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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3月 2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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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进

徐国进:中国大陆:必须正确把握当前的历史机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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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在社会文明发展方面成功的民族。中国大陆最迫切的是涌现一大批伟大政治家,为华夏民族的社会树立文明价值、设计公平制度、开创富于活力的产业机制。伟大政治家与崭新的政治制度之间从来就是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两个方面。最关键的是涌现伟大的、符合文明价值要求的政治领袖。

在世界史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直接催生出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而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伟大思想家,则充当了崭新制度创建的价值引导者。

孟德斯鸠1689年1月18日-1755年2月10日),他的《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年出版)是一部伟大政治学著作,设计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方案。而且,这部书两年中内印行了22版,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伏尔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则认为,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就是在公正的观念上奠定法律基础。在西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崭新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伟大思想先驱。

在20世纪,华夏民族伟大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设计者是孙中山先生。他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树立了“三民主义”的旗帜和设计了“五权宪法”的政治制度框架,而且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一整套进行产业革命的规划和思路。迄今为止,在华人的世界里,台湾社会在1987年之后,充当了孙中山先生伟大政治理想的践行者。台湾为整个整个华人社会树立起一盏光辉的民主明灯。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未来,必须以台湾为榜样。而且在政治和产业革新方面均是如此。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回顾起来,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华夏民族经过长达3年左右的痛苦思考与探索,终于确定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期,从而开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应该说,中国大陆由“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步。可以说,1980—202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40年,华夏民族创造的社会财富,要远远超过以往4000年社会物质财富的总和。这在吃穿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得到明证。生活在其中的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深切感受到可谓日新月异的变革和进步。从上世纪80年代的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普及再到2010年代的手机、汽车与住房的普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短短40年中得到翻天覆地的改观。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死后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社会政策的根本性转型。必须说,在1976—1980年中国历史的那个关键时刻,中国大陆的政治领袖正确而紧密地把握住了中国与世界的大趋势。不管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存在什么样的缺点、不足以及形形色色的黑暗现象,甚至于出现过“8964”的流血事件,但是,中国的历史始终没有偏离“经济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总体基调。而且,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经济层面上,都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的一个可以媲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的一个伟大时期。

“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中心”的政策,直接冲击“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时期,整个过程同时也是“计划体制”的瓦解过程。而由于1957—1976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形态,即“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客观上,行政权力是一切社会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力量。所以,在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公权力的贪腐现象,也就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固有的现象。由于计划体制的历史原因,以及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公权力的贪腐成为一种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实,掌握经济资源的公权力者,普遍说来,根本无法抗拒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的诱惑。

事实上,反对腐败必须依靠设计公平制度的方式来化解。而不能够依靠并且企图使用政治性的追查“贪官”的方式而得到化解。设计公平的制度,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腐败的有效方法。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有是以来一场最剧烈、最伟大的产业分工时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传统农业、工业和现代科技产业的快速融合的状态下。在产业方面,中国社会处于三大产业的剧烈的结构调整和进步中。

当中国大陆走到4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对于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认识,存在这天壤之别,乃至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不仅对于政治家而言,对于整个华夏民族而言,共同面对着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在中国大陆社会经历了4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应该如何继续推进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实现由“经济中心”向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的伟大转型。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大陆没有能够全面而正确的实现由“经济中心”向社会文明在再生华的有效的转型和升华。过去十年,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中国大陆社会在如何走出和超越“经济中心”的政策与决策方面,没有能够实现一场类似于1976—1980年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关头的政治特质和现实表现。相反,在政治层面上,却表现出停滞、反复和无所适从的局面。这说明,在中国大陆社会走过40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家乃至整个政治领导层,并没有深刻认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结果和必然方向,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表现的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本来,当起自1980年代“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走过40年后,中国大陆理当自觉的终结“经济中心”的历史时期,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由“经济中心”向更高文明形态的转型,然而,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大陆的表现,却没有能够有效的完成这样的社会任务。

显然,在这个关头,华夏民族迫切需要涌现一大批深通社会文明的发展规律、能够牢固把握文明价值的要义、制定出符合社会文明的政策的伟大政治家群体。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整个中国大陆社会的一支现实的执政力量。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不可能绕过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中共在中国大陆社会执政以来,走过“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1980年至今的“经济中心”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社会必须开辟出一个超越“经济中心”时期的全面型的、综合性的、整体上的社会文明的升华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华夏民族必须走上一条真正的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道路。

中国大陆在经历4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必须制定完整的超越“经济中心”的社会政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坚定不移的走上文明之路。因此,可以说,在中共执政的历史范畴内,“政治挂帅”—“经济中心”—“文明升华”即是中国大陆历史运动的必然逻辑。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自新。否则,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便难以真正而顺利的走上文明之路。

对于中国大陆,尤其是政治领导层,必须认识到,对于人类而言,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手段,都必须服从于文明的标准。文明是人类生活的实质,也是一切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所以说,“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都没有能够真正体现人类社会文明的本质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都只是服务于社会文明的手段和方法而已。

2019年底以来的一场“新冠肺炎”大瘟疫,成为直接冲击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灾难。而且,爆发于2022年2月24日的俄乌战争,也为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关系的增加了诸多变数。人类的自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步伐,虽然不可能完全停止,但是,注定会经受一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人类的全球化势必改变方式、调整规模、并且极大的变化其走向。不过,在我看来,人类的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被中断,只是通过大瘟疫和战争而改变了某些国家组合的程序。

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在社会文明发展方面成功的民族。因此,在当下的历史关头,中国大陆最迫切的是涌现一大批伟大政治家,为华夏民族的社会树立文明价值、设计公平制度、开创富于活力的产业机制。伟大政治家与崭新的政治制度之间,从来就是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最关键的是涌现伟大的、符合文明价值要求的政治领袖。

徐国进

2022年3月2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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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chan
john chan
4 月 前
怀中黑毛大如席
猪国无人全是猪
john chan
john chan
4 月 前
子曰:否定共产主义必须否定鲁迅.
JOHN CHAN
JOHN CHAN
3 月 前
第九版 送汪伦

汪伦乘舟将欲行——–听闻军队支持汪伦第三次称帝.
忽闻岸边踏歌声——–太上皇后反对, 理由:
桃花潭水深千尺——–那三千少妇的千尺阴道(总长).
不及我送汪伦情——–没有我送汪伦的情义长.

*****这首旧唐诗有十个版本,第九版是真的.但不是李白写的.是太上皇后 写给太上皇李旦的诗, 劝告李旦不要第三次称帝.

伦出涕 
将退
玄宗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