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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5月 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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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国际友人是些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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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至今在外交语汇中,仍然经常用“国际友人”和“境外势力”等语汇来指称外国人或组织。但这些说法却引起了外界的反感。

中共百年 “国际友人”和“境外势力”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前夕,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从5月中旬开始播放记录中共百年历史的百集纪录片《山河岁月》,其中提到了自中共成立以来,对其提供过帮助的多位所谓“国际友人”。中国政府至今在外交语汇中,仍然经常用“国际友人”和“境外势力”等语汇来指称外国人或组织。但这些说法却引起了外界的反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的美国记者斯诺(左)与毛泽东(视频截图/CCTV)

(背景音:纪录片对埃德加·斯诺等人的叙述)

这部纪录片中出现了在1930年代首次把毛泽东的形象介绍给世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其中还提及,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影响了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等人的对华政策。

国际友人的“时代”

除斯诺之外,1930年代从加拿大远道而来为中国红军提供人道援助的医生白求恩也被谈及。

这些人物在中国家喻户晓,是常常被中国政府挂在口中的所谓“国际友人”。但除此之外,被中国政府冠以“国际友人”的外国人士数目众多。

据《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个统计,从1949年至2010年的六十余年中,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外籍人士有601位,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

这些人中,从早年去过延安的外国人,到中共建政后在国际舞台上支持过中国政府的人,还有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行业类型也五花八门,包括外国记者群体、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医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谓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次在文革之后出现高峰,并且一致持续到2001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前后。此后,这种称谓出现的次数明显降低。

记者罗谷(Dexter Roberts)所著《低端中国》封面截图(books.com.tw)

与斯诺不同的外国记者

这一统计的趋势与担任驻华记者二十三年的《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国社长罗谷(Dexter Roberts)的感觉相似。

“这之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开始有一种氛围,就是认为外国记者的文章有时会让他们不高兴,会报道一些中国方面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同时,他们认为仍然可以使用这些外国记者,”罗谷这样告诉本台。

罗谷1995年就到了中国。他感觉那个时代,中国对外国记者比较友好,他们不时被人们称为“国际友人”。他意识到,像他这样的经济记者,对于中国的用处就是向国际社会报道中国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者。

这样的角色与当初斯诺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似乎差别不大。但在2000年,罗谷到了贵州,在彭博社《商业周刊》上报道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和农民工的大迁徙。

“农民工”从此似乎成了罗谷的一种执念。今年3月,罗谷研究中国社会底层农民工群体的著作中文版《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在台湾出版。

这本从农民工群体的角度揭示中国经济奇迹脆弱真相的著作显然并不符合中国官方的叙事角度。

“国际友人”的变奏

罗谷感觉,中国方面对外国人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在2008年、2009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国力。紧接着就发生了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朝野对西方世界的狐疑态度明显上升。

“他们会说,等一等,我们一直在向你们学习如何开放经济,让经济更加自由,并加入世界。现在看看你们所做的,像雷曼兄弟公司这样的,你们制造了全球性的经济崩溃,我们应该对你们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持怀疑态度,”当时在中国的罗谷经常听到身边的中国官员或者记者对他说出这样的话。

罗谷总结说,中国方面对外国人态度的转变主要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历程。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更能说明这一点。

艾美莉亚·庞今年初在美国出版了著作《中国制造 — 一个囚犯,一封求救信,以及美国廉价商品的隐形代价》 (Made In China: A Prisoner, An SOS Letter, And The Hidden Cost Of America’s Cheap Goods)(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2019年前往中国做调查的维吾尔裔美籍记者艾美莉亚·庞(Amelia Pang)在去之前就得到同行记者的提醒,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态度比较敌对。为了避免受到中国政府的干涉,她去中国申请的是旅游签证,而非记者签证。

在调查过程中,艾美莉亚感到,普通中国民众受中国政府的“外国友人”、“境外势力”等词语宣传的影响很深,“他们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带有很深的情绪,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完全控制了舆论,也控制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

艾美莉亚本人有维吾尔族血统,但在美国出生长大,能说很好的中文。她的中国人相貌给她在中国的调查带来过便利,也带来了困扰。“当他们发现我实际是来自美国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不少人向我表达过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我不懂中国,我一直受到反华宣传的影响等等。”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艾美莉亚·庞今年初在美国出版了著作《中国制造 — 一个囚犯,一封求救信,以及美国廉价商品的隐形代价》 (Made In China: A Prisoner, An SOS Letter, And The Hidden Cost Of America’s Cheap Goods),揭示了廉价中国商品背后的人权隐忧,以及新疆集中营复制并扩大劳教系统的真相。

外国NGO的遭遇

对中国政府态度同样敏感的还有在华的外国非政府组织。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劳工观察”2004年就进入中国开始为中国的劳工权益工作。

“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回国设置了办事处,基本上就是可以公开活动了,也可以招聘人,也没有很大的限制,”“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这样告诉本台。

但中国政府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骚扰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012年左右开始变本加厉。“先是深圳,深圳开始对NGO进行打压。当时深圳的国保一处的副处长专门跑到我们办公室,对我们的员工进行约谈。”

随后几年,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经历了一阵猛似一阵的狂风暴雨。201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把部分境外的非政府组织认定为“敌对组织”,也就是官方宣传口径中的“境外势力”,或“国际反华势力”。201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进一步限制了这些组织在中国的活动空间。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创办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法新社)

2016年,以帮助中国发展司法独立为宗旨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创办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被北京警方逮捕,并被拘留审讯了23天。与此同时,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他被迫认罪的视频。

“他们(中国政府)有偏执狂,他们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是想对中国共产党不利。这在某些案例中可能是对的,但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真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偏执狂,”时隔五年后,彼得·达林向本台这样分析说。

达林当时被捕的原因是中国警方依据相关的法律文件认为,“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部分资金是来自美国非营利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是“境外势力”。

2019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五个被中国政府认定为“境外势力”的美国非营利组织被中国外交部宣布实施制裁 。

彼得·达林认为,中国政府区分“国际友人”和“境外势力”的标准就是是否支持中国共产党。他提到,“欧洲议会中的欧盟-中国友谊工作小组,还有很多这样的友谊组织,所有那些能为中国共产党所用的组织或个人就被看作是‘国际友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委员会3月中旬公布的《欧中投资协议》中,附件2第9条规定,中国政府可以拒绝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向”非盈利组织”注资、拒绝境外”非盈利组织”在中国境内开设分支机构。

万变不离其宗

从埃德加·斯诺奔赴延安的时代到今天已经走过近百年,中国政府依然在用“国际友人”和“境外势力”这样的词语划分外国人。

罗谷告诉本台,由中国共产党所掌控的这个政治制度喜欢这样去划分外国人,其目的是可以借此操控外国人,帮助中国崛起,帮助共产党维系其专制的权力。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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