如何去理解，同时希望为香港“消亡史”记上一笔。

“如果大家经常说香港死了、香港正在死亡，或者香港已经死了，你作为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你应该要知道她是怎么死的，过程是怎样。而不是单单说一句，‘没救的了，都不可能改变的了’。即使你无法改变，起码你也知道，不要让她在你眼皮下急剧变坏，而你却毫无察觉。我不想这样。”

平台推出短短十几天，脸书上已有超过25000人追踪；内容涵盖人物专访、即时新闻、法庭消息，乃至文化评论，所有内容及配图，都由林彦邦一手包办。为了让平台持续运作，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在接受本台访问的当下，他同时还在忙着制作日圆贬值新闻的配图。

平台现时未设付费专区，所有内容免费阅读，读者也可自由选择付费订阅支持。林彦邦说，在现时政治环境下，不肯定平台可以营运多久，所以没有刻意寻找营利模式。现时靠读者捐款加上自己的积蓄，估计仍可支持一段时间。

难苦经营“一人自媒体”，林彦邦没有想过要找人一起做。他苦笑着说，一是没有钱雇人，二是不想其他人和他一同走这条“不归路”。一人自媒体，一切责任自负，他反倒觉得轻松。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一个人做，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问责自负。当我不需要顾虑其他人，即使出事了，都是我自己的事，我其实是轻松舒服很多。我不用怕自己写了一篇很危险的文章，结果我上司要坐牢。不用想了，如果出什么事，就我自己承担吧。虽然好像很扭曲，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扭曲的时代，我们唯有用扭曲的方法去思考。”

对于政治风险，他表示自己不会“故意撞墙”，去写必然会召致牢狱之灾的题材，但他也不会在政治“红线”下缘木求鱼，刻意寻求绝对的“安全地带”。他说 “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不要怕。”

香港记者的抉择

在大时代下，林彦邦形容，所有香港记者都面对去与留的两难。而他果断选择留下，只是希望能继续在地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和触感，并将其倾注笔锋。他已有心理准备，或要为此承担后果。

“我们面对一个两难的选项，要不你就留在香港面对那些红线，一定有些东西不能写。你总会有恐惧，担心你写了某些东西，会带来某些后果，甚至最终你可能要坐牢。要不你去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拥抱自由的空间，但你就会失去温度和触感，你只能够二择其一。两个其实都不好，但你就要选择。我给自己的选择就是留下，我想要亲身去感受，同一时间我就接受可能会出现的后果。”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最新公布的2022 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从第80位急跌至第148位，排在菲律宾（147位）和土耳其（149位）中间。无国界记者组织又点名提到《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被强行关闭，造成近 860名新闻工作者失业，部分小型媒体也因法律风险中止业务。

“他们一下子涌出去，市场完全没有足够空缺容纳他们，很难得才有部分传媒愿意收留一些人。”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是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 《立场新闻》停运后，他一度短暂失业，其后经同行介绍，加入由前《苹果日报》记者开设的网上媒体“Channel C HK”。

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现时工作着重民生议题，和昔日工作内容大有不同，但他理解在香港“新形势”下，这是必要的转变。他表示，自己可以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已属少数幸运儿。其他同行“被失业”后若想重投新闻行业，均对不同困难。

以《苹果日报》为例，过去在业内一向以“人工高、福利好”见称。 《苹果日报》关闭后，报社资深记者很难在市场上找到能提供相应待遇的新闻工作岗位。相较之下，年轻记者则较有弹性转投其他新闻机构，但部分年轻记者或习惯自由的工作环境，转投其他传媒机构后或有期望落差，大批记者因而转行，造成转重流失问题。

以《立场新闻》为例，陈朗升表示，只有约三分一记者能重操故业，部分已包括以兼职或特约形式继续报道的记者。 “有些同事开网上服装店，在网上卖衣服；有些继续做一些影像或摄影工作，但和新闻无关，有些就去做撰稿员。”

香港记者协会为失业记者提供的支援，包括发布招聘资讯、发放市民捐赠的购物券及失业救济金。然而不少记者放下笔杆后，选择靠自己双手糊口，在餐厅做待应、在麦当劳做收银员、做计程车司机、做公关等。

陈朗升说，有能力移民的记者，也很难在海外加入当地传媒，而海外华文媒体也更倾向于选用中国人或台湾人，使香港记者在海外重拾笔杆的机会少之又少。

当香港本地的新闻空间愈来愈小，有香港记者、传媒人和评论员就选择在海外自立门户，继续为香港发声。下一集，我们继续倾听香港记者的故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吕熙伦敦报道 责编：嘉远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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