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中国大陆：必须正确把握当前的历史机遇和方向

在世界史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直接催生出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而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伟大思想家，则充当了崭新制度创建的价值引导者。

孟德斯鸠1689年1月18日－1755年2月10日），他的《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年出版）是一部伟大政治学著作，设计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方案。而且，这部书两年中内印行了22版，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伏尔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则认为，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就是在公正的观念上奠定法律基础。在西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崭新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伟大思想先驱。

在20世纪，华夏民族伟大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设计者是孙中山先生。他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树立了“三民主义”的旗帜和设计了“五权宪法”的政治制度框架，而且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一整套进行产业革命的规划和思路。迄今为止，在华人的世界里，台湾社会在1987年之后，充当了孙中山先生伟大政治理想的践行者。台湾为整个整个华人社会树立起一盏光辉的民主明灯。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未来，必须以台湾为榜样。而且在政治和产业革新方面均是如此。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回顾起来，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华夏民族经过长达3年左右的痛苦思考与探索，终于确定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期，从而开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应该说，中国大陆由“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步。可以说，1980—202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40年，华夏民族创造的社会财富，要远远超过以往4000年社会物质财富的总和。这在吃穿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得到明证。生活在其中的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深切感受到可谓日新月异的变革和进步。从上世纪80年代的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普及再到2010年代的手机、汽车与住房的普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短短40年中得到翻天覆地的改观。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死后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社会政策的根本性转型。必须说，在1976—1980年中国历史的那个关键时刻，中国大陆的政治领袖正确而紧密地把握住了中国与世界的大趋势。不管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存在什么样的缺点、不足以及形形色色的黑暗现象，甚至于出现过“8964”的流血事件，但是，中国的历史始终没有偏离“经济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总体基调。而且，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经济层面上，都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的一个可以媲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的一个伟大时期。

“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中心”的政策，直接冲击“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时期，整个过程同时也是“计划体制”的瓦解过程。而由于1957—1976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形态，即“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客观上，行政权力是一切社会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力量。所以，在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公权力的贪腐现象，也就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固有的现象。由于计划体制的历史原因，以及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公权力的贪腐成为一种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实，掌握经济资源的公权力者，普遍说来，根本无法抗拒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的诱惑。

事实上，反对腐败必须依靠设计公平制度的方式来化解。而不能够依靠并且企图使用政治性的追查“贪官”的方式而得到化解。设计公平的制度，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腐败的有效方法。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有是以来一场最剧烈、最伟大的产业分工时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传统农业、工业和现代科技产业的快速融合的状态下。在产业方面，中国社会处于三大产业的剧烈的结构调整和进步中。

当中国大陆走到4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对于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认识，存在这天壤之别，乃至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不仅对于政治家而言，对于整个华夏民族而言，共同面对着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在中国大陆社会经历了4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应该如何继续推进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实现由“经济中心”向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的伟大转型。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大陆没有能够全面而正确的实现由“经济中心”向社会文明在再生华的有效的转型和升华。过去十年，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中国大陆社会在如何走出和超越“经济中心”的政策与决策方面，没有能够实现一场类似于1976—1980年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关头的政治特质和现实表现。相反，在政治层面上，却表现出停滞、反复和无所适从的局面。这说明，在中国大陆社会走过40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家乃至整个政治领导层，并没有深刻认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结果和必然方向，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表现的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本来，当起自1980年代“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走过40年后，中国大陆理当自觉的终结“经济中心”的历史时期，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由“经济中心”向更高文明形态的转型，然而，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大陆的表现，却没有能够有效的完成这样的社会任务。

显然，在这个关头，华夏民族迫切需要涌现一大批深通社会文明的发展规律、能够牢固把握文明价值的要义、制定出符合社会文明的政策的伟大政治家群体。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整个中国大陆社会的一支现实的执政力量。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不可能绕过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中共在中国大陆社会执政以来，走过“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1980年至今的“经济中心”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社会必须开辟出一个超越“经济中心”时期的全面型的、综合性的、整体上的社会文明的升华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华夏民族必须走上一条真正的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道路。

中国大陆在经历4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必须制定完整的超越“经济中心”的社会政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坚定不移的走上文明之路。因此，可以说，在中共执政的历史范畴内，“政治挂帅”—“经济中心”—“文明升华”即是中国大陆历史运动的必然逻辑。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自新。否则，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便难以真正而顺利的走上文明之路。

对于中国大陆，尤其是政治领导层，必须认识到，对于人类而言，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手段，都必须服从于文明的标准。文明是人类生活的实质，也是一切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所以说，“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都没有能够真正体现人类社会文明的本质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都只是服务于社会文明的手段和方法而已。

2019年底以来的一场“新冠肺炎”大瘟疫，成为直接冲击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灾难。而且，爆发于2022年2月24日的俄乌战争，也为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关系的增加了诸多变数。人类的自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步伐，虽然不可能完全停止，但是，注定会经受一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人类的全球化势必改变方式、调整规模、并且极大的变化其走向。不过，在我看来，人类的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被中断，只是通过大瘟疫和战争而改变了某些国家组合的程序。

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在社会文明发展方面成功的民族。因此，在当下的历史关头，中国大陆最迫切的是涌现一大批伟大政治家，为华夏民族的社会树立文明价值、设计公平制度、开创富于活力的产业机制。伟大政治家与崭新的政治制度之间，从来就是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最关键的是涌现伟大的、符合文明价值要求的政治领袖。

徐国进

2022年3月2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