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严控措施市民怨声载道，当局迫于民意压力稍稍放松限制

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上海正在经历新冠疫情两年多前爆发以来最为严重的疫情反弹与飙升，让这个拥有2600万人口的大都市立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上海对浦东、浦西两区先后实施为期四天的“分区封控”，同时在封控区内进行全员多轮核酸检测，要求“人不流动、足不出户”，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封闭小区的大门从外面上锁，而主副食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一律送往固定的交接地点。现在分区封控的原定时间早已期满，但是由于疫情持续飙升，目前仍看不到解封的迹象。

上海的公共交通已经全部停驶，市内的道路也全部封锁。平常人山人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以及车水马龙的外滩，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不见人，也不见车。一个平常熙熙攘攘的超大国际都市，就像按下暂停键，一下子完全停顿而又寂静下来。

严格的封控措施不仅扰乱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发生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市民在家连吃喝都难以保证的窘态。儿童一旦确诊就必须与父母分开单独送往儿童隔离点隔离，引发家长们的抗议和请愿；被送入隔离或医疗点的确诊病患抱怨居住和生活条件太差；而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居民更是抱怨封控措施过于极端、没有道理、甚至不人道。

中国的互联网和社媒上近来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影像和留言，很多上海市民不仅抱怨封控措施，而且直接挑战和抱怨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仍在坚持的对病毒“动态清零”的政策。一些上海市民质疑，既然新冠变异株感染者的症状已经轻于流感，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不计成本、劳命伤财地封城呢？为什么不能参考一些中国医学专家的意见，与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与病毒共存呢？

纽约时报在报道上海疫情时指出，上海的疫情危机已经超越一项公共卫生挑战的范畴，并逐渐演变成对中国当局“零容忍”防疫政策的政治考验。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中产阶级极为活跃、海归人士最多、市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中国城市。虽然在上海和在其他中国城市一样，政治异议非常危险，很多受到封控措施冲击的上海人还是想方设法让政府听到他们的抱怨并作出回应。

“我就是太气愤、太悲哀了，”纽约时报引述上海一位28岁吴姓女士的话说。这位吴女士因为在社媒上抨击了上海市领导，就被两位警察登门拜访。她还将她与警察之间的尖锐对话录了下来。吴女士当面询问警察，他们为什么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非要来骚扰她。她后来还将她与警察对峙的照片上传到社媒上。

“我心想，我什么也不管了，我就是要去上传，”吴女士说。目前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任职的吴女士表示，在上海封控前，她其实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我以前生活得很舒适，这一切没有发生前，大家都很客气，也非常守规矩。现在一切都变了，”吴女士说。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不久前前往上海做疫情调研，要求上海全力以赴扑灭疫情。中国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由于中国8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中截至3月底只有刚过一半的人完全接种疫苗，中国完全没有为与病毒共存做好准备。况且即将在今年秋天中共20大上打破常规谋取第三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一直将中国疫情得到控制视为他所推崇的治理模式的优势。

上海市政府星期四发布通报，上海机场集团下属虹桥公司消防急救保障部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水飞因在疫情防控中消极推诿，缺乏担当，导致转运进程迟滞，造成不良影响，被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周宝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管理不严、处置不力，被免去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不过面对沸腾的民怨，上海市政当局似乎也开始对一些不得民心的封控措施作出调整和放松。

上海市政府星期三宣布，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新冠感染者的监护人可以申请陪同他们一起隔离。而在星期一，市政府已经宣布，如果父母和孩子都已确诊，他们可以一起接受隔离，而不是必须分开隔离。不过申请陪伴确诊儿童隔离的监护人必须签署一份了解其中风险而且保证遵守相关防护规定的文件。

针对社媒上有关儿童隔离点医护和照料人员不足的抱怨和视频，上海市政当局也承诺部署更多的特殊医护人员接纳和照顾进入隔离点的确诊儿童。

由于市民抱怨不少快递员被困家中无法出门工作，使得送菜和运送生活物资环节出现脱节，上海市政府星期四也宣布放宽部分限制，准许居住在非涉疫社区的快递员等保供人员在严格筛检的前提下，进出封控区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服务。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三零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和本土新增无症状感染病例合计22995例，其中上海占19982例。

转载自 美国之音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