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流行歌手会唱红歌？ 业内人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近年来，在中国当局日益加紧舆论控制的情况下，流行音乐歌手唱“红歌”的现象频频出现。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本台记者孙诚就此对部分业内人士进行了访谈，下面就来听一听他们的看法。

数个月来，中国当局在音乐演唱和创作方面的一项新规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根据中国文旅部发布的文件，从去年十月一日开始，中国歌舞娱乐场所的卡拉OK禁止上架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者领土完整的；违反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宣扬淫秽、赌博、暴力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教唆犯罪”等内容的歌曲。

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当局在音乐领域的限制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流行音乐行业处境越发艰难。现居美国加州湾区、多年从事中国流行音乐创作工作的刘恢劭表示：“我其实觉得，现在你搞这些创作的话压力比较大，除非这个歌你写出来是纯粹自己写着玩的。如果这个歌你是想写出来后有传唱度，你想要火，或者说你想获得一些社会上的支持的话，你必须要写得带一点红色的色彩。”

他告诉记者，中国的音乐人在创作和演唱音乐作品时，除了要避免在政治方面违背当局的意识形态之外，也要想办法向当局的意识形态“靠拢”：“赞美国家、赞美党，你要是写这种类型的歌出来的话，就有可能被拿去一些什么晚会上，或者在电视台的一些类似的庆典去用，你这个歌就有可能火。”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当局在运用流行音乐进行政治宣传方面做出了不少举措。对于这一趋势，《纽约时报》在去年七月发布的一篇报道中曾指出，在中共百年党庆前后，“一股民族主义音乐、戏剧和舞蹈的浪潮正在席卷中国”，“嘻哈歌手正在创作歌颂党的成就的歌曲”。

刘恢劭认为，当局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给流行音乐带来真正的繁荣。他说：“这些所谓的红歌、爱国歌曲，其实一直都有。但是你看，像我们这些相关从业人员都没印象，就知道这些歌是真的没有传唱度。（他们）纯粹带着某一个目的去做创作，做创作的话并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在做，而是把它当做一个政治工具。”

近年来，迎合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流行音乐从业者正逐渐增多。例如，中国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声”曾在2016年将音乐组合“天府事变”聘为特邀音乐组合。该组合也创作了不少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歌曲，并曾参与北京冬奥会英文推广歌《在冬天加入我们》（Join Us in Winter）的录制。此外，去年七月，在中国央视的七一晚会上，李宇春等四名歌手身穿韩战时的中共军队制服演唱了红歌，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刘恢劭表示，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社会中有传唱度的歌曲依然是一些多年前的老歌，新歌则普遍难以在人们心目中留下记忆。他说：“譬如说刘欢、孙楠、韩红、谭晶这种类型的，可以说十年前他们还是有一些新歌出来的，但是你看现在这几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作品。说回孙楠的话，他的那些歌还是以前的，《拯救》那些类型的歌。刘欢，你现在说回他，还是什么《好汉歌》之类的。”

他还告诉记者，从2020年开始，他便不再在中国乐坛进行音乐创作，目前已将他的事业转移到了美国。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流行音乐人难以创作出表达真情实感的歌曲，越来越倾向于推出迎合当局的作品。例如，在创作爱情主题的歌曲时，当前的中国音乐人甚至不愿意创作以失恋为题材的作品，以迎合官方对“正能量”的强调。他说：“政府层面这么严格地去控制思想，然后创作作品还要有层层的审核，你不写这种类型的作品，你还不能够火，没有办法上位。慢慢的话，这种创作就会被收紧，最后全部都沦为一种单线条的创作。”

另一位来自中国的音乐人余波，曾在广东珠三角地区多年从事流行音乐创作和演唱的工作。他认同刘恢劭的说法，表示目前中国流行乐坛存在着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风气。

他说：“说到流行音乐，我记得几年前咱们的‘伟大领袖习近平习主席’曾表示过，他懂得当代的流行音乐。现在咱们再看回去，他这是在传达一种信号，这表示他要在流行音乐领域下手啦！”

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时，曾对该国流行音乐歌手梁静茹表示了夸赞。第二年，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又曾提到流行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在这之后，中国曾出现过一些歌颂习近平的流行歌曲，比如《习大大爱着彭麻麻》、《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等。

余波告诉记者，在当前的中国制度下，流行音乐很难出现得到广泛传唱、反映人们真实情感的好作品。他表示：“流行音乐注重写实，表达的是个人的真实情感，例如对爱情、友情、亲情的个人体会的表述，也有对现实生活、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和抨击。但是后者，中国从头到尾都是不欢迎的，可以说是极力打压的。”

他向记者直白地表达了对当前中国流行乐坛的看法：“艺术源于生活，生活又依附于环境，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孕育什么样的物质，中国的音乐之路越走越窄，没准以后就只能唱爱国、爱党的红歌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诚旧金山报道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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