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亨尼格博士(3)：谈德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

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末实行所谓的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中国学生可以到国外求学，外国教师则可以到中国大学讲课或长期任教。然而，随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近10年前上台以来推行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是十分明显的集权专制，来自自由民主国家的教师在中国大学长期任教或作研究是否有违伦理道德便变成了成挥之不去的问题。在她不久前发表的报告中，德国德累斯顿齐陶国际学院教授艾丽西亚·亨尼格（Alicia Hennig）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向她的德国同行发出了伦理道德的挑战。

亨尼格的专业领域是商业伦理道德研究。2021年12月，最近在中国大学有5年教学和研究经历的亨尼格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 Forschung & Lehre）上发表了她与另一位仍在中国任教的同行合写的在中国的体验报告，标题是“在中国的教学和研究”，副标题是“人们对德国科学家在中国大学的工作条件知之甚少”。 在亨尼格和她同事合写的报告提出德国或其他来自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学教师和研究者在中国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之际，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乃至种族灭绝的消息不断传出。面对中共当局宣扬独裁专制有理并将其对内独裁专制的做法（其中包括以言治罪的做法）推广到世界的情况，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也在反思自由民主国家继续跟中国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继续帮助中国经济发展是否是自掘坟墓，或至少是养虎遗患，后患无穷？ 有消息说，在新疆的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就被大规模拘捕关押，被强制节育绝育、被剥夺子女监护权，在许多维吾尔族大学教师也仅仅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就被投入集中营然后失踪。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的大学教师也同样生活在恐惧之之中，被剥夺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面对这一局面，亨尼格向从事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德国同行发出道德伦理的考问：反思德国1930年代纳粹政权上台碾压人权、碾压学术自由的可怕历史，我们如何能继续在中国的大学长期任教和研究并相信我们不是在使非法政权合法化？ 亨尼格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讲述了她对这种基本伦理道德问题的看法，也回答了涉及中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教学的具体问题，如在如此恶劣的教学环境中教师如何还能继续凭良心认真教课？学生还能从什么渠道获得传授真知的授课？ 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三部分。亨尼格所表达的是她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大学教师能否继续传授真知 金哲问：你在报告中写道，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都被严密监控，由于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运作良好的告密体制，教授学生在私下里说的话也会受到审查并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一个像你这样的教授如今在中国授课如何能不稀释、歪曲或偏离你想教授的东西？比如说，毒奶粉当年在中国使三千万婴儿（这个数字来自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受害，但你作为一个商业伦理学教授，你如何能讲授毒奶粉的生产者和广告商的伦理问题这种禁忌话题？

亨尼格答：你说得对。我一旦意识到了我没法在中国按照我想的那样教授商业伦理课，我就在2018年去了南京那所大学。那时候监控摄像头已经安装到教室里，我也不能再教课了。因为南京那所大学给了我一个只是做研究的职位，我就去了。 我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不能教商业伦理课了。因此，我就在那段时间完全回避教课，只是在其他的大学做过讲座。我可以在那些讲座里讲一些更富有知识性的和批判性思维的东西。但是南京那所大学我就完全不教课，我甚至也没在那里做一次讲座。我在那里纯是做研究。这确实是很遗憾，商业伦理课不能教了。 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假如中国学生是你的家人或朋友，他们盼望学习，你认为他们可以从哪里找到不兑水、不歪曲、不回避问题的真正教学？ 答：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些悲伤。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就个人角度而言，我认为不应当放弃希望，因为在某个地方你可能会发现某个人仍然愿意绕过官僚体制的限制（进行认真的、真正的教学）。但是我也认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被弄瘫痪了。 我的感觉是，即使是在这些令人抓狂的限制措施推出之前，这种（打压基本学术自由的）局面就已经形成，巨大的压力已经在那里了。体制内的人所看重的是要保住工作，保住职位，保住地位，保住稳定收入。我想，他们不会做什么事情危及这些东西。我们只能期望有些人力图尽力灵巧地逼近官僚机构设置的限制界限并且不越界。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我不应当对中国人的心态泛泛而论，但我总是发现中国人非常善于接受他们改变不了的东西。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在你改变不了的事情上浪费你的能量和能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看看目前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聪明劲也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大家都力图保住自己的职位，不肯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种让他们受苦的局面（因此他们就不得不继续受苦受难）。 我也认为目前的种种问题都太大，不是个人所能解决的。尤其是中国政府推出了所谓的寻衅滋事罪，我认为这种法律是有权任性，可以用来惩治任何人。我非常明白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冒这个险来给学生好好讲课。 我高度赞美这些人的勇气。但你的问题我没有很清楚的答案。我想不出有任何人还愿意冒这个风险。与此同时，或许还真有这样的愿意冒险的人，但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想到的是，不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在不使用VPN（翻墙软件）的情况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可以获取外国大学的公开课讲授。但至少是有这么个平台，有人讲课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假如在中国大陆可以获取这样的授课，或许算是另一条追求真知的途径。但是在这种在线公开课上你不能讨论。那种课主要是教授讲课，只是那种讲课跟中国的不一样。目前我所能想到的就是这样的追求新知的另一条途径。 德国的历史教训与中国的严酷现实 问：你在你报告的结尾写道：“在中国大学长期工作意味着为一个专制的一党制国家工作。鉴于我们德国的历史，这里的伦理问题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直接或间接地为日益集权的制度做出贡献从而使其有合法性做辩护？” 我现在的问题是：你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国际学术共同体应当实话实说，停止假装中国有学术自由或有一定的学术自由，应当带着警戒和保留对待来自中国或跟中国有关联的研究，或以一种跟国际标准不同的标准来对待来自中国的研究吗？ 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引发我联系德国的历史说事的是，在1930年代我们就有了极右翼掌控了国家权力，建立了极权政权。因此我们的责任是，尤其是我们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是铭记历史，挺身而出反对这一套。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同流合污变成同谋。 我的诸位同事和我最终都要问我们自己这个伦理道德问题，这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在中国教学，还是不能再教了，不能继续在中国大学长期任教，从而为中国的官僚体制、为中国政府做贡献。中国大学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 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是：不错，我们是应当停止假装中国有学术自由；我在中国看不到你有发表自由，你不能教授你想教授的东西，至少是不能教授你想教的内容。我真是不知道在中国我们能说有学术自由，我看不到这种自由。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情况，这就是，学术自由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 说到中国的学术研究，这要看具体的科学领域。我的看法是，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有可能是有偏见的，甚至有可能是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因为在中国的大学工作的研究者即使是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们也要谨言慎行，服从官僚机构的规定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作为有理智的人，我们或许会注意到他们所发表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分量增加了。但是很多人注意不到，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情势，不知道中国的意识形态制约。这是为什么需要提升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从总体上来说，对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要谨慎对待。但自然科学可能完全不同（即可能不会夹带明显的意识形态宣传）。

转载自 美国之音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