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流量时代的伤口 走出网络暴力的漩涡

数千条简体中文社交媒体上的恶意信息经过歪脑的整理、编码与分析，供读者一窥网络暴力是如何集结、兴起和施害的；数位网络暴力的亲历者和幸存者走到了镜头面前，对大众袒露他们心中的隐蔽之痛，以及不为人知的自救与维权之路；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律业的学者告诉歪脑，他们正试图探究人性，理解社交媒体的流量密码，寻找应对网络暴力的有效模式；还有一些年轻人，成长于嘈杂的互联网环境，却拒绝被同化，努力探索网络暴力与言论自由的边界……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也可能无意中成为一个施害者。破局的希望在于正视它，理解它，改变它。让互联网回归人性。停止漠视，寻找出路。

台裔美籍厨师、作家，美国驻成都最后一任总领事之妻，曾在微博上回忆自己和家人因疫情在2020年初撤离中国，其言论引发中国网友不满。

香港运动人士，2019年在美国爱默生学院校刊发表文章《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遭到中国网友的攻击。

学者、人权律师，自2017年起，因批评中国富豪郭文贵并著文分析郭粉现象而遭到其支持者线上和线下的围攻。

“每一天打开电话，打开邮箱，不是一两个，而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封信件，叫我去死啊……那么重的语气，那么浓厚的憎恨……而他们从来也没见过我，没有和我讲过话。”

参与网络暴力的一方，觉得自己是在伸张正义、除恶扬善；但对于另一方来说，公开的羞辱与谩骂令他们置身于旁人无法理解的孤独，并带来了极难修复的痛楚。网络暴力的施害者不仅在留言、私信中毫无顾忌地威胁他人的生命，亦致力于将受害者“非人化”，让对方噤声，扼杀交流与讨论。

“透过整个事件，看到人性的恶，这么赤裸裸地人性的恶……看到这个制度，鼓励人自私。”

与抒发言论不同，网络暴力提供了一个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孵化场，施害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和试图迎合的受众来编织各种情节；而各类讥讽、暗语式语言，令人工智能都很难将其识别。许多键盘手爱上了这个“游戏”，有的网络暴力只存在几个小时，而有的，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除非你自己站在那个位置，你是根本无法了解受到网络暴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文学院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对歪脑说，“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是非常孤独的。”

2020年春天，他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翻译《武汉日记》一书，被一些中国网民认为是有意抹黑中国，从而遭到长达数月的网络暴力。当时，《武汉日记》的作者方方已经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大规模“批斗”，白睿文远在美国，非常担心方方的状态，一连几日“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但等到网络暴力“落到自己的头上”，白睿文才发现曾经作为旁观者还是“太天真了”。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人们称他是美国间谍，认为他和方方“里应外合”、“出卖中国”。“每一天打开电脑，打开邮箱，不是一两个，而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封信件，叫我去死啊，下一次来中国把你全家杀死。”

“那么重的语气，那么浓厚的憎恨……而他们从来也没见过我，没有和我讲过话。”白睿文回忆。

白睿文是当代华语文学的知名译者和研究者，他能讲流利的中文，曾翻译过余华的《活着》和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近出版了贾樟柯导演的访谈录《电影的口音》。他过去曾对媒体提到《武汉日记》是在“黑暗的日子里的一封情书”，翻译这本书可以让外界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也让武汉人不再孤单。

但他成了舆论风暴中形单影只的人。“就像生重病，除非你自己每天要经历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否则你是无法理解的。”他曾经和太太诉说，“后来觉得自己变成了祥林嫂，尽量不讲，讲也没意思。”“有一段时间，发微博不是那么频繁了，有几个月不怎么使用……一年多天天受到这样的攻击，这种经验非常孤独，就是要一个人去面对。很难。”

无法被理解的孤独，是数位网络暴力的亲历者不约而同对歪脑提及的感受。不仅是因为他们成为了互联网——这个当下最重要的虚拟公共空间里被众矢之的的少数派，也因为大众对网络暴力的认知依然有限，许多亲友们将他们的遭遇有意无意地弱化为“不过是在网上被骂了几句而已”。

“他们觉得这不叫一回事。”台裔美籍厨师、美食作家庄祖宜对歪脑回忆。她是前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Jim Mullinax）的妻子，在微博上有六十多万粉丝。2020年夏天，美中互关领事馆之后，美中关系落入冰点，庄祖宜的微博遭到了大量中国网民的围攻，在微信、豆瓣、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对她的谩骂也不绝于耳。“你能想到难听的话他们都说出来了。”

那时她带着两个儿子在美国生活，先生留在成都处理领馆的关闭事宜。当时美领馆有100多个员工马上要面临失业，“他亲眼看到这么多人遭遇到现实的迫害、骚扰和困难，他觉得我受到的这一点名誉上的伤害不是一回事，而且只发生在中文的语境里。”庄祖宜回忆，她在美国的家人，亦对她的痛苦“没有办法了解”，“他们觉得‘It’s not even a thing’，”庄祖宜因此受到的“伤害很大”。直到先生返美，“全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他慢慢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身处舆论漩涡中的她才开始觉得不那么孤独。

白睿文对歪脑回忆，起初他很想与网暴者交流，“一开始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想要和他们对话。”他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中文文章，想要回应那些谣言和不真实的信息。他先发给了作家方方请教意见，方方对他说，“你绝对不要发。”“她说我已经是目前正在被针对的对象，我要是发出来，就会变成更大的对象。他们最期待的就是你给他们一个回应。因为一回应，会有更多人来骂你，变成恶性循环，无法逃出来。”

“当人真的身处这个风暴之中，根本没有辩解的空间。”庄祖宜说，“我的话会被小粉红作为下一波弹药。反正他们不把我当一个人。你就是一个符号。”她不再更新她的微博。

“他们认识我吗？我觉得不认识。他们认识的是关于美帝主义的一个构想，针对中美关系、针对政治上的某一些话题来发泄。”白睿文对歪脑解释，“同时，这些网络暴力发生在新冠疫情最可怕的时间段。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人是非常恐惧的，对很多事情没有把握，失去工作，很多人需要发泄。我可以是被发泄的对象，冲我而来，他们不会承担任何后果。我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庄祖宜认同白睿文的观点。“我身为美国籍的台湾人，又有微博账号，是在中国出过书的作者，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可以让大家泄愤，成为中美交恶下的一个代罪羔羊。”

暴力亦蔓延至防火墙外的中文互联网世界。旅美人权律师滕彪在过去因为批评中国政府，曾常年在互联网上收到攻击性留言。近两年来，因为反对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滕彪遭到了大量来自郭文贵追随者的网络暴力。“在狂热的崇拜之下，（他们）对任何质疑的声音都不能容忍。”滕彪对歪脑说。

滕彪同样遭到了名誉诋毁和人格污蔑，网暴者譬称他是“假民运、假反共、真特务”。“那种海量的、人数特别多的、集中在推特上，直接对我进行攻击。各种造谣污蔑，对家人的各种羞辱，特别脏。”滕彪回忆。他觉得郭文贵的追随者将郭“塑造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所以会用网络霸凌的方式想要把那些反对的声音压下去。”

“网上有人批评我，哪怕用特别狠的话批评我的观点，这都没问题。”滕彪说他自己也时常修正一些过去曾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这是知识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但是他不同意网暴者的做法，“他们不讲任何道理，说的大部分是脏话。”

滕彪觉得，网络暴力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让反对者消声的作用”，“让人们忌惮，再也不敢去发出质疑的声音，”真实的交流因此被抹杀。他周围一些朋友，同样“对郭文贵非常反感”，“但他们不敢说话，因为一说话，每天几百、几千的网络攻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很难忍受的。”

许多网暴者认为自己在践行基本的言论权利。“但是言论自由不包括死亡威胁，你没有权利说我要杀人家。”白睿文说，“威胁，是言论自由的反义词。你一旦开始威胁人家了，他能做什么？要保护自己啊。”

“我第一次感觉到panic attack（惊恐发作），我整个人有一个小时不停地颤抖，一直在哭。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许颖婷当时20岁。

同年八月，香港反修例运动如火如荼，许颖婷在校园里发起声援香港的集会。有朋友提醒她，一些亲中的微信群组开始讨论关于她的信息。她看到朋友好心发来的截图，“有人在评论我这个人，人身攻击，说要拔枪去射我，带藤条去打我。”群组里甚至有人公布了许颖婷的教会地址，把她参加教会活动的时间发了出来。还有人将持有枪支的照片上传到群组里。接着，有人在网络论坛上称她身材娇小，暗示她“好欺负”。

有一位同情香港运动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在网上发言支持许颖婷，并指责其他中国同学的行为，连带受到了网络攻击。“在许多群组里，他都被骂。”许颖婷说。由歪脑进行的社会调研结果也显示，有超过五成的受害者表示他们因为在互联网上参与了对社会话题的讨论而遭到网络暴力。

连带效应并不少见，白睿文和庄祖宜亦对歪脑表示，许多公开为他们鸣不平的人，最终都“引火烧身”。

许颖婷告诉自己，这是在美国，于是将枪支威胁等信息作为证据提交给当地警方。到了线下集会的那一日，现场气氛剑拔弩张，但所幸，“警方有尽力”。

庄祖宜的住址等信息也遭到人肉搜索。因为她是所住社区的线上群组中的一员，有一位邻居泄露了她的位置。于是，中国网民按图索骥在网络上公开了房屋和周边环境的照片，当时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在美国，为此惊慌不已。还有人找到她和家人的照片，对他们的面容样貌品头论足。“批评外貌，对女性杀伤力很大，”庄祖宜说，还有人拍私处的照片发私信给她，问她“一晚多少钱”。甚至连庄祖宜家的厨房水槽，都遭到网友的挖苦和取笑。

“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愤世嫉俗的地步。这不是对我一个人的污蔑，而是透过整个事件，看到人性的恶，这么赤裸裸的人性的恶。”庄祖宜说，“我甚至会看着孩子，觉得很遗憾很抱歉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虽然我还是每天做三餐，和家人出去散步聊天谈心，但真的会觉得看到一个湖，我掉进去就好，看到一个高楼阳台，觉得想跳下去。每一刻都觉得，如果我现在就结束，会好很多。没有什么想活下去的力量，觉得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黑暗。”

滕彪自称算是身经百战，“我知道人性有多黑暗，但是黑暗到他们那个程度还真是有点超乎我的预期。”暴力从线上蔓延到线下。郭文贵的支持者们在滕彪家门前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抗议，不分日夜地举着中英双语的牌子，高喊滕彪是“中共间谍”，全程对着他的房子录像、在网络上直播。邻居们不明就里，甚至以为这个社区真的住着一个特务，朝示威者竖起大拇指，令滕彪格外尴尬，不得不拿出《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来为自己申辩。

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海伦·翁（Helen Weng）在她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很难从电脑屏幕上获取足够的信息用来感知对方也是一个人。“人类的大脑是通过对方的脸庞、身体语言去了解另一个人的，如果对方只是电脑屏幕上的一个名字，那么我们就很难去思考这个人可能在想什么，或者感受到什么。”

从事网络暴力等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多萝西·埃斯佩拉奇（Dorothy Espelage）告诉歪脑，网络暴力者和真正进行欺凌的人之间有很多重叠，“他们往往有情绪调节问题，有较弱的冲动控制。”网络暴力同时在于青少年群体中非常常见，她指出，一些进行线上欺凌的青少年大多缺少父母的监督。

今年18岁的中国中学生团子（化名）与同学进行了一项关于网络暴力的研究之后，才发现“咦，我好像以前也对别人进行过网络暴力。”“我以前在微博上评论别人、指责别人，受到大环境的一些影响。”团子对歪脑说，“你在做的时候，你是不认识网络暴力的。学校也不会教你，你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好的。”直到他开始和同学做研究，“才把这部分融入到我们的反思和表达。”

来自陌生人的网络暴力有的可以持续数年。旅美情感作家小晨（化名）在2016年出版新书时，曾遭到大规模的网络暴力，“睡了一觉醒来，几百封私信在骂我，说我写的都是假的，都是编的。”小晨对歪脑回忆，“有人去了我的Instagram截图，说我长得丑，不可能有人追。我当时去佛罗里达旅游，发了穿比基尼的照片，然后被荡妇羞辱，说我‘贱啊’什么的，‘男人都不想睡你’。然后我的微博、豆瓣都被扒出来了。”

一直到将近六年后的今天，网暴者仍时有纠缠，“偶尔我在微博上发个自拍，还有人跟我说，你忘记你2016年被骂得多惨了吗？这么丑还敢发自拍。”虽然恶意留言比当年少了很多，但小晨发现，“会有人专门follow你很久，花很多时间关注你。”

“我觉得没有任何办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小晨感到无奈，“他们骂你几句‘骚货’，难道他们就会去坐牢吗？”

大量的个体故事沉没在信息海洋汹涌波涛的谷底。但矛盾、纠结与疑问呈现在2022年初由歪脑发起的社会调查结果中——在中国，有5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社会对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了有效帮助；同时，有近六成的网络暴力受害者表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方法去制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网络暴力。

在专题接下来的部分，歪脑会继续为读者拆解网络暴力的原理与规律，以及其背后的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