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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月 2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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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进京证”这张遮羞布 是被特权利益践踏的民生权利

滚动 中国大陆

采用上外地车牌的行为也被当局用“进京证”手段卡死。仅有的中签数量和有限的进京证次数很难满足民众私家车出行需求。

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近年来日趋恶化,当局推出近10年的“购买私家车摇号”政策并未带来有效的改善。另一方面,北京地区为了限制非本地车辆行驶,利用“进京证”次数来限制这些车辆的出行频次。

与之对应的是,民众的用车需求日益高涨,即便“囊中不羞涩”,面对越来越低的购车摇号中签率,多数民众很难购买车辆。而采用上外地车牌的行为也被当局用“进京证”手段卡死。仅有的中签数量和有限的进京证次数很难满足民众私家车出行需求。

不少民众怨声载道,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政策。多次向当局部门反映,换来的是越来越严的私家车限行限购措施。例如,外地车限制“进京证”办理次数,加大道路监控不办证的惩罚力度,并且逐渐地增加了多个道路长期限制外地车措施。

有民众认为,这是公共道路资源分配不公平的行为,当局只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限制普通民众分享公共道路资源。

而官方的始终是以“交通拥堵情况恶化”“空气污染严重”来回应。显然民众并不对此买单。

一位北京的赵先生表示,自己9年前就开始参与购车指标摇号,至今未中签。所以未能购买家用车。而家用车对于他的家庭而言,用车是刚需。事实上据了解,像赵先生这样的占北京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北京官方数据:常驻人口2100万人,车辆接近600万辆)

为此,有中国汽车行业专家指出,北京的限制购买家用车的行为是,牺牲多数人利益,满足少数人需求。

另一方面,不少北京民众通过给私家车上“非北京牌照”来满足非高峰时期的用车需求。而后来极其严格的“进京证”次数让这部分人的用车梦再次破灭,当局规定:“未办理进京证进入六环行驶罚款100元记3分”。在中国,每个驾驶证记满12分需要重新考试学习申领驾驶证,这个过程很繁琐。为此,即便大家对100元罚款不在意,但是对每次记3分的处罚很在意。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交通记分处罚仅对于有较大危险的驾驶行为,用户限制外地车行驶这种危险系数极小的行为实为罕见。有观点指出,这是当局强硬限制非北京车辆行驶的态度。

而民众们认为,非京牌车辆原本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就无法进入拥堵的市区行驶,限制进京证次数对改善拥堵的交通状况并没太大作用。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民众对此极为不满。有民众认为,这些交通罚款用于的公共交通建设,自己却根本没法使用。

事实上,北京道路交通拥堵涉及多个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城市规划问题,居住区和工作区分别高度集中,造成社会平均通勤距离和时间延长,这无形对公共道路交通带来很大压力。而当局近年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却从未从此着手。

拥堵并不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专有,梳理世界上大城市,东京、洛杉矶、巴黎这些城市的汽车保有量同样很大,例如洛杉矶等科技发达的城市通过智慧交通,来合理引导车辆在高峰期行驶。北京是缺少相关技术做不到?

中国社交媒体上有网民指出,遍布北京大街小巷应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天网”,可以短时间内锁定任何人行踪,让其无处躲藏;另外用于监控非京牌车辆的摄像头越来越多,不办理进京证基本寸步难行,一不小心就吃罚单。但是对于缓解交通压力的智慧交通方面建设却一直未见动静。这不难让人怀疑当局对私家车“限购限行”的动机。

中国不少学术派专家也曾提出一些相对公平的建议,采用国际成熟的城市车辆数量控制办法和出行调控办法,例如新加坡的“政府统一车牌租赁”“进城拥堵费”等。但是这些建议讨论多年也未实施,民众质疑与触犯特权阶层利益有关,毕竟特权基层是不想把车牌交回政府,也不希望花费高额拥堵费。

而另一个限购限行的原因——大气污染当年,每年春节北京万人空巷的情况下依然pm2.5爆表。而今年疫情停产停工情况下,即便北京市区拥堵严重空气质量也高于以往。鼓吹限行改善空气的专家们集体失声,剩下就是民众对其指责。

一位时政分析人士指出,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国改革开放,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共同富裕”作为口号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而如今面临的窘境是“先富的人想方设法限制其他人后富,而且限制后富的人分享他们的公共资源”。机动车限购只是这种行为的一方面,事实上,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资源都是如此。

该人士还分析指出,特权阶级可以享受低廉甚至免费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公共资源。而普通民众却面临高房价、看病难和子女入学难的问题。甚至这些紧缺的资源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捞金工具。

就以家用车限行限购而言,无疑就是特权阶层维护自己的公共道路使用权利,从而限制底层民众购车上路。虽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成为全球共奉的绿色出行方式,而这些特权阶层的人士有多少会乘公共交通公具?

一方面中共当局大力宣扬和谐、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执政口号,而社会现状却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的事实,资源基本向特权利益集团倾向。即便是民众对这些现象愤怒不已,但是面对当局极为严厉的高压“维稳”态势,没人敢公开表达诉求(本次接受采访的北京市民也强烈要求对其身份做隐藏)。另外,当局对网络言论的强监管,人人只能佯装对“权力阶级”表示拥护,不敢过度发声。而这些底层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也就被当局“视而不见”。

虽然,限制民众购买私家车或者限制行驶只是侵犯了民众的一些民生权利,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人权问题。但是面对北京更为庞大的无车家庭,只能默默牺牲掉这部分应有的民生权利,毕竟中国的最高权力在北京,社会现状就是权力地位决定公共资源分配。

“危害国家安全罪”、“寻衅滋事罪”这些打压异见人士的罪名,更是让普通民众与权利阶层发生利益冲突时不敢发声,尤其是在这些不以致命的利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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