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尧天：“催生”手段花样百出 也仍难以打破中国人口危机僵局

在北京两会召开之际，“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如何激发生育意愿”、“如何提高年轻人结婚意愿”等成为大陆民众热议的话题，且其中有很多措施和提案得到了不少大陆网友的好评，更是被赞为“直面社会呼声、有温度、接地气”的务实之举。但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政策和建议虽然对提高中国人口数量有助力作用，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

“药不对症”难催生

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0到3岁阶段孩子的照护费用是一笔不小开支，甚至所需费用比3岁以上的学前教育阶段都高。因此，在中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会让民众感到“暖心”，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不过，也有中国的单亲母亲表示，政府即将推出的“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减轻负担的税务优惠”等措施对民众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前中国家庭依旧会面对孩子生下来“养不起”的问题。“如果0到18岁，这些费用如果能够全免的话，这样的条件我觉得可能足够吸引一部分人，但仍不足以让很多适龄女青年冲着这个条件来生养孩子”，她如此说道。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官方至今仍对人口问题“诊断”有误，导致很难有“治标更治本”的针对性方案出台。

人口学家易富贤在3月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在不影响人权的基础上，降低养育成本是各国政府都应该做的，但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一样只是在“养不起”上做点小文章（成本就已经很高了），而无力解决民众“不愿生”、“生不了”这两大难题，其政策再暖心也不会对提高人口数量的问题产生太大作用。

台北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所长陈建甫也曾表示，不只中国，包含西方或亚洲等出生率低的国家，政府短期的措施都很难说服民众多生小孩，因为就算政府提供补助，也难减轻大部分人在养育子女上所负担的经济压力。

生存压力是“病因”

针对中国近几年出生率呈“断崖式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在去年表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下滑、生育观念改变以及新冠疫情延后了民众的生育安排，但他对造成民众生育观念改变的原因却只字未提。

事实上，造成民众生育观念改变的罪魁祸首，是婚房和彩礼已成为中国家庭结婚的先决条件。婚姻不仅考验的是两个人情感，更考验两个人钱包的厚度，而高涨的房价并没有与人们的收入成正比，娶妻必备的彩礼也成为了部分家庭的沉重压力，不少地区甚至出现百万彩礼“三大件”，正是这些高昂的结婚成本吓退了一对又一对想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义无反顾”的放开了对方的手。

台湾中山大学副教授李明轩早前曾对此指出，中国年轻人高喊“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的“躺平主义”口号，间接显示出多数中国人普遍对未来发展不具信心，加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也让民众难有意愿结婚生娃。

另外，也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危机同样离不开其多年来强制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可以说中国现在正品尝其“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苦果”。当初那些独生子女成年后，均是独自扛起家里的经济重担以及照顾双亲的压力，尤其养育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一胎都是在勉强维持，何谈再负担第二胎、第三胎。

废除“一胎化”过慢酿苦果

中国当局曾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强制实行 “一胎化”政策，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随后为了提高新生儿数量，于2011年实施“双独两孩”政策，到了2013年则更进一步放宽，宣布开启“单独两孩”政策。

然而，根据总部位于香港的统计公司CEIC的数据显示，“单独两孩”政策推行一年后的2014年，中国新增人口仅从660万微幅升高至710万，意味着该政策并未发挥太大的实质效果。

2015年，中国再松绑生育政策，并放宽为“全面两孩”，但根据官方数据显示，虽然2016年的新增人口跃升至800万，随后几年的新生儿数量却呈直线下滑趋势，2019年甚至跌至只有467万，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出生人口还少。

针对人口逼近零增长的窘境，中国于2021年开始实行“全面三孩政策”，但就目前来看，对于提升中国逐年走低的生育率，效果仍然有限。中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出生率降至7.52‰，创下43年以来新低。

对此，多位观察人士表示，人口增长有一个内在的调控规律，不需要人为的计划生育，而中国多年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生命观和他们的思维模式，令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呈“不可逆”的趋势。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危机，中国政府需要进行调整资源分配结构，把国家资源多用于改善民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时出台相关法律保障女性在职场不受“婚育”、“性别歧视”等因素影响，生育率自然就会相应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