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算工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算工龄”，这是我给导师——杨葆焜教授，拟的一个议案。具体说是我帮导师在六届人大期间拟的三个议案中的一个。下面我简要的把这个故事说一下，这也是我在八十年代间接参政议政的一点可考成绩吧。

1980年我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是杨葆焜教授。杨老师待人和蔼可亲，对我的指导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认真，定期在他家里检查读书进度、答疑解惑、布置新的读书任务。程序走完后，自由聊天，增强师生的感情和了解。记得是83年初这样一次读书指导会后，杨老师告诉我他被指派为六届人大代表了，他的表情平静甚至有点苦涩，原来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白族，又是民主党派——民主促进会的中央委员，又是教育工作者。他正在埋头写《教育经济学》，无暇以顾什么六届人大，就因为这几个条件他就被框上了一个人大代表，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选出来的，而是根据这几方面的条件都很符合上面的意思，由学校党委指定的。于是我们的杨老师就成了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当即表示这还是值得祝贺的事：“人大代表相当于国会议员呢，议员开会的时候要带议案去的啊！”

杨老师说“唉，那你就帮我拟一个吧！”，我本来是跟杨老师半开玩笑提了这么个建议，他结果很认真地把担子压在我身上了！这个担子重吗？我是教育学的，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利改税”的改革，即把过去企业要上交利润，现在由国家规范起来，把这个利润变成税收，正式通过法律来收税，所以我当时拟的第一个议案：在利改税中设立教育特别税种，用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制。这个议案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利改税”这个过程中，专门设置一个“教育特别税”，将征收的税款专款专用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因为当时教育界提出必须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制，而所谓义务教育是国家对本国青少年实施的公益事业，它具有强制性免费性的特征，这是当时思想解放在教育界普遍讨论和积极呼吁的事情。而当时国民经济刚从文革动乱结束时“崩溃的边缘”渐渐恢复，各级政府都在叫穷，没有教育经费，更没有钱办免费的义务教育。面对这个矛
盾，我就提出设置一个教育特别税种，用这个税收的钱专门用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必须专款专用。

我们的杨老师看了以后呢，非常赞同，也认真的斟酌审稿，修改誊清，高高兴兴地带去北京开会。事后，杨老师告诉我：当时是文革后新一届人大，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来开会，不知道应该提议案，所以当时的议案是要求57个代表附议，就会成为正式的议案。杨葆焜老师说他在会上把这个议案一提出来，大家都来附议，那远远不止57个，于是这个议案就成为第六届人大的一个正式的议案。后来就转化为国家的法令，成为法案，这个教育税最后就叫“教育税附加”，就是在营业税、消费税中间提取3%作为教育附加，专款用于普及义务教育。杨老师看我提的议案很给力，一下子就成为正式法案，他这个人大代表也当得很起劲儿，开会就很有成就感嘛！第二年又要开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杨老师就说，萧远啊，你上次拟的议案很好啊，这次再给我拟一个议案。

当时提议案这个事情呢，很多代表第二次开会都有经验了，凡是跟国计民生相关，那些重大问题啊，很多代表都提了很多的议案，就象是个梦醒时分。这次呢又要我提，就别往大事情大主题上想了。这次我就有一点儿私心，要解决点个人问题了。当时我留在华师任教了，华师分房子要按综合评分，除了职称是多少分，然后计算工龄是多少分。结果一算工龄啊，我比那些小青工的工龄还短，因为我上山下乡的六年，不算工龄，只有上大学以后，读书参加工作，才开始计算工龄，这样算起来我的工龄就太短了！所以我这个提案就有点从私心的角度出发了，就是说分房子，上山下乡不算工龄，我就可能分不到房子，太吃亏了！于是呢，我就拟了一个议案：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算工龄！初稿写完后我还请王在平进行了修改，王在平是艾晓明的先生，王又平的哥哥，我们当时都住在华师的“夹皮沟”，既是近邻又是好友，也是老知青。于是我将第一稿给王在平修改，王在平很认真地作了修改，特别提出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属于国家统一分配的方式，完全是一个统一下乡统一分配，所以如果分配的农场、兵团的计算了工龄，而分配到乡村插队的却不算工龄，就会在同龄人造成极大的不公平，既然是一次统一分配，当然都应该算工龄！

王在平做了很认真的修改，特别是把这个统一分配的概念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应该算工龄的论点、论据就完整、充足了。结果这个议案一拿到会上，附议的人非常多，想想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搅动了千家万户，许多代表即使自己没有子女也有亲戚朋友是知青，这个议案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所以杨老师一念完，代表们纷纷附议，结果又成为正式议案被通过了！很快就下达文件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计算工龄，我心中暗喜,于是在华师第一次分房中我就堂堂正正地分到一套“鸳鸯楼”的新房，并且被大家推选为全校分房小组的副组长。

这件事使我们杨老师非常高兴，我帮他拟的两个议案都通过了，这使他当人大代表去北京开会很有成就感。到了第三年，他又要我提建议啊！这时候我就很有些为难了，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我曾经在铁路中学当过三年老师，武昌莲溪寺是铁路工人和机关的聚集地。过去莲溪寺有一个简陋的火葬场，那个火葬场的烟筒不是很高，是用柴火烧，烟尘滚滚飘散不远，浓烟中有时还夹带着未烧尽的死人的衣服布屑，十分恶心，还使空气中间的钙离子含量很高，武昌铁路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这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

我上武大附小时，钟秉诚老师患癌症去世。我是钟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们也很热爱钟老师。所以要送他最后一程：把他送到莲溪寺火葬场。我依稀记得火葬场是一间一间的象窑洞一样，有厚厚的门。僧人把遗体安放坐在柴火堆上，众人作最后的告别，然后点火关门。突然边长军老师想起来，要把我们送的花圈全部都塞进去一起烧了，结果他把那扇厚厚的门一拉开，哎呀，我看到烧钟老师的火燃起来，已经把他穿的裤子飘掉了，露出那瘦骨嶙峋的尽是骨头的腿，然后钟老师死不瞑目的两只大眼睛瞪着，我看到心里好难受！好恐怖！多少年都抹不去这个印象！旧火葬场如此。新建的火葬场我也进去看过，亲人们给死者盖上新被子或新毯子，有的还在头下压上书信或钱，以为可以和死者一起火化带到天国，结果担架车推到里间后，只见工作人员把盖在死者身上的东西唰地一下拉了个干净，我这才发现堆得象小山一样的被子被单，头下压的东西也清理得干干净净，另丢一堆。我问为什么要这样？答曰，这些东西很难烧，浪费油。我惊讶地发现，死者亲人虔敬的心理表达，以为他们为死者的做的会与死者一起上天堂，结果却被人轻率抛弃…

细捋自己的种种亲身经历，前思后想我拟出了一个新的议案：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殡葬制度，改火葬为深埋土葬，不起坟冢，在坟头植树，前人植树，后人…。这个议案大致有这么几点：火葬既浪费能源、又污染环境、还造成恐惧，不符合入土为安的民族心理习俗，对人的心理是一种伤害，以致许多人都害怕火葬不愿意去火葬。建议民政部门会同林业部门有计划地把国家的荒山，划为公共坟地，然后深埋，设计用机械打洞，提倡竖埋。规定必须在坟头种一棵树，不起坟冢，可以竖立统一规格的墓牌纪念，责成有关部门研制可降解的塑料或纸质的棺材，让尸体很快腐烂，这样既不浪费能源，又可以有计划地把荒山变为绿色树林，几十年后就是一片森林公园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又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儿孙们看着参天的大树说，这就是爷爷，该多么自豪！

这个议案杨葆焜老师又带到会上去了，也有很多人附议！但是这个议案没有成为正式的法案，而是列入人大重要议案。收入六届人大重要议案的文件集，我虽然没有看过这个文件，但后来在《人民文学》里看过一篇长篇的报告文学，题目好像叫做“中国人的死法”，文章开头就引述了毛泽东带头签字的《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中央领导136人先后签名参加火化并都实施了火化（唯独毛泽东自己没有火化，这是后话了）。这篇文章的最后，引用了杨葆焜教授提出的议案，进一步改革殡葬制度提倡深埋土葬。这篇文章前面是毛泽东签字的倡议，后面是我帮杨老师拟的这个议案。虽然这个议案没有最后成为法案只是成为了重要议案，还被人这样引用了。

大约在2003年左右，当时《华夏知青论坛》，有一段时间是胡发云在当主持人，论坛很热闹什么议题都有，他邀约我参加自由讨论，我也上去凑过热闹，后来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事情起因，引起我就回忆了这一段，就是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应当算工龄，我曾经帮杨葆焜老师拟的这个议案，议案最后成为了法案，也算是为此事做了一点贡献。

结果，有一个知青叫萧芸，她马上出来发帖说：什么？怎么是你说的这样？是我！我一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命运！

我又跟帖说，我提出这个事情是有根有据的，有历史文件证明。请问你做了什么事情啊？

她说，她曾经给胡耀邦写过一封信，也是这个内容，据说胡耀邦在她的信上作了什么批示，于是这封信就改变了全国1700万知青的命运。接着萧芸非常严肃地问我敢不敢上“实话实说”与她辩论？

当时杨东平总策划在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实话实说”的专题节目，倡导人们讲真话，换了几茬主持人，最后推出崔永元作主持人“实话实说”顿时火了！我跟东平很熟，那天我正与他讨论一个什么主题，他还把我拉到“实话实说”现场上当了一回群众演员。

萧芸象发出挑战书一样问我：敢不敢我们两个就到“实话实说”上当面辩论？好像明明是她做成的事情，我抢夺了她的劳动果实似的。我当然愉快地接受了她的挑战，表示随时随地参加辩论。

“华夏知青论坛”有位大姐大，她见我们争成这样，就在群里喊了一嗓子，请知情者查查！当时在华夏知青论坛上，高手云集，能人众多，结果很快有人查到当时劳动人事部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个文件说，根据湖北代表杨葆焜教授和广东代表红线女提出的议案，制定了这个文件，就是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算工龄，是两个人大代表提出的这个议案，一个是杨葆焜教授，一个是广东的红线女，红线女是著名的粤剧演员啊！这个迅速搜索出文件的高手我也不认识，由于他的帖子有根有据、详细清楚，萧芸这下才不啃声了，也不再提去“实话实说”辩论的事了。在“华夏知青论坛”上讨论此事也告一段落。

应该说，知青问题确实是困扰当时党和政府面前的一大的社会问题，许许多多的家庭多多少少都与知青交织着各种关系，有的是孩子、有的是亲戚、自然知青问题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尤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该算工龄这件事情，我虽然是完全从个人经历出发，提出这种要求，却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从而形成了合力，从各方面努力，这事就顺理成章地办成了。恩格斯有所谓历史动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的论述，人们从不同方向推动历史前进，每个人的目的可能没有都实现，每个人的目的又可能部分地实现了，就象平行四边形的两条斜边，各自朝不同方向推动历史，而历史却沿着对角线方向前进，形成一个历史的合力，这个合力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应该说当年解决知青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合力，在拨乱反正过程中 全 党 上 下都 想 出 力来 纠 正 它， 这 也形 成 了 当 时的 历 史 合力 。就拿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来说，福建惠安有一位老资格的人大代表刘银，早在1982年8月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就提出关于如何计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龄问题的议案，明确建议“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天正式算起”，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欢迎。可见早在我帮杨老师拟议案之前，在人大代表这个很小众的范围内，就有起码三位代表就知青工龄问题提出过议案，可能还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代表包括政协代表的提案。

在这股历史合力中有萧芸的力量，她在1982年给胡耀邦写过一封信反映个人要求并且代表一些在1965年就下乡的知青要求的信，要求将“农龄”算成“工龄”。她说这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命运。其实，要说写信给中央领导改变了成千上万知青命运的事件，莫过于云南知青给邓小平的公开信了。早在萧芸写信前四年，1978年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几位上海知青起草了《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反映农场知青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此信得到了该场300多名知青的联名签署。《联名信》寄出后，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部门扣压，农场领导甚至要求邮电代办所对签名者的信件往来情况进行检查。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此后不久，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北上请愿、绝食、卧轨等过激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刊发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了景洪农场几位知青写给邓小平的信被扣的情况，并附上《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和知青的《联名信》。12月2日，邓小平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云南省委立即讨论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并派出由一名省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以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与此同时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丁惠民等带队卧轨、爬火车到天安门广场请愿绝食的30多位上海知青代表，化解了冲突和矛盾。（详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张曙）

积重难返的知青问题岂是写一两封信就能解决的，自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来，他就在思考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力排众议坚持当年就恢复高考，就是解决知青问题改变千百万知青命运的第一步，接下来是思想解放的拨乱反正，扩大就业及其复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分管知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正是他们及各级政府知青办的工作人员不懈的努力，到八十年代初令人头疼的知青问题已大头向下基本得到解决，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得到不同的改变。这是多么巨大而生动的历史合力啊，它终于扭转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向着科技创新、城镇化合理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就业，迎来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大发展，知青一代在这一大潮中也作出了他们伟大的贡献。

综上可见，把一个人的一封信说成改变了1700万（近又扩大为8000万）知青命运，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违于革命导师的教诲。

我这一生帮助我的导师杨葆焜老师拟的三个议案，其中两个成为正式的法案，一个正式列入人大重要议案文件集。后来杨老师非常高兴地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扩大到研究生的培养教学中，据后来当了教育学院院长的师弟范先佐回忆杨老师：每到开会之前，都将所有学生聚在一起，说：“我们来议一议，这次提交什么议案。”范先佐认为，这是杨先生对学生独特的培养方式，圆桌讨论给了每个人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提交议案的形式则培养了大家发现、解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还有点意思吧。

萧远口述 萧萌整理
2021.8.2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