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叨：在上海 “死于新冠”很难

近期上海疫情增长趋缓，一些工厂已经复工复产，但是官方自诩“动态清零”的封城政策已经造成了数不清的次生灾害，耽误的不仅是被迫居家隔离的老百姓自由享受春光的权利，还持续把全球经济托往深渊。近日，上海终于开始公布新冠死亡人数，而这一数字也被质疑为官方运用统计手段操纵数据，混淆视听。

反常的数据

4月18日到21日，封城4个星期之久的上海连续4天通报死亡病例，总计25人。通报中多数死者超过了60岁，最大的101岁，且均患有慢性疾病，直接死亡原因则为各自基础疾病。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死亡数字可以作为中国防疫政策的完美宣传，然而结合上海本轮疫情中累计发现的40多万例确诊病例来看，这一数据就显得过于反常了。不寻常之处还在于，中国官方一直把其严苛的防控措施归结于新冠毒株的“高传染性”、“高病死率”，然而0.0000425%的病死率并不符合中共宣传的这一认知。

普遍观点认为，上海极低的病死率源于当局独特的统计机制。根据中国惯例，如果死者不是直接因为新冠引起的肺炎而死，则该病例不会被统计在新冠致死的数据中。因此，诸如患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脑梗等慢性基础病的新冠感染者，一旦其在新冠影响下因其固有疾病致死，便不属于新冠死亡病例统计中。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英美等世界其他地区的主流的统计方式。这些国家的死亡病例只要死因与新冠有关，就会被计入新冠死亡病例。由于统计方式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也显现出极大差异。香港年龄结构与上海类似，其第5波疫情的爆发曲线也与上海相似。遵循主流统计方式，香港至今计有超过9000人死亡。上海人口是其3倍，迄今却只通报有25例死亡病例。

实际上，早在上海开始公布死亡数据之前，就有爆料称，上海一家老年护理医院至少27名老人死亡，他们的死因都被官方归类为其他基础疾病。官方给出的说法，最多止于新冠感染令基础疾病恶化。

造假已驾轻就熟

中共这一做法，无非是对外可以宣传其新冠防疫政策的“优越性”，对内统一口径，钳制反对思想，对上更可以冒功邀赏。以较近的事例来说，在连续两年疫情的情况下，中国对2021年的GDP增长数据给出了8.1%的数值，然而在讨论下一季度时，却只给出了5.5%的目标。评论普遍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一向掺杂水分，不反应真实情况，只看重领导喜好。

这一行为发展到极致，就会产生公然作假的现象。今年1月河南水灾调查报告出炉，首次证实了当地政府在处理去年7月郑州水灾时，有三分之一死亡人数被刻意瞒报。有次先例，无怪乎各界对中国公布的死亡数据满腹怀疑。

统计数据掺杂水分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中共当局的警觉。今年3月，国家统计局突然发文要求修正“数据失真”，中纪委也称要“严打地方政府通过数据打造发展假象的陋习”。有分析认为，中共或许认为敌方数据造假太过严重，不利于“维稳”。这一逻辑或许正适合解读当下上海突然公布新冠死亡人数的行为。

BBC记者白洛宾分析称，中共当局或已认识到，上海2500万人中没有一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是完全不可信的，同时，民众也知道上海有许多人因新冠而死。

自欺欺人式宣传

虽然官方在18日开始公布新冠死亡数据，但仍在小心选择措辞，强调这些人是因自身的基础疾病而死。

中共官方实际上已做好把这些死亡数字纳入其防疫宣传的准备。官方通报中，除了这些死者均死于基础性疾病，且大多是老人外，这25人中还仅有4人接种过新冠疫苗。这些特征，正好和中共强调新冠对老人的“高病死率”以及大力宣传的新冠疫苗接种吻合。这也体现了中共独特的统计机制与“自欺欺人”式宣传的结合。

此外，官方通报死亡病例的时间点也值得思索。18日是上海严苛的防疫政策开始松动、许多企业准备复工复产的日子，此时官方通报死亡病例，可以解读为寻求放开的一种信号，也可以将其看成对开放的一种警示。

兴亡百姓皆苦

对于在疫情期间受困或因疫情得不到救治而逝去的中国民众，当局的全民抗疫并非其一直呐喊的那句口号“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3月23日，上海东方医院一名护士因哮喘病死亡，受困于新冠防控措施，即使自己工作的医院都无法对其施以救治；4月13日，上海一老人在家因病去世，因小区封锁，殡仪馆要家属自己搬运遗体,火化前不许家属遗体告别；4月14日，小提琴家陈顺平因腹部疼痛难耐，被多家医院拒诊后从高楼坠下身亡；还有医生估算，上海封城期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概率会比预期高出近1000例。

《论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共威权框架下，上海人连死亡都得不到正名，遑论其他正当权益。在全国统一的舆论操控下，中国人想要“死于新冠”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