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秦汉两朝对华夏民族政治与文化的恶劣影响

秦汉两朝对华夏民族政治与文化的恶劣影响

中国历史学研究存在的一个困境仍然是历史观方面。中国的24史基本上属于一本本的流水账，所谓的“厚今薄古”或者“厚古薄今”、“借古讽今”等等现象，都不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本质的揭示。所谓“周期律”或者“因果律”，同样没有真正认识到人类生活的意义与属性。
中国人开始使用文字记述自己的生活，大致是从公元前12世纪前后的姬昌为标志开始的。《周易》是一个明证。当然，中国的象形文字的产生与使用，肯定要比姬昌刻撰《周易》更早些，甲骨文在20世纪被发现并且开始研究，然而，殷商时期并没有留传下来系统的著作。
《周易》由于文字的简短与年代的久远，是一个被公认为桀骜难懂的著作。而事实上，在我看来，《易》只是姬昌对于当时自己的经历与社会生活的具体的记录和描述，由于殷商之人热衷于占卜活动，姬昌从黄土高原来到河南平原之后，通过学习自然成为一个占卜的高手，并且，他在刻撰《易经》的过程中，使用了当时的“——”、“—”代表阴阳的两个符号做为自己计数的工具。所以，《易经》绝不是一部神秘主义倾向的著作，在这部著作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3世纪）之后，到了汉朝初年，才被焦赣延寿、京房（前 77年-前 37年）等术数家们开始神秘化，并且赋予《易经》占卜的功能。之后《易经》的命运，始终没有摆脱一种文化上的神秘主义倾向，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中国的历史学，应该认真而全面地探索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与人文风貌。因为公元前8—3世纪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灿若星辰的诸子百家。这个时期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医学家、农学家们，才是真正代表华夏民族文明的因素。
秦朝统一于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文化上彻底中断了百家争鸣，并且，在政治上开辟了专制强权的邪恶先河。确切地说，秦朝（前221年～前207年）是由战国时期的地处西北部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以家族为核心的专制王朝，秦始皇采纳法家李斯、韩非等人的政治主张，终结了周朝的分封制，而采取郡县制，在皇权的继承制度上延续长子世袭制。然而，前210年秦始皇死于在巡游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导致他的长子扶苏被赐死，由二子胡亥继位。胡亥为了验证臣子们的忠诚度和服从度，听取赵高的邪恶计谋，导演了一处遗臭万年的“指鹿为马”的千古闹剧。
秦朝统一之后仅仅两年时间，秦始皇便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术士共计四百六十余人。这样的事件被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称之为“焚书坑儒”，出处在《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于巡游途中之后，在赵高等人的策划下，胡亥继位，被称为秦二世。随之赵高策划了“指鹿为马”的宫廷剧。 众所周知，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数百个役工们揭竿而起，刘邦、项羽也起兵江淮抗秦。至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秦朝的嬴政父子开辟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政治先河，这种邪恶、欺骗、讹诈的强权传统，在中国一直延续，只有当一种基于民主的崭新政治制度真正确立起来后，才能够得到实质性的终结。
秦汉王朝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彻底改变了华夏民族源自于公元前21世纪尧舜禹三代的政治与文化遗产，更是在政治上完全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的自治模式，同时把百家争鸣的文化遗产完全打碎，彻底终结公元前12世纪姬昌开创的周朝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奠定了一种以家族专制为核心、以长子世袭为最高权力的继承方式、以自上而下的授权为行政基础的政治体制。
汉朝在政治上完全延续秦朝的体制与范式。但是，在文化比秦朝更进一步，在礼制上也逐步依据儒生的方案而逐步完备起来。发生在汉朝的两个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一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是公元64年左右汉明帝的引入佛教。这两个文化事件，是从根本上改变华夏民族的社会心理与性格的最重大的事件。
可以说，汉朝在文化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汉明帝通过“夜梦金人”的噱头而引入佛教，从根本上转变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
秦朝是一个短暂的王朝，只能通过野蛮的强权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上做出示范，而不可能在文化方面对整体社会生活产生实质的影响。而在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的大致405年间，华夏民族在文化上却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
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本是一个混迹乡里的小流氓式的人物。在汉朝建立起来后，通过儒生叔孙通等人的努力，为刘邦尽心竭力建立起一整套“礼制”。
儒术经历自孔丘（前 551年9月28日(有争议)-前 479年4月11日）到孟轲（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的几十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在汉朝初创期经叔孙通（约前245年-约前190年）全力帮助刘邦（前 256年或前247年-前 195年）建立礼制，终于在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执政时期，通过董仲舒（前 179年-前 104年）的文化政策建议而赢得“独尊”的地位。这是孔子创办儒学之后历代儒生致力于为统治者服务的结果，也是儒家在政治上获得的最大的成就。正是从大致公元前134年起，中国的历代王朝和统治者都无一例外的把儒家视为正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儒家学派是诸子百家中一个以人文价值——仁义礼智信为基本概念的学派，其中“礼”是一个核心追求，孔丘把周礼视为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信念，周公（姬旦）是孔丘最为推崇的人物。同样，姬旦也是周礼设计的一个开创性的政治家。
在汉朝存续的过程中，其中王莽（前45-公元23年）在公元8年建立“新朝”，开国皇帝新朝的存在时间是（公元9年1月10日—23年10月6日），王莽称帝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长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王莽建立新朝，是汉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王莽的新朝过后，到公元25年刘秀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庄（公元28年6月15日～75年9月5日），是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也是东汉的第二位皇帝（57年～75年在位）。
在汉朝经历王莽改制后，应该说，刘庄已经深刻认识到现实社会与政治的许多弊病。同时，也在文化上认识到儒术的沉沦，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相传，刘庄在大致公元64年的一天“夜梦金人”，并且以此为一个噱头，派出使臣前往古印度，请来高僧摄摩腾、竺法蘭，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公元68年建成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由此开始，古印度的佛教便铺天盖地一路东来。这是华夏民族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第一次引进外来宗教，并且对于社会意识的影响力方面逐步超过了本土的儒家学派影响力。成为深刻影响华夏民族社会意识和统治方式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至汉朝起，源自远古的华族、夏族的称号，也逐渐被称为了汉族。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详细记录的历史研究课题。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要晚于佛教数百年，据记载，635年叙利亚阿罗本主教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并被准许建寺传教。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传教也宣告终结。元朝时期，第一个获准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蒙高维诺（1247-1328年），他于1294年抵达北京，获准传教。到1318年以前，他已先后建造三座天主教堂，为六千入教者付洗，还曾收养150名幼童，教他们拉丁文、希腊文。并译录圣歌，组成唱诗班，按时唱诵，连皇帝也常进教堂听唱诗班的唱诵。蒙高维诺以81岁高龄卒于1328年，他在中国传教三十多年，授洗三万多人。《明史·意大里亚传》记载：利玛窦等于1601年进京后，因万历皇帝“嘉其远来，给赐优厚”，公卿以下“咸与晋接”。利玛窦与当时明朝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韩霖等均有交往，到明末，天主教在中国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除云南、贵州外，北京、上海、杭州、福建、陕西、山西等地都有了信徒。根据资料显示，1664年中国天主教徒达15万人，耶稣会住院有20余所，耶稣会士有25至30人。至19世纪末，有传教士约1500人，教会团体61个，教徒约9.5万人。1920年教会团体130余个，教徒36万；1935年，教徒51万；1948年，教徒70多万。可见，1900年之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兴办医院、学校和其他文化、慈善机构，推动了中国在卫生、文化、慈善等方面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处于衰退状态。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没有能够超越佛教的规模和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有着基督教的情怀，特别是蒋介石，因与宋美龄的婚姻而笃信基督教。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末页，但是，进入20世纪后，在一批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的知识分子的积极传播，并且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支持下，在1921年7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马克思主义在1950年代起成为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佛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对于华夏民族而言，都属于外来宗教与社会意识形态。显然，由于华夏民族原本的象形文字主导下的思维方法的固有弱点，以及政治权力的强力干预，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来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科技大繁荣的现象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纪末的2300多年间，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发展。
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培育、发展出属于本民族的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社会意识与价值体系。对于中国，这是最重要的文化使命和历史重任。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与科技大发展，必须借助于一切优秀的文化因素，不仅继承源自《易经》的优秀传统、也应该运用宗教尤其是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形态的内容。
21世纪华夏民族的历史使命是致力于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一个重要的文化任务，是实现思维方法的逻辑化与科学化，并且把现代汉语提升为世界上主要的科学语言，由此，创建出超越性的科学知识体系。
可以说，华夏民族的社会形态，自公元前221年到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之际，在价值与精神、产业与经济、公权力与政治制度等重要的社会领域，一直处于原地打转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中，从来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整体性的发展与进步。21世纪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枢纽般的世纪。华夏民族必须自觉的继承与弘扬百家争鸣的科学精神，并且结合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运用逻辑与科学的思维方法，再造社会的价值体系、产业体系和制度体系。由此，开创出21世纪华夏民族大繁荣、大发展、大进步的社会局面。
文明才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追求和一切社会实践必须遵循的核心价值。

徐国进
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