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清零抗疫加剧中国精英的焦虑

上海封城一个月，就连社会精英也成为受害者。4月24日晚，一名中国顶尖飞机设计师突发心梗，因上海封城排不上救护车，最终在其妻子开车送医途中逝世。大约十天前，中国太平洋证券总裁助理韦桂国在上海家中突发脑溢血来不及救治，死在其女儿面前。71岁小提琴家陈顺平因腹部突发剧痛难以忍受，跳楼自杀。经济学郎咸平的母亲也因找不到医院收治而失救去世，封城也令郎咸平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在中国山东烟台，鲁东大学的研究生孙健因在校园内举牌表达自己反对封校封城、防疫至上，被警方拘押并遭学校开除。

中国的清零抗疫政策曾取得过显著的效果，它帮助中国最早进入到经济恢复阶段，只是如今面对传染力超强的奥密克戎毒株，这种政策的效力大打折扣。中国目前的特殊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精英群体的焦虑情绪。

由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获取信息能力相对较快，精英群体对外界变化更敏感，对财富与个人前景的感知度更强，对社会发展的评价欲望也更积极。每当在大变化、大改革、大失序的年代，精英往往是社会情绪最外化的表现者。这种情绪若运用得好，会成为国家与社会大进步的积极力量；倘若情绪失控，则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作用。当充满着强大预期的精英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望，一些人又从失望到绝望，最后完全失去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无论从历史规律还是从全球现象的角度看，精英群体普遍对国家发展最充满焦虑感。他们几乎在各类场合充满着对国家现状、社会发展的失落、困惑、悲观心态甚至批判、否定态度。房价增速的相对减缓、股市异常波动与长期低迷、投资性收入的下降、国企限薪等复杂原因，精英阶层的利益没有出现此前多年来已形成惯性的高速增长。奥密克戎疫情居高不下，中国周而复始实施严苛封控措施，无论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抑或社会精英，已俱成受害人。

2019年，马云宣布退休，折射了“中国精英焦虑症”的一次集体爆发。经济对抗、中美交恶的“新冷战”阴影密布，一部分中国民众“溢美”、“恐美”情绪在中国民间蔓延，“一带一路”受阻或投资失败的案例频繁被报道，逐渐地，对“大国外交”的不解与对“韬光养晦”的怀念成了精英的普遍心态，对“全球撒钱”、“过度扩张”的担忧也成为相当多精英的心态。

中国精英目前焦虑的程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呼吁个人安全感，主要在于人身安全、生存底线，现在他们关心的主要集中在财富与社会地位。他们过去的改革诉求，主要是“只要改”即可，现在则必须是“改得好”才行。

精英层预期的提升，是目前焦虑感上升的重要背景。精英群体很容易产生预期落空的不满与逆反。精英层的焦虑情绪一旦被互联网，包括朋友圈、公号等新媒体放大后，会像传染病一样快速而广泛地传播，形成金融市场的整体悲观，进而蔓延至普遍老百姓的生活中。

根据经济预测机构的判断，中国今年将无法实现其原定的经济增长5.5%的目标，且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在持续增加。支持清零政策的庞大开支，个别地方对税收的追缴，变向地加大了一些精英人士对财富安全的担心。企业家“隐世”、明星艺人偷逃税被揭，更加重了一些精英人士对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恐慌。这都使精英本应对国家机器威力的敬畏变成了莫名的恐惧。

上海民众被要求禁足配合严格的封城防疫策略已进入第五周，民众的焦虑对中国强大的宣传机器构成了罕见的挑战。随着奥密克容变异株继续在全国蔓延，官员们也在为大规模严厉封控来抵抗疫情的做法进行辩护：制定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该市最新新冠变种病毒的传播；这是新冠大流行爆发以来，上海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波疫情。官员们一直在推动中国抵御新冠病毒的必胜主义叙事，称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抵抗病毒、战胜病毒的意愿。但民众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多这种做法代价高昂的证据，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关于愤怒、沮丧和绝望的叙事。

政府惯用叙事控制工具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与上海作为金融首都的地位有关，因为那里住着许多精通互联网的精英。一些政治和学术精英也暗示了，政府有关上海封控的宣传正在损害其公信力。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实际上能够接受政策的暂时失败与反复，却难以接受掩耳盗铃的欺骗与蒙蔽。

4月27日，上海宝山区再有3名干部因发放保供物资失职渎职被问责。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此波疫情已有超15名干部被处分，涉及发放保供物资失职问题、疫情防控履职不力问题。疫情当前，中国官员们保住乌纱帽则须将政治正确放在首位，清零抗疫于这群精英而言也成了一项严峻的政治任务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