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湖畔大学被迫更名 本质原因乃威胁政治安全

继阿里巴巴因违反垄断法规遭182亿人民币天价罚单后，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一手打造的“湖畔大学”也将成为历史。5月16日，杭州西湖浴鹄湾湖畔大学镌刻有校名的巨石，“湖畔大学”4个金字被工作人员用工具抹去。作为回应舆论热议，湖畔大学在微博公开指是为避免误解，现更名为“湖畔创研中心”。然而，坊间和传媒对于湖畔大学的突然更名还是有着心照不宣的猜测。

湖畔大学的被迫更名，与从去年年底，中国监管当局向阿里巴巴等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以及今年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如出一辙，这背后似乎有着同样的政治考量，即与中共高层的政治导向不一致。

有微博网民写道：“马云曾经说过：阿里巴巴要活102岁，湖畔大学要办300年！但现在湖畔大学‘死了’，阿里巴巴还能‘活’多久呢？”

“湖畔大学”的美梦

湖畔大学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9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等在2015年共同发起创办，马云担任首任校长。根据其官网介绍，湖畔大学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旨在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目标学员主要为创业3年以上的创业者。

有观点认为，虽然湖畔大学打出“旨在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的旗号，但湖畔大学（Hupan University）的本质是商界精英俱乐部。科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则曾炮轰湖畔大学不过是一个赚钱的培训班，一个生意人扎堆抱团的小圈子。

湖畔大学从2015年开始第一期招生，第一届主要方向是互联网方向的创业精英。数据显示，湖畔大学创办5年来一共有 11788 名学生报名，但最终只录取了 255 位学员，录取率只有 2.16%，甚至低于美国哈佛大学，因此被戏称为“全球最难进入的学校”。

此外，说到湖畔大学的校址，就落在2014年整治会所歪风行动中转型的私人会所江南会。江南会是马云发起投资建造的一所会所，建筑于2006年，被称为杭州最最高档而低调的一家会所，其设计师正是中国现代诗人艾青的儿子、著名异见人士艾未未。

官方欲盖弥彰的老套路

2021年5月18日，中国教育部网站发布八大部门《关于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的意见》，指出要规范大学、学院名称使用的法规，被认为是针对外界议论不已的“湖畔大学”招生喊停且抹去“大学”二字，引发外界广泛揣测，作出的正式响应。

中国官方称，“湖畔大学”的名号扰乱秩序不得使用，并将马云湖畔大学被更名的原因归为不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该《意见》指出，近年来，一些企业内设培训机构、社会组织，未经批准冒用“大学”“学院”名称，并对外开展宣传、招生等活动，造成社会公众误解，扰乱了教育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意见》指出，对企业设立的、无需审批登记的内设培训机构，有关部门要指导和督促其规范名称使用行为，不得使用“大学”“学院”字样的名称及简称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等活动。

而在今年4月初，马云创建的湖畔大学已被官方勒令停止招收新生。截止当时，该“湖畔大学”已招生六届，入学条件包括，创业三年以上、团队超过三十人、企业年收入三千万以上、纳税三年以上，以及有三名推荐人。马云等创建人表示，他们是要培养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然而，2017年3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就曾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过，“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句话说明，湖畔大学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更名是必然，因为中国政府（任何一个政府）不会让“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担子，落到个人或者某个机构肩上。

对于湖畔大学招生被喊卡，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位接近大学的人士透露原因，中共当局对马云创办湖畔大学、影响社会这一举动愈加生疑。该报指出，中共当局认为，湖畔大学组织中国一流企业家“遵从马云的意志行动，而非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这不能被允许”。

而湖畔大学还被一些中国官员视为现代版的“东林学院”，联想到明朝的东林党，对中国的政治施加影响。尽管这种观点被湖畔大学否定。

被迫更名或影射马云的下场

商界大佬柳传志此前曾撰文《为湖畔大学正名》自辩，指中国社会有“一股歪风”，将矛头对准“民营企业家阶层”，但显然作用有限。

马云，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红极一时的民营企业领袖，正在急速坠落。其情形有点类似中国文革时代，许多高官、名人一夜之间或消失、或成为阶下囚。

马云在民营企业家中算得上一个侠客，但真正的剑客却是香港首富李嘉诚。李嘉诚80年代开始与大陆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十八届五中全会后，他感觉到了危机，于是在他人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时已开始布局并实施了“大撤退”，不停抛售旗下产业，赶在新一轮“公私合营”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前，顺利完成了名下资产的战略转移。比较二人，不得不说马云的经济智慧或许并不低于李嘉诚，但政治谋略还差得很远。

马云的遭遇，倒是与同为中国前首富、曾经同样高调的王健林如出一辙。2017年，王健林开始遭遇生平最大的危机，其掌控的万达集团遭遇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根源在于万达在中国国内银行举债6000多亿人民币的规模，以高达70%的负债率疯狂在海外并购，大肆收购各种酒店、体育、影视等非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资产。在中国官方看来，上述做法相当于从中国的资本市场挖出大量份额转移到了海外，他们所谓的跨国投资在官方眼中与转移资本无异，不但没有反哺国内的实体经济，反而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进而威胁政治安全。从这个角度讲，马云重蹈了王健林的“覆辙”，触及了中国政府的金融安全红线。

资本依附于权力，权力带来更大的资本；资本不能对抗权力，否则权力会吞噬资本。包括一向以亲近政府著称的马云在内，中国历史上的红顶商人无不是因依附权力而飞黄腾达，又无不因失去权力依附而身败名裂。资本和权力的平衡如同高空走钢丝，是刀锋上的艺术和飞蛾扑火的功夫。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以阿里巴巴为母体的庞大商业帝国中，马云和中国的权势阶层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都有中共建政功臣和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孙。

《华尔街日报》指，在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之前，一项中国中央政府的调查中发现，蚂蚁的招股说明书中遮掩了该公司股权结构的复杂性，这背后隐藏着一群中国权贵政治群体。而蚂蚁金融的商业模式亦让中国国有银行背负巨大的金融风险。

在中国，当权者绝不允许民营企业一家独大，所有资本都要控制在政府手里，所有垄断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尽管，马云多次表态，“只要国家需要，支付宝可以随时上交国家。”尽管，马云津津乐道于他的大数据如何协助政府预防犯罪，当然这也包括中国政府最有兴趣的，利用大数据来监控异议人士和统治少数民族。

湖畔大学、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蚂蚁金服IPO受阻，实际上背后都涉及中国复杂的政商关系。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前首富马云现今的所有遭遇，肇始于他在外滩金融峰会口无遮拦。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大肆批评监管机关，声称“（中国的问题）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 他认为中国金融体制过时，小当铺思想严重，中国当下的金融体制不过是工业时代的遗物，我们应该为新一代和青年人开创新的体制，我们必须革新目前的体制。

自炮轰中国金融体系惹怒北京后，马云就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旗下产业也接连遭到中国政府的整顿。马云的神话与浮沉，始终掌控在一张大手中，就像《人民日报》曾在2019年发表的社评：“没有所谓的马云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马云们，终究要输给中国的这个虚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