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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罪恶的一生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3月06日 转载)
    
    作者:裘真
    

    血,这个黑黑的小个子出现在哪儿,哪儿就会流血。
    ——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斯大林:人民领袖还是独裁暴君?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一
    
    1953年3月6日,清晨六时,莫斯科正处在黎明时的沉寂之中,广播电台传来播送要闻的著名播音员列维坦缓慢、低沉、悲哀的声音:“列宁的战友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英明的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消息立刻通过无线电波传遍莫斯科,传遍苏联,传遍全球,震惊了世界。
    
    这之前的2月28日晚,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受邀到斯大林的别墅看电影。这场聚会与之前若干次一样,拥有丰富而充足的优质酒水供应,主人好客,而客人也如常提心吊胆——晚年的斯大林热衷挑起同僚之间的争斗,自己再作为仲裁者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他还喜欢用高度酒灌醉客人,以便听到真话。
    
    这场聚会在3月1日凌晨4时结束。这一天上午,斯大林没能正常起床,但卫队成员不敢在没有获得他本人授权的前提下私自进入卧室探视。下午六点半,房间灯光亮起,但斯大林还是没有走出房间。直到晚上十点,有紧急文件需送交斯大林本人,卫队成员才经讨论,派出代表胆战心惊地走进房间。
    
    斯大林蜷缩着坐在地板上,不能开口说话,小便失禁,他中风了,掉在地板上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半,即开灯的时候。没有人敢前去扶起他并叫医生,卫队成员向上级请示,上级又向更高的上级请示,连前一天才来赴约看电影的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也不敢做出草率决定。斯大林的喜怒无常是出了名的,从其掌控苏联权柄之日起,就有无数的受害者莫名其妙地遭到他的残酷迫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苏联领导人没有造成任何耽误,斯大林得到有效救治的时间,也不得不拖到3月2日早上七点。因为在此之前,斯大林制造了其毕生制造的最后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即所谓的“医生案”,大批医术精湛的医生为此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3月5日上午九点五十,斯大林离世。
    
    斯大林死后,遗体被装入水晶棺,安放在列宁墓中,供人瞻仰。不过,他的遗体只保存了八年,就在苏共二十大后被迁出了列宁墓。
    
    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刚结束,中央委员和代表们正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谁知临近午夜,所有人又被突然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一次特别的秘密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整个会场鸦鹊无声,代表们听着中央第一书记惊心动魄的演说,如同在万里晴空爆炸的一声巨大惊雷。在这个日后震惊世界的报告里,赫鲁晓夫第一次揭开了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恐怖的事实,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材料说明斯大林的粗暴、残忍、心胸狭隘、滥用职权和飞扬跋扈,在“阶级斗争”和反对“人民敌人”的名义下,成千上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被逮捕、流放、严刑逼供,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被枪毙。赫鲁晓夫的发言震惊了全场听众,使他们目瞪口呆,会场上不断出现一阵一阵的惊叹和愤怒的呼喊。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打破了苏联和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一直信奉的斯大林神话。正如原波兰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列泽克·柯拉科夫斯基所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向苏联共产党,不久以后向全世界这样宣称:那个曾是进步人类的导师,全世界的鼓舞者,苏联人民的父亲,精通科学和学识渊博的大师,最卓越的军事天才,总之是历史上最伟大天才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虐待狂患者,大规模屠杀者和一个曾把苏联国家推向灾难边缘的军事上的门外汉”。
    
    在1961年11月17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登上讲台,再次做了一场不留情面、措词激烈的发言,全面抨击了斯大林。一些苏共领导人也揭发了斯大林时期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真相。大会闭幕前,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的代表们要求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搬出列宁墓。大会为此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里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其他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不再可能”。决议于10月30日上午通过,10月31日傍晚执行。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把斯大林的棺材放了进去,没有往墓坑里填土,却运来了几大卡车水泥浆,浇灌到坑底的棺材上。墓上简单地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才刻上了简单的碑文:“约·维·斯大林”。
    
    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苏共二十二大闭幕时,列宁墓里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
    
    不过,自从斯大林神话在苏共二十大上被赫鲁晓夫打破之后,从那时起到现在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争议,有人谴责他是独裁暴君,有人则坚持认为他是人民领袖。那么斯大林到底是人民领袖还是独裁暴君?一待大家了解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他真实的一生,正确的答案就不难得出了。
    
    酒鬼的儿子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
    
    1878年12月18日(一说1879年12月21日),斯大林出生在俄国格鲁吉亚一个叫哥里的小城,父母给他起名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小名索索。之前他们曾有过三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索索。
    
    这是个一贫如洗的家庭,父亲贝索·朱加施维里是个鞋匠,更是个酒鬼,性格粗暴,经常喝的醉醺醺的暴打儿子和老婆。就是没喝酒时,他对待他们也很粗暴和冷酷。母亲叶卡捷琳娜·朱加施维里是个虔诚而勤劳的妇女,干过洗衣妇、缝衣妇,还给哥里境况好的家庭做过饭。
    
    索索的童年是和挨打分不开的,他一生下来经常看到的就是拳头、暴力和无情的搏斗。刚生下来的那几年,每逢贝索醉后发疯,叶卡捷琳娜就抱起吓坏了的索索,逃到邻居家。有一天,醉醺醺的贝索竟把儿子举了起来,使劲扔到地上。索索一连好几天尿血。生活在贝索的阴影下,母子俩可谓受尽了惊吓和屈辱。
    
    1890年,索索11岁时,贝索在一次酒后斗殴中被刺了一刀后死去。但父亲的过早去世对这个孩子没有一点影响。索索当年的一个朋友说的没错:“在这个他必须叫父亲的男人身上,他什么也没失去。”
    
    对于唯一活下来的这个儿子,叶卡捷琳娜固然是喜欢的,但索索如果不听话,她照样毒打,以至于过了几十年,当这个儿子成为新沙皇后,见到母亲仍忘不了问她:“为什么你打我打得那么凶?”
    
    因为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当一名牧师,1888年9月,叶卡捷琳娜让索索进了哥里的一所教会学校。
    
    在校期间,索索迷上了一本叫《弑父者》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对叫雅戈和奴奴的乡村夫妇和他们忠诚的朋友柯巴的故事。柯巴沉默寡言,勇敢侠义,坚忍不拔,不但在战斗中令人敬畏,而且在困境中足智多谋,是个理想化的英雄,也是个复仇者。命运使雅戈和奴奴这对夫妇不断分离,而柯巴则用自己的勇敢、清醒、灵活的脑子和能从任何困境中解脱的能力竭尽全力帮助他们。他还加入了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的战斗,最后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读过这本小说后,柯巴成了索索的榜样和理想化身。他想成为象柯巴那样著名的斗士和英雄,而且他认为柯巴这个人物将在他身上复活。此后,索索就管自己叫柯巴,也不让他的朋友叫他其他名字。他当年的同窗和朋友约瑟夫·伊雷马什维利回忆说:“当我们叫他‘柯巴’时,他满脸自豪。”就这样,索索变身成了柯巴。
    
    1894年8月,15岁的柯巴考取了第比利斯神学院,成了这所学校的一名学生。
    
    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秘密的政治出版物,其中包括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在一本登记学生品行分数的校方记录薄中,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个名字因犯规而记了13次。除此之外,由于阅读禁书他还受到了扣发部分助学金的处罚。
    
    通过阅读禁书,柯巴逐渐得出了必须推翻沙皇这一结论。其实在这之前,他就明白了一件事——象他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在现行制度下,是不可能有远大前途的。所以,必须打倒政府!
    
    在大量阅读政治禁书的同时,柯巴还加入了校内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并开始涉足校外的社会民主工党地下活动。1898年8月,他成了该党的一名党员。
    
    翻阅校方的记过册,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柯巴的记载,诸如“读违禁书刊”、“对校方粗暴”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住处被搜查”等等。他好像是在故意招惹校方,让人把他开除出校。
    
    1899年5月,柯巴终于被神学院开除了。关于被开除的原因,多年后斯大林给出的答案是:“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东正教神学院一脚踢出。”但根据校方公布的记录,他之所以被除名是因为没有参加那一学年年底的期终考试。
    
    离开神学院后,柯巴成了所谓的“职业革命家”。1901年11月,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组织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柯巴当选为该委员会委员。会议结束后,他被派往黑海之滨的巴统。
    
    一份警察局的秘密报告客观介绍了柯巴在巴统的活动。报告说:“1901年秋天,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派其成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前第比利斯神学院学生),去巴统执行在工人中间搞宣传鼓动的任务。由于朱加施维里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组织开始在巴统所有各工厂相继建立起来。社会民主党宣传的后果已经在1902年里看到,罗斯柴尔德工厂发生了长期的罢工,街头发生了一些示威游行。”
    
    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后,柯巴倒向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熟悉他的阿尔谢尼泽回忆道:“他崇拜列宁,把列宁神化。他以列宁的思想为生,处处模仿列宁,以至我们戏称他为‘列宁的左腿’。”
    
    对于一门心思要复仇造反的柯巴来说,列宁写于1902年的《怎么办》无异于一剂兴奋剂。列宁在书中鼓吹借助于暴力政变,职业革命家强大的秘密组织可以颠覆现政权。俄国是一个世世代代俯首贴耳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只要夺取了政权,社会就会服从。这一切多么合科巴的心意啊!
    
    很快,柯巴就成了高加索地区一名活跃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和宣传家,他四处奔走,组织罢工、发放传单,为布尔什维克活动募集资金,甚至不惜为此抢劫银行、搞绑架和敲诈。按照柯巴当年的同学和朋友伊列马什维利的描述:“他日益成为列宁在格鲁吉亚的一小撮追随者的领袖。”
    
    记仇和权力欲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三
    
    斯大林在攫取权力以及成为独裁者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阴暗性格,诸如仇恨、冷酷、自大、不容异见以及对权力的渴望和为了谋取权力的不择手段,并非凭空而来突然出现,在他的早年其实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
    
    由于经常被父亲殴打和虐待,又眼看着母亲为了生计不得不整夜在缝纫机旁劳作,到头来那点微薄的收入大部分还被丈夫换成了酒钱,索索懂事后便开始憎恨自己的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心理更因为作为穷人家孩子所受到的歧视和学校的严苛管理被不断放大,其结果使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抱着一种仇恨和冷酷无情的态度。“从孩提时起,把复仇的想法变为现实就是他的目标,其他一切事情都是次要的。”他之所以会迷上《弑父者》,并给自己改名柯巴,正是基于这一点。与列宁一样,仇恨也是驱使他与现实为敌的关键所在。
    
    哥里教会学校是索索进入的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群体,也是表现其性格雏形的第一个社会舞台。
    
    因为生的瘦弱矮小,脸上有麻点,还有左足趾连生的残疾,索索有时不免会受到一些同学的嘲笑。对于这样的人,他不但特别记仇,而且想尽办法予以报复。一位当年哥里学校同学的后代说:“他游泳游得很好,但不好意思在库拉河中游:腿上有残疾。我的曾祖父是他高年级同学,有一次逗他,说他的‘鞋里藏了一只魔鬼的蹄子’。索索当时一声不响。过了一年多。这时,全校头号力士采拉泽已经像拴在链子上的狗一样跟着索索。曾祖父已经把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时才挨了采拉泽一顿毒打。”
    
    据哥里教会学校当年的一位教员C·A·胡齐什维利回忆,索索和其他孩子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仇恨心理令人吃惊。他经常挑动同学们吵骂和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进行处分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索索逐渐的学会了以各种凶狠的恶作剧来巧妙的折磨老师。他为自己的穷困感到苦恼,于是便为弄到钱而不择手段:他时而以加倍的价钱转卖小馅饼,时而骗取那些小同学们的钱······索索使那些听话的同学都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毒打那些欺负人的人。而这些所谓欺负人的人都是不承认他的优越地位的同学,或者是敢于开他的玩笑的同学。索索在哥里学校学习的最后几年中,对不合他心意的那些同学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连老师们都怕他进行报复。
    
    考入第比利斯神学院后,柯巴加入了校内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约瑟夫·伊列马什维利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后来回忆说,柯巴断然拒绝承认某个人的首领地位,更不用说承认什么人的个人优越地位了。他甚至企图建立一个自己个人的小组。
    
    不仅如此,柯巴一点也不能忍受对他的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这个特点给他的同学和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懊恼的说:“对科巴简直开不得玩笑。这是一个古怪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懂得什么是玩笑,对那种并无恶意的话他竟然常常用拳头来回答。”
    
    柯巴强烈的权力欲以及热衷和精于玩弄权术的特点,在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后表现的就愈发明显了。
    
    1901年秋,柯巴刚到巴统就立即提出了要掌握党组织全部权力的要求。他不但在党组织内部纠集了一个自己的、忠于他个人的小集团,而且开始搞阴谋来反对社会民主党梯弗利斯委员会,以种种阴谋诡计和谣言中伤令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苦恼不堪。来自警察的密报也佐证了这一点:“巴统组织的头儿是朱加什维利。他的专制作风使很多人愤怒,组织内部就发生了分裂。”
    
    1905年,科巴在梯弗利斯又故技重演。他一到这里就立即打算玩弄新的手腕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领导,他挑动个人之间进行争吵,他因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攻击而丢了丑。有一次,因对一句尖锐的话找茬,他跟一位同党打了起来。当地党的领导不但召开了“荣誉法庭”来审理这起案件,而且提出把科巴作为本性难移的阴谋家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组织。
    
    1906年,在梯弗利斯举行的一次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上,科巴不停的对会议主席阿尔谢尼德泽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当阿尔谢尼德泽指责他行为低级下流时,科巴厚颜无耻的反驳说:“我并没有觉察到我脱了裤子······”阿尔谢尼德泽接着回答他说,他与其说象个没有穿裤子的男人,不如说象个“没有穿长村裤的流浪汉”(这是在妓女们中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被刺到痛处的科巴离开了会场。会议是秘密的,入口处布置有岗哨。不久,在场的人突然听到了预先规定的警察接近时要发出的哨声。科巴就是这样卑鄙的报复了阿尔谢尼德泽。
    
    第比利斯抢劫事件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四
    
    1907年6月27日上午,一个炎热的夏日。俄国第比利斯的埃里万广场像平时一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11时,一队哥萨克兵护送着两辆轻便马车驶入了广场,车上装满了国家银行的大批现钞。在这之前不久,广场上停了两敞蓬马车,其中一辆坐着两个女人,另一辆坐着一个穿军官制服的男人。只见银车一到广场,穿军官制服的男人便发出一声号令。突然间,50个土匪从隐身处一下钻了出来,他们纷纷向银车和卫兵投去爆炸力很强的炸弹,炸弹同时也从两个女人的马车上投出来。结果3人被炸死,50多人受伤,土匪抢走了钱,便迅速消失了。
    
    事后,当地所有的军队、警察、特务都出动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国境线也封锁了,几百人被逮捕,但一个土匪也没抓到,一个戈比也未找到。
    
    有一家叫《新时代报》的报纸在报道了这次抢劫的细节后感叹道:“只有魔鬼才知道,这次前所未闻的果敢抢劫是如何完成的!”
    
    这次轰动一时的武装抢劫就是布尔什维克(苏共前身)历史上著名的第比利斯“剥夺事件”。事件的背后主谋是列宁,而组织实施者则是被他选中的柯巴。
    
    1907年5月,也就是第比利斯事件前一个月,柯巴被列宁专门召去柏林见面,共同密谋了剥夺(列宁把抢劫美其名曰“剥夺”)活动和筹款问题。柯巴一回到第比利斯,就建立了一个由最凶悍的“剥夺分子”所组成的匪帮。其任务便是抢劫银行。
    
    柯巴任命他的学生卡莫为首领,给他穿上军官制服,派给他一个侦察小组,两个格鲁吉亚女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侦察。匪徒分成几个小组,守候在预定的进攻地点埃里温广场。抢劫成功后,柯巴和和卡莫两人又越过国境,在国外会见了列宁,很可能就是去汇报这次行动情况的。
    
    第比利斯“剥夺事件”的成功,使列宁从此对柯巴另眼相看分外器重,并于1912年1月直接提名他为中央委员。
    
    当年,信奉马克思理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不久便分成了两个派别——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这两派虽然都要推翻沙皇政府,但双方秉持的政治伦理却彼此对立。
    
    孟什维克认为对敌斗争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反对把任何刑事犯罪和不道德的手段运用其中。列宁则不然,他是典型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达到目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一切手段都是可取的。换句话说,在政治斗争中什么手段都能用,哪怕是刑事犯罪手段,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为此,列宁积极鼓吹运用纯粹的刑事犯罪手段(凶杀、抢劫、放火、制造伪币)实现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把政治和刑事犯罪结合在了一起。
    
    柯巴不但是这种理论忠实的信奉者,而且是它的积极实施者。按照苏共史权威阿·阿夫托尔汉诺夫的看法,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柯巴创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犯罪派”,干了许多犯罪勾当。
    
    第比利斯事件不是柯巴组织的第一次抢劫活动,只是他组织过的众多抢劫活动中最著名的一次。柯巴也不止组织过抢劫活动,他还策划过暗杀公爵、神父和资本家等。
    
    毫不夸张的说,从柯巴出现在高加索政治舞台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是一个把职业谋反者、职业强盗、抢劫犯、残酷无情的杀人凶手和恐怖分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人。
    
    《斯大林秘闻》一书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形容的很生动:“血,这个黑黑的小个子出现在哪儿,哪儿就会流血。”
    
    察里津的枪声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五
    
    话说自从第比利斯抢劫大功告成之后,柯巴因为列宁的赏识和提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地位迅速蹿升。1912年,来到圣彼得堡的他在列宁的指示下创办了《真理报》。1913年3月,他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并首次使用了“斯大林”(意思为“钢铁的人”)这个名字。从这时开始,柯巴变成了斯大林。
    
    1917年十月政变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列宁不仅安排斯大林做了新政府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而且很快又委派给他一项重任:南下征粮。
    
    自1918年开春起,一场粮食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俄国,严重的威胁着刚刚开张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为吃不饱饭,前线士兵不满,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在下降。莫斯科、彼得格勒、图拉、哈尔科夫和萨马拉等城市都出现了自发的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农村里农民也在频频骚动。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粮荒,列宁决定在全国实施粮食垄断,并派出武装征粮队去农村征粮。名为征粮,实际上就是去农村抢农民的粮食。他恶狠狠的说:“要摆脱饥荒,必须向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
    
    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一带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派谁去那征粮呢?列宁想到了富有办事能力且心狠手辣的斯大林。
    
    5月29日,列宁授予斯大林在北高加索征粮的全权:“地方和州的人民委员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部队的司令部和指挥员、铁路组织和车站站长、河运和海运商船组织、邮电和粮食组织、所有的委员和特使都应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同时,列宁还特意给斯大林配备了一辆专列。
    
    6月4日,斯大林乘着这辆列宁拨给他的专列南下北高加索,随同他前往的是一支由40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其中包括100名拉脱维亚神枪手。这支队伍可以说是列宁当时派出的一支权力最大、人数最多、手段也最强硬的武装征粮队。
    
    两天后,斯大林的专列停在了察里津的郊外。
    
    斯大林当时的秘书、后来嫁给他的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写道:“6月6日晨,车到了察里津近郊,到处是铁路线,停满了列车⋯⋯察里津站是一座肮脏的白色楼房⋯⋯在旅馆里吃午饭时,我有了切身体会:城里粮食充足。3天前,斯大林用他的人民委员特供午餐招待我们:鱼汤加一块黑面包,而这里只要花1.5 卢布就可以吃一顿头等的午饭。”
    
    当地的粮食确实非常多,但怎么把它们从僻远的乡村运到察里津,然后再运到莫斯科呢?斯大林的对策是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列宁关于“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的指示,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连涉嫌者也枪毙。
    
    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当时,斯大林下令枪毙被怀疑搞阴谋的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后者的母亲曾是知名革命家——民粹主义者。列宁得知后,打电报叫他把阿列克谢耶夫送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不改决定。他的话应当成为法律。跟阿列克谢耶夫一同被枪杀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6岁,一个14岁。行刑的士兵们下不了这个毒手,斯大林对他们谎称:这是白匪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孩子!
    
    就在斯大林南下征粮不久,布尔什维克开始了对昔日政治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大搜捕。7月7日,列宁往察里津给斯大林发电报说:“必须在一切地方无情地镇压这些可怜的、歇斯底里的冒险分子。对付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请勿手软,并常向我们通报情况。”斯大林复电:“您放心,我们的手不会抖。对敌人我们以牙还牙。”
    
    斯大林一点没夸海口,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跟列宁翻脸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六
    
    列宁不仅是斯大林曾经的政治偶像,更是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平步青云被委以重任的恩师,但待到斯大林大权在握羽毛丰满时,即便是这样一个他一向对其表现的忠心耿耿的党内太上皇,一旦不再信任他,挡了他攫取权力的道,翻脸对斯大林来说也就是分秒之间的事,可见其为人的无情无义与心狠手辣。
    
    事情得从1921年末说起。从那时开始一向结实健壮的列宁便经常生病和休养,尽管1922年春,他仍一如既往的主持了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但已明显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
    
    1922年4月3日,在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局主席。随后,在这个新位置上,深谙权术的斯大林施展手段,轻而易举的就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任免权纳入囊中,借机广泛安插自己的党羽——不到一年时间,就考察和批准了43名省委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牢牢控制了党,为在不远的将来攫取最高权力奠定了基础。
    
    至此,一个听话的党已形成。这一点连太上皇列宁本人想做都没做到,斯大林却做到了。更关键的是,现在,能用上这个党的已不是列宁而是他了。
    
    列宁本以为斯大林当了总书记之后也会象他之前的中央书记斯维尔德洛夫、克列斯廷斯基和莫洛托夫那样充当自己的中央秘书,但他很快就意识到,斯大林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他在中央的秘书,也不认为自己是他个人委托的执行者。
    
    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突发中风,不得不去外地休养,等到当年秋天病愈回到莫斯科,他吃惊的发现,自己竟然被架空了,而架空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一向信任有加对自己表现的忠心耿耿的总书记斯大林!列宁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斯大林的威胁,他慌了,从此下定决心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为此,列宁先是以反对斯大林搞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问题草案为借口向其发难。
    
    斯大林多精明,他立马意识到,列宁对他的态度变了。也正是从这时起,他把列宁明确当成了自己的敌人,不仅对其阳奉阴违,不恭不顺,有时甚至直接顶撞,并利用政治局指定他全权负责列宁医疗的权力,对列宁封锁信息,进行变相的监控。一句话,以往那个对太上皇表现的忠心耿耿的斯大林一下消失了。
    
    1922年10月6日,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苏共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关于联邦问题的草案和列宁的反对意见。会上,会议主席加米涅夫给斯大林写条子说:“伊里奇(作者注:即列宁)准备开战”。斯大林建议加米涅夫同他一起造反。他在回条上说:“我想,我们对付伊里奇应当强硬。”此时的斯大林对列宁已经不怕了,因为根据医生报告的病情,列宁再次中风在所难免,离死期已经不远了。
    
    为了扳倒斯大林,列宁还对10月6日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通过的有关削弱外贸垄断法的决定明确表示反对,并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
    
    在接下来于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因为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的积极鼓动,列宁关于外贸垄断权应留在国家手中的主张获得了通过。
    
    事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告诉因为再次中风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列宁说,他的决议通过了。病发初愈后,列宁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高兴的说:“好像一枪未发就占领了阵地(关于外贸的决议)。我建议马不停蹄,继续进攻。”这里的进攻,指的就是进攻斯大林。
    
    第二天,被列宁同托洛茨基的接近吓坏了的加米涅夫写条子给斯大林:“约瑟夫,今夜托洛茨基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一个条子,老头儿在条子中对通过的决议表示满意。”
    
    斯大林答道:“加米涅夫同志,既然费尔斯特大夫绝对禁止,老头儿怎么还能同托洛茨基递条子?”口气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斯大林,而是不允许任何人违反党的决议的总书记了。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对她破口大骂,并威胁要把她提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斯大林叫她(克鲁普斯卡娅)接电话,用相当尖锐的口气指示她,不要同弗·伊(列宁)谈论各种事务,否则他会把她告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克鲁普斯卡娅对这次谈话极为激动:她完全变了个样,嚎啕痛哭,在地上打滚等。”
    
    列宁得知此事后,于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写了封“绝交信”。准确的说,其实是封“最后通牒”,要求斯大林在道歉和断绝关系之间作出选择。信中说: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3月7日上午,信由列宁的助理秘书沃洛季切娃送达斯大林。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不肯轻易服软,他告诉列宁的秘书:“这不是列宁的话,这是他的病在作怪。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如果我的妻子做了错事,受了处分,我认为我没有权力去干预。”不过,斯大林还是给列宁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列宁同志:
    
    大约五个星期前我同娜·康斯坦丁诺夫娜谈过一次话,在我看来,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党内的一位老同志,当时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了大致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
    
    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及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因为除了愿您尽早康复之外,我别无他求。此外,我把监督制度的执行视为自己的职责。我同娜·康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约·斯大林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并且行文也颇不礼貌。列宁给斯大林的信中两次使用了敬语,而斯大林的回信中连一句敬语都没有。
    
    斯大林的这封“道歉信”最后并没有送达列宁,因为1923年3月6日深夜,也就是写过给斯大林的“绝交信”的第二天,列宁的健康状况便急剧恶化,10日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他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
    
    不难想象,如果列宁的健康没恶化,斯大林的道歉信对他多半也会起到催命符的作用。
    
    尽管如此,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却始终以“列宁的忠实学生”自居。其实就像克鲁普斯卡娅说过的那样:假如列宁还活着,大概已经坐牢了。
    
    抽屉里的神秘电话机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七
    
    自从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不能正常理事后,特别是1923年3月最后一次发病后,围绕着争夺党的最高权力,在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四个党内巨头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和斗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谁都没想到最后的胜出者竟是在党内论声望和地位都远不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斯大林。
    
    那么,斯大林凭什么能够战胜这些强劲的竞争对手,最终成为列宁的接替者呢?导致斯大林最后胜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斯大林在权力斗争中比自己的对手更没有道德底线,更不择手段,更善于玩弄阴谋诡计。曾任斯大林秘书的巴让诺夫在其所著的《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一书中,对此曾做过许多生动的揭露。且听我为你一一道来。
    
    巴让诺夫1900年生于乌克兰,19岁加入苏共,很快便进入中央组织部工作。因为能力出众,没多久便因为受到斯大林等人的赏识被任命为他的秘书。当时,斯大林秘书室名义上的头头是纳扎列齐扬,但他去度假了,实际上在秘书室工作的斯大林助理有三个人:巴让诺夫,麦赫利斯,卡涅尔。巴让诺夫是主管政治局事务的斯大林秘书,麦赫利斯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卡涅尔的正式职责则是负责斯大林日常生活方面的事务。
    
    据巴让诺夫在《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中记述,当时,有权不经过通报直接进入斯大林办公室的只有两个人——他自己和麦赫利斯,因为麦赫利斯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而他则主管政治局的事务,有关政治局的事务一向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最紧急的问题,需随时向斯大林汇报。
    
    在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局秘书刚开始工作的头几天,巴让诺夫每天都要十几次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向他汇报政治局收到的各种文件,他很快便察觉到,斯大林对这些文件的内容和命运一概都不感兴趣,每当他向斯大林请示对某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时,他就说:“那么,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呢?”于是巴让诺夫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斯大林,譬如,提交政治局讨论,或者转中央委员会的某个下属委员会处理,等等。然后,斯大林便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好吧,就这样去办吧。”巴让诺夫很快就认识到,老是这样不断去向斯大林请示,纯属白浪费时间,自己应该更多地表现主动性。于是,他就这样做了。斯大林秘书室的人对他解释说,斯大林什么文件都不看,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因而,巴让诺夫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斯大林究竟对什么感兴趣?过了没几天,他便意外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一次,巴让诺夫为了某件急事,像往常那样,未经事先通报就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恰好看见他正在打电话,更确切地说,当时他并没有讲话,而是在听电话,他手里拿着电话听筒,正在听着。尽管巴让诺夫要请示的事情很紧急,但他不愿打断斯大林的电话,而是有礼貌地等着他把电话打完再说。他持续等了一段时间。可是,斯大林只是在听电话,自己一句话也不讲。在这样等着的时候,巴让诺夫突然惊讶地发现,斯大林办公桌上的四部电话,上面的话筒此时都好好地挂在电话机上。可是,他手里拿着另外一个听筒在听着。巴让诺夫觉得莫名其妙:这个话筒连接的电话线,不晓得为什么是通向斯大林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的,而这部电话机是他从未见过的。他又看斯大林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它们都原样不变地放在办公桌上:一部是党中央内部通话用的内线电话,由中央的电话员负责接线。另一部是上克林姆林专用电话,再一部叫下克里姆林电话。这两部电话都是通过总机接线,用它们可以同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通话,前者主要用于与机关办公室通话用,后者则主要用于同住宅、宿舍通话。第四部电话是高频自动保密机,它是全自动的,不需要任何电话员进行接线管理。这种电话只限于极少数高级官员使用,包括政治局委员、后补委员、中央委员、正、副人民委员。当然,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后补委员的办公室,以及政治局委员们的家里也都安装了这种电话。
    
    总之,斯大林当时没有使用这四部电话机中的任何一部讲话,巴让诺夫只用了几秒钟就发现了这个情况,并且当即想到,在斯大林的办公桌里装有某种电话中心台,通过它,斯大林可以连接上任何一个电话,可以窃听到任何通过保密机进行的谈话。使用保密机的政府要员们,都深信他们的谈话不会被人窃听,所以他们在电话中的谈话都非常坦率。斯大林通过窃听这些谈话,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全部秘密。在斯大林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这是他最重要的秘密之一。这使得斯大林能够窃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所有各派人物私下的谈话,随时掌握他们的阴谋打算。斯大林能够洞察他们的一切,他们却都是睁眼瞎子。而且,他们不会怀疑,若干年内也不会怀疑,斯大林一直掌握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的阴谋。他能够了解他们所想的一切以及为反对他而策划的一切阴谋。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无疑是他在权力斗争中取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强大武器和条件。
    
    此后巴让诺夫得知,这套窃听设置是斯大林的另一个秘书卡涅尔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命令一位捷克斯洛伐克自动电话专家制作的。全套设置投入使用后不久,斯大林就授意卡涅尔通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将这位专家作为间谍逮捕和处死了。
    
    “见不得人的勾当”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八
    
    对于由谁来代替自己死后的位置,列宁本人生前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按照在党内的威望和名声来说,他的继承者显然非托洛茨基莫属。原因很简单,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别人和列宁一同领导了十月政变,使布尔什维克一举夺取了俄国政权。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政变后不久发生的内战中之所以能保住政权,与作为苏联红军创始人的托洛茨基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不过,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几个当时和托洛茨基一样手握重权的党内巨头,可以说个个权欲熏心,没一个人甘心让托洛茨基取列宁而代之。或者说,他们个个都想在列宁死后成为新的列宁。而在当时,托洛茨基无疑是他们三人谋取党的最高权力的共同敌人。对于他们而言,不管列宁死后谁坐列宁的交椅,当务之急都是先抱成团把托洛茨基搞掉。为此,出于这种共同的利益需要,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当时结成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联盟,人称“三巨头”。
    
    根据巴让诺夫在《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中的介绍,1923年整个下半年,眼见列宁即将逝世,“三巨头”为了在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列宁忠实的、杰出的学生。在他们的操纵下,官方的宣传把列宁捧为圣人——天才的领袖,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他;把列宁的著作视为圣经,是真正的真理。实际上,列宁的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内容很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断言取义地随意加以引用。不过对于斯大林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仅仅是列宁著作中的一个部分。
    
    哪个部分呢?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流亡国外期间的争论中,在夺权期间及内战期间,列宁曾经不得不对这些或者那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发表过一些尖锐的评论和意见。当然,列宁的这类言论,主要还不是见诸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而是反映在私人信件和札记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而在夺权以后,则主要反映在政府的工作实践中,见诸于各种决议、文件和公文函件中。在斯大林看来,随着列宁的病重,千载难逢的时机到来了:现在可以从老的历史卷宗里,把列宁尖锐批评某个党的著名领导干部的言论摘录出来,并予以公开发表,从而对这个人的官运施以致命的打击,并借刀杀人地说:“请看,伊里奇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除去可以援引列宁写过的东西,还可以援引列宁的对手们在激烈争论时发表的一些批评列宁的话。只要回忆一下夺权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论战中的情形就够了:当时,列宁曾经指责托洛茨基犯下了滔天大罪;而托洛茨基也在文章中愤怒地把列宁说成是靠群众的落后性过日子的职业剥削者和不诚实的阴谋家。在列宁写给政府高层领导成员和自己的工作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内容又是何其多啊!如果把这些统统都收集起来,这将是斯大林手中何等厉害的武器!
    
    当“三巨头”讨论如何进行这项工作的问题时,巴让诺夫明显感觉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非常短见,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仅仅想到同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搏斗,而斯大林虽然沉默寡言,但却在深谋远虑地思考着,怎样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列宁的威力。最后,他们决定拐弯抹角地怂恿梁赞诺夫,由他出面向政治局提出一项建议。
    
    梁赞诺夫是一个资历很深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党内被认为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领导人。他整天埋头于研究马克思的书信和手稿。后来,他果然真心实意地向政治局建议,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政治局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成立一个专门的列宁研究院,任务是用几年的时间研究列宁的著作,并先把有关列宁的一切材料集中起来,以后再考虑两个研究院合并的问题。政治局还决定,这项工作必须立即着手进行。于是,1923年11月26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列宁研究院应该成为集中收藏一切列宁手稿资料的唯一机构,并以党的纪律相威胁,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把个人或单位档案中收藏的列宁笔记、信件、决议案及其它出自列宁之手的一切材料,全部移交给列宁研究院。
    
    政治局以决议是根据梁赞诺夫的建议而做出的这一点为借口来掩人耳目,使中央委员们在看到政治局会议记录后会认为,政治局决议的目的确实是为了研究列宁的著作。
    
    斯大林特意派自己的秘书托夫斯图哈当上了列宁研究院院长的助理。其实,他早已在着手翻阅政治局的档案,把列宁的笔记抽出来分类编排。现在各种大量的材料纷纷送到他手里。他根据斯大林的需要进行分类,凡是对斯大林不利的列宁的笔记就永远消失了,而对其他人不利的材料,则被精心地汇集到一起,按姓名进行分类整理。斯大林要求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应把列宁对每一个有名望的党的领导人的责骂性的材料随时提供给他使用。
    
    在《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中,巴让诺夫把托夫斯图哈受斯大林指派干的这件事称之为“见不得人的勾当”。并指出:“在斯大林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这件事起了相当不小的作用。”
    
    篡改党内表决结果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九
    
    布尔什维克当政初期,虽然党外毫无自由可言,党内却还存在着相当的自由,普通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与领导机关不一致,甚至可以对它们的决议提出异议。
    
    1923年初,苏共党内涌现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不满现实的“工人反对派”,矛头直指党的上层和党的官僚主义。托洛茨基当时试图驾驭并利用这股力量以打击“三巨头”,也对党内的官僚制度予以了尖锐的抨击,并指责党的上层已经发生了官僚主义蜕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主动,“三巨头”控制的政治局也煞有介事地批判起党内官僚主义来了。当年11月25日,政治局与中央监委主席团还专门召开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庄严宣布:党的领导是忠于党内民主制度的,同时,以同样庄严的态度批判了党内官僚主义,以表明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带头反对官僚主义的。季诺维耶夫还写了一篇文章《党的新任务》,大谈特谈关于加强党内生活的问题,并发表在11月7日的《真理报》上。
    
    政治局本来期望,这样一来事态会平息下来,谁知结果适得其反,党内的反对声不仅没有被平息,而且在各级党组织中更趋激烈,形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暴风雨。特别是在首都莫斯科的许多党组织中,表决的结果不是拥护中央,而是反对中央的。面对这种情况,政治局于11月中旬决定,在全党展开辩论,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场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粉碎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
    
    不过,当各党组织内的辩论和表决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之后,形势却朝着与“三巨头”的意愿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在大部分党组织里,多数党员没有站在中央一边。首都莫斯科的党组织是全国最重要的党组织,全国各省的党组织都要向它看齐的,而在这里,中央已失去了多数。即便是在中央本身的众多党支部里,投票时多数人也是反对中央的。也就是说,这时的中央,也就是“三巨头”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对于他们来说,这显然是个意外的打击。
    
    一次,“三巨头”开会议事时,加米涅夫就“如何争取党内多数的问题”征询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由谁以及怎样在党内进行表决的问题根本不关紧要;而至关重要的则是,由谁以及怎样来计算表决的票数。”
    
    第二天,斯大林就派自己的秘书纳扎列齐扬去《真理报》担任党的生活部主任。当时《真理报》收到了全国各地纷纷寄来的关于党组织会议及其表决结果的综合报告,特别是莫斯科市的报告。纳扎列齐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篡改报告中的表决结果。比如,某个党支部会议上支持中央的有300人,反对的有600人,他的任务就是将这个结果改为投赞成票的600人,投反对票的300人。然后,《真理报》就按他改的数字发排付印。对所有党组织的报告都是如法炮制。如果某个党支部读了《真理报》发表的有关他们表决结果的假报导后,给《真理报》打电话提出抗议,纳扎列齐扬便会很有礼貌地答复他们立即进行核实,随后再告诉他们:“你们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发生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印刷厂把数字搞混了。要知道,他们的任务太重了。《真理报》编辑部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准备发表更正。”
    
    每个党支部都以为,只是自己支部的情况报导错了,因此这是唯一的错误。殊不知,对大部分党支部的报告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结果,便逐渐造成了一种全面的印象,似乎中央正在全线赢得胜利。因此,各个省都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并且开始效仿莫斯科,开始投票支持中央。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纳扎列齐扬篡改党组织表决结果的事被人捅给了托洛茨基,随后托洛茨基大闹政治局,将这桩丑闻揭露了出来。虽然大家都知道纳扎列齐扬是按照斯大林的旨意这么做的,但政治局委员们却都做出姿态,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愤怒是公正合理的,连斯大林本人都带头做出了这样的表示,并允诺对此事立刻进行调查。但是,调查拖拖拉拉进行了一个星期,等到最后,表决已告结束,整个事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党内多数已转到中央一边,反对派遭到了失败。
    
    之后,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经过调查证实,纳扎列齐扬个人有错,并提出应立即将纳扎列齐扬调离《真理报》,同时斯大林秘书室也予以除名。也就是说,斯大林不但没有庇护纳扎列齐扬,还把一切罪责都转嫁给了他。
    
    此后,纳扎列齐扬再也没有回到斯大林身边。到1937年,斯大林干脆把他枪决了。
    
     “列宁遗嘱”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
    
    就在斯大林挖空心思忙于谋取党内最高权力的时候,一场由“列宁遗嘱”引发的政治风波,却差点让他丢了总书记的乌纱帽。
    
    事情还得回过头去从列宁最后一次中风前为在政治上打击斯大林所做的几件事说起。
    
    在即将召开的苏共十二大之前,列宁为了对党的领导层实行改组,不但跟托洛茨基联手结成了反对斯大林的同盟,而且在他口述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先后对斯大林做了具有毁灭性的的政治判决,并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坚持为在十二大上反对斯大林准备“炸弹”。
    
    从1922年12月24日-25日到1923年1月4日,列宁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它包含了若干各自独立的部分,又被后人称之为“列宁遗嘱”。在1922年12月24日-25日的口述中,列宁对当时最著名的几位党的领导人做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针对斯大林在处理格鲁吉亚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列宁在1922年12月30日-31日口述的《关于民族还是“自治化”问题》一文中严厉指责他在搞“粗暴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实质上在破坏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列宁最后并强调:“应该让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次名符其实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负责。”
    
    在1923年1月4日口述的“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里列宁说的就更明确了:“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3月5日,当得知政治局已于1月23日批准了斯大林搞的格鲁吉亚事件调查后,列宁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反对政治局的决定,实际也就是在民族问题上向斯大林公开宣战。考虑到由于病重届时自己可能无法出席会议亲自讲话,他将1922年12月30日-31日口述并准备在十二大前发表在十二大上宣读的《关于民族还是“自治化”问题》,寄给了在这个问题上跟自己持相同立场的托洛茨基,并写信委托他在大会上维护他们俩在民族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试想,如果这封信真的在十二大前发表并在十二大上宣读将会产生何种效果?那无疑于引爆一颗政治炸弹,对斯大林将是致命的一击。对于这一点,斯大林本人当然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恐惧。可谁知,就在列宁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过信之后5天,也就是3月10日,他却又一次中风了,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真正恢复健康。
    
    于是,斯大林乘列宁病危之际,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利用总书记的权力,成功地阻止了列宁准备的这颗炸弹的爆炸——《关于民族还是“自治化”问题》不但没有被发表,也没有在十二大上宣读,只是向十二大代表团领导人做了宣读,而这些人多数都是听命于斯大林的。
    
    在十二大上,斯大林就民族问题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正确,不恰当。”就像托洛茨基在引述斯大林讲话的这一处时说的那样:“这番话无疑是斯大林极端诡诈的典范”,因为斯大林非常了解,列宁是多么愤怒的痛斥过他的民族政策。
    
    总书记的帽子保住了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一
    
    1924年1月24日,列宁死了。
    
    据时任斯大林秘书的巴让诺夫在其所著《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此时斯大林本人对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还全然不知,而加米涅夫已经从继续担任人民委员会秘书的福齐也娃那里听到一点风声,但他保持缄默。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丝不苟地遵照列宁的遗言行事,她想,既然这封信是写给党的代表大会的,而这个大会要等到5月份才召开,只有到了那时,她才能予以启封,并把它交给政治局。
    
    到了十三大开幕的前几天,办事很有条理的克鲁普斯卡娅打开了列宁的遗书,并把它寄给了中央委员会。列宁的信犹如一颗炸弹一样爆炸了。当斯大林的秘书麦赫利斯把列宁信中告诫要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内容告诉斯大林本人时,他用最不堪入耳的粗野语言大骂特骂克鲁普斯卡娅,接着便急忙去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讨对策,以争取他们同意他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
    
    虽然“三巨头”内部也存在矛盾,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幼稚地以为,列宁的遗嘱已大大地削弱了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因此现在他们更不必担心斯大林对自己构成威胁了。基于这种想法,他们同意挽救斯大林。为此,在十三大召开前一天,也就是1924年5月21日,专门为宣读列宁的遗嘱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全会。
    
    巴让诺夫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全会是在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大厅举行的。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的信。这时,会议厅为一片寂静所笼罩,斯大林面如土色,神色紧张。接着,按照会前拟定的脚本,季诺维也夫立即要求发言。他发言的大意是: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对于我们来说,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我们大家不止一次地宣誓,要继承他的遗志,实现他的遗言。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誓言。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幸运地指出,在一点上伊里奇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大家都是近几个月来共同进行的工作的见证人,所以,大家能够和我一样,满意地看到,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指的是,对于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的担心并没有发生。”
    
    不言而喻,季诺维也夫的讲话是不真实的。中央委员们都很清楚,中央的分裂已是明显的事实,但大家全都沉默不语。季诺维也夫提议全会再次选举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
    
    随后,加米涅夫也挺身而出,极力说服中央委员们同意让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的职务。这时,斯大林仍面向窗外,双唇紧闭,神色紧张。这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
    
    由于大家都默不作声,加米涅夫便建议通过表决做出决定。他问道:“谁赞成斯大林留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请举手。”
    
    “谁反对?”“谁弃权?”最后,多数人同意斯大林留任。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获胜了。殊不知,他们这样做恰恰确保了自己日后吃斯大林枪子的命运。
    
    一年半之后,当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逐出权力中心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回忆起这次全会以及他和加米涅夫当时如何挽救了斯大林,致使他的政治生涯得以免遭毁灭的情况,季诺维也夫痛心地说:
    
    “斯大林同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斯大林听罢从嘴上取下烟斗,回答说:“哦,怎么会不懂呢,我懂,而且十分清楚地懂得,那是狗才得的一种顽症。”
    
    结果,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此外,全会还决定,在十三大上不宣读列宁的遗嘱,遗嘱的文本也不向代表们散发,只是由各代表团团长分别在各代表团范围内把内容传达一下。全会这项决议故意把措辞写得含糊不清,以便使各代表团只要向代表们简单地提及列宁的信和全会决议的要点就够了,而不让大家认真地了解列宁信的全文。
    
    “半见不得人的勾当”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二
    
    斯大林不仅曾指派秘书托夫斯图哈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勾当”,即打着收集列宁手稿的幌子,收集其中可以用作杀手锏整倒政敌的文字,他还指派托夫斯图哈干了另一件“半见不得人的勾当”——通过笔记来查明谁是他的隐蔽反对者。
    
    这件勾当始于十三大之后。跟托夫斯图哈配合的还有一个秘密警察系统的笔记专家。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把代表大会的所有材料收集起来做“研究”,其实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哪一部分呢?
    
    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前来报到时,他们先要到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去,委员会审查他们的当选证书,发给大会代表证。同时,每个代表要亲笔填写一份项目繁多的表格,其中包括几十个问题,所有代表都有义务按照规定填写。
    
    在大会进行期间,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代表们填写的表格加以分析统计,在大会后期提出报告:诸如参加大会的人数,其中男性多少,女性多少;代表们的社会出身、年龄和党龄等情况。代表们都理解,要他们填写这么详细的表格是必要的。
    
    但是有一个情况他们没有料到。
    
    代表大会结束前要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等。选举之前,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等各主要代表团的领导人一起开会。这就是所谓的“元老会议”,会议经过一番争吵,拟定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草案,然后,发给所有有表决权的代表们人手一份。这份名单就是选票,当以秘密投票方式选举时,再把选票投入票箱。虽然只有一份候选人名单,但这并不是说,代表们必须对它投赞成票。当时苏共党内的选举还有别于苏维埃的选举,尚有一定的自由,每个代表有权划掉名单上的任何一个名字,并代之以自己任意选择的任何另外的名字。而新加上的候选人的姓名必须由选举人亲笔写在上面。然后,计算选票。
    
    斯大林感兴趣的是,代表当中有谁在选票上划掉了他的名字。因为把名字划掉后,还要亲笔写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就使得划掉斯大林名字的人无意中留下了自己的笔迹。托夫斯图哈的任务就是和笔记专家一块,把这个笔迹和代表们亲手填写的表格上的字迹加以比较,从而确定究竟是谁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这个人自然也就成了斯大林隐蔽的敌人。同时,也可以借此查明,是谁投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的反对票。所有这一切,对于斯大林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都会被他加以认真的考虑,特别是被认为是斯大林隐蔽敌人的那些人,一旦时机到来,他们的脑袋统统都要吃子弹。托夫斯图哈所干的其实就是为斯大林准备将来将对其进行迫害的人员名单。斯大林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也不会饶恕任何人。
    
    就这样,托夫斯图哈在自己设在列宁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拟定出一份份反对斯大林的人的长长的名单。这些人天真地以为:“现在我们反对斯大林,将来或许我们又会拥护斯大林。在党内,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党内的自由。”他们压根不懂,斯大林大权在握时,他们这么干,实际上就等于宣判了自己死刑。果然,仅仅几年之后,斯大林就按照托夫斯图哈拟定的这些名单,分期分批地,成百上千地把名单上的人杀害了。
    
    “拉一派、打一派”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三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斯大林先后扳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脉络。
    
    列宁生病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托洛茨基,结成了暂时的政治同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交代。当时政治局一共有7名成员,只要“三巨头”达成一致意见,托洛茨基就无可奈何。
    
    果然,列宁病逝后,斯大林先是借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庇护度过了由“列宁遗嘱”带来的政治风波,成功的保住了总书记的职务,接着又继续联合这两大巨头在十三大上如愿以偿地搞掉了托洛茨基,
    
    扳倒了头号敌人托洛茨基后,斯大林又掉过头来收拾先前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他采用“掺沙子,挖墙脚,扔石头”的办法,蛀空了两人的权力基础,此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了斯大林的厉害,于是与托洛茨基化敌为友,接过他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工业化的主张,组成了“左派反对派”。这之后,斯大林又转而联合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在他们的支持下击败了“左派反对派”,并以“搞宗派活动分裂党”的罪名,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在1927年11月开除出党。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破了列宁留下的诛杀魏延的锦囊妙计。在与托洛茨基当面对决时,托洛茨基抛出了列宁遗嘱,斯大林当即回答道,他是粗暴,但那是对分裂党的人,他从未隐瞒过这一点。而且,列宁也批评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说他们政治上不可靠,而对他本人却除了粗暴这一点外没有提到他的任何错误。粗暴不是政治态度与政治立场问题,云云。在将托洛茨基等人驱逐出党后,他便向中央全会辞职,说他过去粗暴,是为了粉碎反对派。现在反对派既已被驱逐出党,为了执行列宁遗嘱,有必要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新中央全是他的人马,当然只会一致拒绝(只有一票弃权)他的辞职。这样他便以中央的集体名义,一劳永逸的除去了列宁遗嘱的隐患。
    
    这以后,斯大林又掉过头来收拾布哈林等人。他接过托洛茨基的主张,提出要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逼得布哈林等人不得不与之决裂,组成了所谓“右派反对派”。当初托洛茨基提出结束“新经济政策”、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并且提出了若干设想,诸如修建第聂伯河水电站,却遭到斯大林的无情嘲笑,说一个农业国把钱花在那上头,犹如农民买部留声机而不是买头牛一般。然而,在他击败托洛茨基后,最先搞的大项目就是请美国人来修建那个水电站。布哈林明明见过这把戏,但还是为斯大林毫无原则深感震惊,忍不住跟他大吵一架,然后去秘密会见他当初伙同斯大林打倒的加米涅夫,大骂:“斯大林是成吉思汗,是个为了掌权不惜牺牲一切的毫无顾忌的阴谋家······他根据下一步要搞掉谁而随时改变理论。”并提出要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连手把斯大林搞下去。可惜加米涅夫知道斯大林的厉害,立即向斯大林告发。即使没他告发,秘密警察也早把他们暗地里的接触查得清清楚楚了。1929年底,布哈林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托姆斯基与李可夫也相继步了后尘。至此,斯大林终于击败了所有的竞争者,成了唯一的领袖。
    
    在1930年召开的苏共十六大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先后走上讲台,对他们从未犯过的错误和从未有过的罪行表示悔改,并且还为“英明的斯大林”和他的“英明政策”唱赞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同样这么做了。此时此刻,他们把过去向党提出的政策说成是给国家造成灾难的政策,他们承认对斯大林的路线和工作的批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背叛行为,并且宣布自己是在苏联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其实,他们是在用这样一种屈辱的认罪方式向斯大林求情——“你赢了,我们放下武器投降了,请你宽恕,让我们平静地度过余生吧。”布哈林等人在十六大上的认罪求情,标志着斯大林在权力斗争中的彻底胜出。
    
    回过头来看,斯大林在争夺最高权力的角逐中,之所以能够逐一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除了他一贯不择手段,毫无道德底线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他善于玩弄阴谋诡计,而他所玩弄的最大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先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打倒托洛茨基,再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打倒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最后再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给收拾了。
    
    1925年12月召开的苏共十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曾力主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当时斯大林假扮“温和派”表示反对,声称这是“会给党带来重大危险的砍脑袋的政策”,“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机险的,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但实际上,斯大林这个伪君子不正是这么干的吗?
    
    新式农奴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四
    
    1925年,诗人叶赛宁在列宁格勒的一座旅馆里自杀了。在俄国,诗人全是预言家。叶赛宁每当醉眼朦胧之时,总是看到一个可怕的黑人。这位农民大诗人当时就觉得,黑人在逼近。这一时刻终于来临:黑人准备把叶赛宁的古老的俄罗斯农村消灭掉。
    
    这个黑人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斯大林独揽大权后,为了剥夺农民的血汗以筹集实现工业化和进行国防建设所需要的庞大资金,紧接着便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而且是强制性的空前残暴的实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在斯大林的一手操纵下,1927年12月2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尽快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向各州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对各类地区规定了完成集体化的期限:主要产粮地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要求在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产粮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要求1932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地区(中央非黑土地带、白俄罗斯、中亚、南高加索),则要求在1933年末基本完成。
    
    在斯大林“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号下,2.5万名城市工人、干部下乡强行搞集体化。当时有这样一个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强制政策不仅用于对付富农,也扩大到了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于是,集体化速度大大加快,各地农民被“整村、整乡、整区”驱赶进了集体农庄。1929年10月,全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6%,1930年为23.6%,1931年为52.7%,1932年为61.5%,1933年为65.6%,1934年达71.4%。1934年,苏共宣布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2000多万农户被20多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
    
    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得力干将,他晚年时回忆说当年民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有人问农民怎么治虱子,农民答:“在脑瓜上写‘集体农庄’四个字,虱子就全逃光了。”确实,农业集体化彻底改变了苏联几千万农民的命运,犹如一场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噩梦。
    
    在历史上,从15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俄国农民一直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处于社会最低层,实际上是农奴。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这种农奴制,农奴成了自由人。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又让他们重新沦为了农奴,只不过不是沙皇时代依附于地主的农奴,而是共产党统治下依附于国家的新式农奴。
    
    首先,集体农庄农民的所有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农庄的生产也由国家选派的干部按国家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低价上交给国家,其中粮食的上交额占到产量的32-43%,农民在这些方面完全没有自决权。
    
    不仅如此,斯大林在完成农业集体化之后,还重新恢复了沙皇时期曾实行过的严格的身份证制度。布尔什维克当权初期,曾一度废除了这一制度,俄国人民因此获得了迁徙自由。但好景不长,1932年12月31日,苏联政府又颁布命令宣布,在国内恢复身份证制度,明确规定没有身份证不能迁徙。集体农庄庄员是没有身份证的,而这种身份证是农民在城市落户和招工所必需的。集体农庄庄员及其子女只有经过农庄管委会的许可才能领取身份证,然而要得到这种许可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没有身份证意味着农民“只能像他们生活在农奴制下的前辈一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毫无行动的自由。无怪乎农民把集体农庄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消灭富农阶级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五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意味着农民的土地和牲畜将被收归集体所有和使用,意味着俄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将被彻底改变,意味着古老的俄罗斯农村将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农民会愿意吗?当然不会。非但不会,势必还要拼死抵抗,尤其是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民。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把富农视为“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为了在最短的期限内摧毁富农的抵抗,他决定采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
    
    1930年7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六大的闭幕词中宣布:“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过去所有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和这个政策相比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很快,斯大林便任命了一个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迅速制订了一个从总体上消灭富农的计划。他们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分子,送劳改营或者枪毙,家属迁到最遥远的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有钱的富农,送到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迁到集体农庄外。
    
    谁都说不清,该把谁划到哪一类。如何确定谁是富农?如何把中农同富农分开?不幸的富裕农民,命运全掌握在秘密警察、党员干部和贫农手里。
    
    一时间,全国各地,在妇女的哀号和眼泪中,这些不幸的人被装上大车,被秘密警察押送着离村而去。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房子如今变得空无一人,只有失去了主人的狗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哀号。
    
    直到将近六十年后,这场消灭富农的斗争的真相才被准许在苏联报刊上披露。以下是一些当事人或受害者多年后的回忆。
    
    “在那个时候,很多事都由地方上掌权的‘贫农’说了算。他们象强盗一样在村子里转悠,拿走所有他们看得到的东西······很快,所有‘富农’都搬进了‘贫农’的屋子,而‘贫农’住进了我们的房子。······我父亲和他的兄弟所有的财产就是两匹马,两头奶牛和一些小牛,这些东西要属于归三个大家庭。我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家里织的布做的。我们这算是什么富农?”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被命令去通知富农波克拉夫一家离开······我早上八点左右到他家时,他们一家已经起来了。我让他们带上所有必需的东西,到奇斯托波尔去。那个主人长得不怎么样,但他的老婆和女儿倒很中看。他说可以把女儿嫁给我,还答应给我大把金子。我告诉他一个共青团员不准和富农的女儿结婚。他央求我先和他女儿过一夜,我没有答应。波克拉夫那晚上就把牛卖了,把农具都毁了,还把四百个蜂巢都扔到农舍外的严寒里,蜜蜂立刻都死掉了。他把剩下来的东西装了十辆马车。当他一家到了叉路口时,武装民兵正骑在马上等在那里。他问能不能把他们送到努莱迪,而不是命令中的奇斯托波尔。他们立刻被逮捕起来,送进了奇斯托波尔的监狱。我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我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一个叫克里温卡的村子里,村苏维埃执委会晚上正在召开会议。共青团书记在会议刚开始时就离开了会场。在会议快结束、将要十一点时,他冲进会场大喊道:‘富农们朝我开枪了!’他的脸上在出血,但人们立刻看出这是一道割伤而不像是枪伤。然而,对发动民兵这已经够了。到了早上,所有被认为是富农的人都被剥夺了权利,逮捕起来并被送走。大约五年以后,这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家在喝醉酒的时候说那次是他自己鸣枪,然后把脸擦破的。”
    
    据历史学家研究,1930年,斯大林开始实施消灭富农的政策,在此后的两年内总共消灭了120万户富农(约550—600万人)。近年来有资料说明,被剥夺财产并被镇压或驱逐的富农约300万户(达1500万人),受到政治冲击的约2000万人。
    
    列宁生前曾对富农说过一段话:“你们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你们不愿给,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想动武吗?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真理。”列宁死的早,没能消灭富农。但列宁没做到的斯大林做到了。
    
    大饥荒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六
    
    1931—1932年之交,苏联外交官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回国休假。他的妻子写下了观感:“所有的食品店都空空如也。只有几小桶酸白菜。从1929年起实行了面包凭证供应制。居民在工厂食堂里吃饭。”但是,最可怕的情景还不是这些,而是她在街头看到的:“有一天,在尼基塔大门旁,我看到一个农民突然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个婴儿。两个稍大点儿的孩子牵着母亲的裙子。这些人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令我吃惊。那个农民摘下棉帽,气喘吁吁地哀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点吧,快点,给人发现了就会把我们抓起来⋯⋯’”外交官的妻子奇怪地问:“你们怕什么呀?谁会把你们抓起来?”她把皮夹里的钱全倒出来了。农民边走边说:“您在这儿啥都不知道。村里都要饿死了。”
    
    确实,“村里都要饿死了”。而造成这场惨祸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斯大林强制推行的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
    
    这场运动不仅使苏联农民沦为了新式农奴,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30年代初期,苏联的农业产量降低了30%以上,1928年-1934年间谷物的总产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国家收购量却增加了150%,这直接导致了一场波及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的严重饥荒,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
    
    1932年12月6日,斯大林授意苏共政治局颁布了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全部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结果,无数支搜粮队在这里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都被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因为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但秘密警察却象打野兔一般将他们都打死了。饥饿的人们大量聚集在铁路两侧。道路虽然被封锁,但这毕竟是道路,毕竟是有可能成为生路的道路啊!然而,最终他们还是成堆成堆地死在了铁路两侧。许多人死了,两眼还顺着铁轨望着远方。
    
    2000年11月24日至29日,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秘密警察档案。档案显示: 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共饿死了700万至1000万人,相当于每天饿死2.5万人,每分钟饿死17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的犹太人还多!。有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的是3.2至3.3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2003年初,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签署法令,将每年11月的第四个周六定为“饥荒纪念日”。
    
    那么在这场发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苏联一共饿死了多少人呢?有文章认为,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约3000多万人。1989年统计为4100万;同期苏联人口2.2亿;苏联解体前人口2.8亿,乌克兰为5100万人。如果像普京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仅发生在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苏联当时至少饿死5000万至6000万人!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1000万,另外14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2000万,加上乌克兰的一千万人,最保守计算,苏联死于大饥荒的人数在3000万以上。
    
    一位前苏联官员后来对饥荒的惨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彩,但他们还没有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毯子,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尽管发生了饥荒,但斯大林为了筹措资金不断建造新工厂,却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仍下令将粮食源源不断地出口欧洲。1930年出口了4800万普特,1931年出口了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连大饥荒的1933年,还出口了1000万普特。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饥荒发生后,斯大林不仅想方设法封锁信息隐瞒真相,还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阶级敌人”和“反苏势力”头上。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日子里,秘密警察竟夜以继日地揭露“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被他们揭露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被怀疑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
    
    作家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谁知斯大林竟如此回答他:“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在斯大林的嘴巴里,农民的饥饿居然成了反苏维埃的战争,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大清洗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七
    
    按说在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四位党内大佬打趴在地,成功攫取了最高权力之后,斯大林应该心满意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权力的胃口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得多。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和他们的影响还在,那些对他知根知底而且并不真正服气的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还在,仅苏共17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就有不少人投了他的反对票。一言以蔽之,全党全军全国并没有百分之百地臣服于他的权威和权力。
    
    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可能影响到自己权力稳定和巩固的隐患,彻底制服他统治的这个国家,让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和所有人都乖乖的匍匐在自己的脚下,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又有计划有预谋的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更疯狂的政治镇压运动。
    
    在这场通常被称之为“大清洗”的镇压运动中,斯大林大开杀戒,不经侦查和审判就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枪决,将一切真正的和想象中的政敌置于死地。
    
    斯大林的第一刀,是朝着苏共领导层砍下去的。据历史学家研究,在大清洗运动中,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十二大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所以有人说:“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即苏联政府)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3名遭镇压。被枪杀的红军将领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不过,若有谁以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遭难的只是上层人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次清洗可以说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镇压甚至比对军政界的镇压更早一些,而且事实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价更大的是普通的苏联人民。
    
    苏共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清党浪潮:1933-1934年、1937-1939年,两次共有210万党员被清除出党,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大清洗年代都被流放和枪杀了。毫无疑问,这210万党员中大部分是普通工农群众。如莫斯科发电厂有1000多名职工被镇压;莫斯科地铁工程局有几百人被捕;在斯德博德市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就对铁路职工进行了三次审判,三次分别判处了28人、60人、24人枪决。在1937年,几乎所有曾经被送到美国、德国去实习过的工人、职员都被捕了。
    
    为更高效率的“肃整阶级敌人”,斯大林授意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具体的镇压指标。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在那场血腥的清洗中,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因为处决的人太多,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那么斯大林搞的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数据要大得多,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事实表明,斯大林的大清洗不仅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也是20世纪最恐怖、最黑暗的惨剧之一。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由此留下的历史苦果,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们咀嚼。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为由开启了大清洗的调查。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
    
    2007年10月30日,作为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遇难者。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莫斯科大审判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八
    
    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举行过三次举世瞩目的“莫斯科大审判”。
    
    第一次是1936年8月,被审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是1937年1月,被审的是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17人被处死;第三次是1938年3月,被审的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
    
    三次莫斯科大审判都是公开进行,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
    
    全世界的人都目睹了这样的场面:在法庭上,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全部承认检察官指控自己的罪行,并且还主动揭发其他的同伙和共谋者,争取立功。他们一个个千篇一律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又无一例外地用最美好的词汇赞颂了斯大林。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这正是斯大林精心导演这幕戏剧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然而,百密难免一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穿帮”,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为了说服人们相信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其实与托洛茨基是一伙,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秉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指令,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策划了暗杀阴谋。但不幸的是,这个供述交代得有点画蛇添足太具体,反而弄巧成拙了。丹麦报纸很快发表声明,“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年就被拆除。这场策划阴谋的会面地点,成为虚无飘渺失去了立足点的“海市蜃楼”!
    
    如今历史早已证明,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罪名都是斯大林强加给被审判者的。那么为何所有的受审者在法庭上却都表现得那么心悦诚服呢?这完全得归功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所发明和运用的一整套获取犯人“配合”的经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库尔斯基法”。
    
    这套方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肉体刑讯,即酷刑和折磨,连续审讯不让睡眠最多连续达十昼夜;2.化学刑讯,即以致幻的片剂、粉剂或注射滴剂来消弱、瓦解人的意志;3.机械刑讯,即反复不断地向你宣读为你写下的“供词”,再让你重复这些内容,然后录取其中的有效成分作为你的“供词”;4.政治刑讯,即威胁你的朋友亲属来辱骂你的政治理想,使你的信念崩溃;5.心理刑讯,即制造和强化人的自我蔑视感,使之失去生活目标,从而产生自我解脱、自我忏悔、自我洗刷、自我鞭挞的行动。
    
    “库尔斯基法”由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苏联内务部首脑叶若夫曾得意地介绍经验说:“要让受审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还说:“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
    
    比如在布哈林一案中,斯大林要消除布哈林的影响,首先就要破坏人们印象中列宁与布哈林的亲密关系和感情。斯大林要通过法庭向人们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因此斯大林命令审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早在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他就曾企图暗杀过列宁。内务部人员起草了一份“审问笔录”,让布哈林在上面签字。其中写道:早在1917年,当他得知德国政府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态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当列宁坚持要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便确信列宁是德国间谍,从而生出了杀害列宁的念头和计划。这是一箭双雕的阴谋,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贬低了列宁。布哈林见到这份供词,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愤慨地说:“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布哈林拒绝在供词上签字。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哈林一直拒绝招供,他闭口不语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看书、写作。于是,内务部人员加紧了刑讯,对付布哈林的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督战,伏罗希洛夫作为政治局的代表也参与审讯。他们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以他们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内务部像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他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平安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
    
    内务部审讯人员的要挟,点在了布哈林的死穴上。以后案件的进程一如他们所愿,为了获取妻儿的生命安全布哈林最终不得不乖乖就范。
    
    另外,斯大林的得力干将莫洛托夫劝说季诺维也夫的一番话,也是产生上述现象的一种心理诱因: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
    
    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所谓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就连那个坚定的反对派托洛茨基也说过这样的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本文系根据《莫斯科大审判中的阶级敌人是怎样挖出来的》整理编辑)
    
    与希特勒合谋挑起二战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十九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联合其附庸国斯洛伐克的军队入侵波兰,发动了著名的“波兰战争”。这次战争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
    
    以往,历史教科书里一向都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是希特勒,但大量新发现的史料证明,这场战争其实是斯大林与希特勒暗中勾结,签订秘密条约,入侵瓜分波兰,共同发动的。也就是说,斯大林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德国法西斯发动二战的帮凶和同盟者!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1939年春天,英法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谈如何对付希特勒。同年8月19日,斯大林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
    
    于是,1939年8月23日,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在这份条约中规定:
    
    1、缔结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
    
    2、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会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
    
    3、缔约双方政府今后将彼此保持联系,以便对他们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
    
    4、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的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5、如果缔约双方在某种问题上或其他问题上发生分歧或抵触时,缔约双方应当只通过和平方法友好地交换意见,或者必要时设立调解委员会,以便解决这些争端或抵触;
    
    6、本条约有效期为10年。除非一方在期满前一年通知废止,否则本条约将被自动延长5年;
    
    7、本条约应尽早批准。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附有一份《秘密补充议定书》。在这份议定书中,苏德双方确定了各自在波罗的海、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势力范围。具体内容包括:
    
    1、当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边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2、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将大体沿那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划界;
    
    3、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强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声明,它对该地区毫无兴趣。
    
    4、本协议由双方保存,严守秘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补充议定书》,是二战前苏德勾结,合谋瓜分波兰和欧洲,挑起世界大战的铁证。它们的签署使得苏德两国在政治上结成了同盟,斯大林允许希特勒消灭波兰和进攻西欧各国,而作为回报,他则得到了大批领土。正是根据这两个文件,德国很快从北、南、西三面入侵波兰,苏联则从东部占领了波兰,同时并吞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三国和芬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斯大林还以盟友身份向希特勒提供石油和粮食援助,甚至命令欧洲共产党不得支持本国政府抵抗德寇。
    
    苏德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举起了斟满香槟酒的杯子,来到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面前敬酒,他自我嘲讽说:“为新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斯大林干杯!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希特勒的健康干杯!”里宾特洛夫喜出望外,立即奔向电话机把条约签订和斯大林说的话告诉了希特勒。接着,里宾特洛夫又向莫洛托夫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啊!我的大外交部长!你不知道你的功劳有多大!请代向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先生表示祝贺!”
    
    如果说苏德条约签订之前,希特勒因为害怕苏联的反击而对入侵波兰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有了这个条约现在德国便有了一个东方的安定区,斯大林等于是跟希特勒打了个招呼:“我支持你,你放手干吧!”这一来希特勒当然就没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地向西方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了。
    
    果然,就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一个星期,1939年9月1日破晓,希特勒便亟不可待地对波兰发动了进攻。9月9日,莫洛托夫居然还给德国发去了祝贺信,祝贺德军攻入华沙占领波兰。两个强盗不但握手言欢,而且相互之间还吹吹拍拍,说尽了好话,干尽了坏事。
    
    斯大林见希特勒动了手,赶紧也趁火打劫。9月17日,苏联军队穿过苏波边界侵入东波兰,两天后,苏联与德国人在波兰胜利“会师”,苏联军队和纳粹军队共同接受了纳粹军官和苏联军官的“检阅”!9月27日,苏德两国共同占领了波兰。德国占领波兰的土地27000平方里,2200万人口;苏联占领了波兰77000平方里土地、人口约1300万。不到一个月,欧洲最大国家之一的波兰就被德国和苏联东西夹击,无耻瓜分了。
    
    “斯大林坚定地与我们站在一起”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
    
    1938年9月28日,距离《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签署后仅仅一个多月,照斯大林的旨意莫洛托夫按又与里宾特洛夫签署了三份秘密协议书:一份规定苏联为生活在其国内的德裔居民、德国为生活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裔和白俄罗斯裔居民迁居提供方便。第二份则是对8月23日秘密附加议定书第1条做的新补充:立陶宛包括在苏联势力范围内,而卢布林省和华沙省一部划入德国势力范围,规定了德国—立陶宛边界。第三份规定:双方都不允许在自己领土上进行任何危及对方领土的宣传,任何一方一经发现自己境内有此种宣传,必将进行镇压,并将所采取的有关措施通知给对方。
    
    此后,苏联对德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一边倒地倒向了德国。在斯大林的美化和辩护下,德国变成了受到英、法侵略的国家,希特勒变成了爱好和平的人物,而英、法倒成了侵略者。
    
    当希特勒一步步入侵西欧许多国家甚至是中立国时,苏联不但不对其侵略行为进行谴责和抗议,相反竟频频表示祝贺。1940年4月,莫洛托夫祝贺德国人成功地入侵挪威和丹麦,5月他又祝贺德国人攻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更恶心的是,当莫洛托夫把德国大使舒伦堡召到克里姆林宫,向他转达“苏联政府对德国军队的伟大胜利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时,竟然还主动表功说,“德军的坦克里装着苏联的燃料,冲向阿布维尔海边;把鹿特丹夷为平地的德国炸弹充塞着苏联生产的火棉;而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击中英国士兵的子弹的外壳,是由苏联铜镍合金浇铸而成的。”这等于不打自招地承认了,在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武器中,有一部分是苏联提供的,在希特勒对欧洲人民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中,有斯大林罪恶的黑手在参与,斯大林与希特勒完全是一对同流合污的强盗和刽子手。
    
    为了表明苏联是倒向希特勒一边的,苏联永远是同德国站在一起的,斯大林还宣布与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等国断绝外交关系,还宣布驱逐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三国的外交使节。同样,苏联也断绝了与欧洲被占领国家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德国人在被占领国家成立的所有傀儡政府。
    
    斯大林对希特勒的支持不止是口头上和外交上的,他还下令把苏联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从1940年春到1941年6月,苏联就向德国运去了100万吨小麦,90万吨石油产品,10万吨棉花,50万吨磷酸盐,以及大量的战略物资。当英国的舰队对纳粹德国的出海通道进行封锁时,斯大林帮助德国通过陆路,从苏联的远东满洲里运去了100万吨大豆,以及来自东南亚的橡胶、锡和其它物资。斯大林还允许希特勒利用苏联北方的海路和港口,给曾被美国人扣留匆忙出逃的德国船舶提供掩护和方便。
    
    为了对希特勒示好,斯大林甚至禁止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和特工在德国境内活动;禁止苏联的防空部队向偷越苏联领空进行侦察活动的德国飞机开火;不允许边防部队进入进攻阵地,并向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各边境军区发出警告,要对由于苏军的不慎而造成的后果负责。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十多天,斯大林还在禁止疏散边境居民撤出边境线,让军队进入阵地;还在禁止部队进入战斗准备。他竟对他们说:“你们要进行全国动员,立即把部队调往西部边境吗?这就是战争!你们懂不懂?”
    
    更令人发指的是,斯大林还向德国遣返了4000多名德国人,这些人都是被斯大林清洗处决的德国共产党人的家属(斯大林总共枪毙了242名德国共产党员,其中许多位是德共领导人),还有是西方经济危机期间来到苏联的德国工人。这些人被斯大林遣送回德国后,大部分都被德国盖世太保投进了集中营,他们的命运不是饿死就是枪毙。作为回报,希特勒也把被斯大林追杀的列入黑名单中的苏联人,遣返到了苏联,让他们落入了斯大林的魔爪。
    
    斯大林不仅停止了一切原有的反法西斯宣传,而且还向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也停止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称主要的侵略势力是英、法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宣传鼓动的主要锋芒也应该对准它们,而不是纳粹德国。
    
    难怪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会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斯大林坚定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由此可见在希特勒发动的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扮演了一个多么可耻的角色。
    
    “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永远丧失了”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一
    
    在前苏联的教科书里,斯大林一向被称为伟大的军事家,在卫国战争中拯救了苏联的救星。
    
    战后,斯大林为了抬高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千方百计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他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为此,他经常攻击那些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著名苏军将领。譬如,斯大林就曾多次贬低过朱可夫元帅。
    
    斯大林曾对赫鲁晓夫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赫鲁晓夫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那么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是否真的象他自己和官方宣传所宣称的那样可圈可点?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苏德战争爆发之初,苏军处处被动,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丧失了250万军队,2.2万门大炮,1.45万架战机。这种局面可以说完全是由斯大林一手造成的。
    
    当时,斯大林固执己见,一方面不想给德国以发动战争的借口,另一方面一相情愿的认为德国不会这么早发动战争,结果导致对局势完全误判,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缺乏准备。
    
    其实战争爆发前,不论是苏联间谍还是英美情报机构都截获了大量关于德国将进攻苏联的情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1年4月3日、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德军准备进攻苏联,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把美方获取的德国进军苏联代号为“巴巴罗莎”的计划副本都无偿送给了斯大林,但他却认为这是英美策划苏联卷入战争的阴谋。总之,斯大林当时对来自各种渠道的关于德军将进攻苏联的情报都一概不信。即使当他得知德军在苏联边境线上大量屯兵,大量修建铁路、机场和战地医院后也没有引起警觉。倒是朱可夫等军事将领当时已经感觉到了战争的逼近,但斯大林没有听从他们的任何劝说,仍禁止往苏德边境增兵加强戒备。
    
    1941年6月21日晚,德军的调动引起了苏军的不安,就在斯大林紧急命令苏军进入战争警备时,德军发动了战争,时间是6月22日4时。由于事先缺乏必要的准备,战争爆发后苏军措不及防,飞机还没起飞全被炸毁在机场,军舰炮口还没调好已经沉入海底,大量的军火库被炸,运输车被毁,苏军顷刻间不仅丧失了制空权,而且失去了机动能力。一线阵地瞬间崩溃,苏军节节败退,丢城失地,德军顺利攻入苏联,并且占领基辅俘虏苏军50万,接着又围困了列宁格勒。德军元帅包克已经看到了莫斯科红场上的红星。克里姆林宫里也留下了德军炸弹炸过的弹坑。百万德军兵临城下!
    
    更糟糕的是,面对前线突如其来的挫败,作为一国之首的斯大林竟然一蹶不振。他认为,一切都完了。“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永远丧失了。”为此他甚至一度想撂挑子。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合计后,决定向斯大林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它手里,国防委员会应由斯大林来领导。”米高杨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大家决定上他那儿去,他当时在近郊别墅里。这时,莫洛托夫说,斯大林这样垂头丧气,他对一切都没有兴趣,丧失了主动精神,心情很坏。沃兹涅先斯基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他说:‘维亚切斯拉夫(注:即莫洛托夫),你来领头,我们跟着你。’他的意思是如果斯大林仍旧是这样一蹶不振的话,那就由莫洛托夫来领导我们,我们就跟他走。(注:沃兹涅先斯基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于1949年被捕,1950年被杀。)我们相信我们能组织好防御、能够真正地大战一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消沉情绪。我们来到斯大林的别墅。他正在小饭厅里,坐在圆椅上他看着我们,问道:‘你们来干什么?’他的神色有点奇怪,他提的这个问题也有点奇怪,要知道本来应该是他来召集我们的。莫洛托夫代表大家说,应当集中权力,以便迅速地解决各种问题,尽快把全国都动员起来。这样一个机构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斯大林惊异地看了大家一眼,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好吧’,他说。”
    
    另外,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披露,斯大林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居然没有到过任何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任何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曾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可是,尽管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却动辄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结果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下面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苏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前线的将领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苏军造成严重的后果。当这些将领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苏军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时,斯大林却违反常识,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命令苏军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苏军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据赫鲁晓夫揭露,他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华西列夫斯基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他的确常常拿著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赫鲁晓夫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赫鲁晓夫又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说,他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赫鲁晓夫,他应该跟马林科夫谈。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他通过马林科夫同自己谈。用这种方式“听取”了赫鲁晓夫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结果呢?国人包围了苏军部队,使其一下损失了数十万士兵。
    
    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消息报》2010年5月7日全文刊载的专访中所指出的:“是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不是斯大林,甚至也不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军事指挥官。当然,他们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人民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众多民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他对本国人民的所作所为不可饶恕”。
    
    “我差不多就是个沙皇”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二
    
    如果说在列宁病逝后,斯大林靠阴谋和背信弃义先后搞掉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四个最大的政敌,成功地使全党臣服于自己,从而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领袖的交椅,那么这之后,他则通过大清洗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地位,把他的独裁推向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极致。
    
    早在斯大林独揽大权后不久,苏共上层官员在聊天时,便开始越来越多地把党和国家称作“家业”,而党内和民间也越来越经常地把斯大林称为“当家的”。
    
    “当家的”在南方休假时,每天给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下达任务。1930年10月22日,他告知莫洛托夫:“我认为,需要在秋季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的问题⋯⋯第一,要解除李可夫的职务⋯⋯解散他们的整个机构。第二,你要取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切都不要外传,到秋季再详谈,暂且光在好朋友的小范围内斟酌此事。”
    
    很快,“当家的”——成了他的正式名称。
    
    1932年6月12日,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致信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说:“我们从当家的那儿依然定期得到经常性的指令⋯⋯他实际上在休假期间不得不继续工作。只能这样。”
    
    对,只能这样,一直到死。“当家的”领导一切,“当家的”将插手一切事务。虽说官方文件上白纸黑字地写着:“1917年,人民推翻了一切主人,自己当了家。”
    
    斯大林不止一次提到沙皇。老布尔什维克恰金在他写的一封便函中回忆了在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基洛夫家吃晚饭的情景。当时斯大林说:“你们要看到,多少世纪以来俄国人民一直受沙皇统治,俄罗斯人是拥护沙皇的,俄罗斯人已习惯于有个人当领袖。”
    
    有一次,斯大林在提到对他的热烈欢呼时说:“人民需要沙皇”。
    
    1936年底,斯大林的母亲问他:“约瑟夫,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斯大林告诉他:“你记得沙皇吗?我差不多就是个沙皇。”
    
    没错,他“差不多就是个沙皇。”
    
    大清洗一结束,斯大林就在1939年3月举行了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依次是: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如果说在斯大林之前情况是这样,那么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个金字塔则完全倒了过来——总书记具有立法者的意义,中央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成了执行机构,而代表大会则只具有咨询会议的意义了。从这时起,斯大林不仅不再考虑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而且也不再考虑党的代表大会了。
    
    普通人很难想象,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大独裁者斯大林是怎么统治苏联这个庞大国家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揭露说:“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行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表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
    
    赫鲁晓夫还在其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披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一般情况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见他在政治局的亲信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
    
    在斯大林眼里,所有的高层领导,名义上他的战友们,其实都是自己的仆人。他们极为害怕他,就像以前人们害怕沙皇一样。作家加布里洛维奇引用过赫鲁晓夫讲述的这样一件事——
    
    斯大林在加格雷附近的别墅休假时,赫鲁晓夫去那里作客。斯大林坐在花园中的亭子里,与赫鲁晓夫一起喝茶、聊天。时间过得很快,天黑下来了,斯大林也变得阴郁起来。赫鲁晓夫这时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该回家了,我妻子大概已经等好长时间了。”“您哪儿也去不了,”斯大林突然说道,“您要留在这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妻子会等着⋯⋯”斯大林抬头看了一眼赫鲁晓夫。这是那疯狂的黄眼珠的一瞥。
    
    赫鲁晓夫当然留了下来,但是没有睡好。早晨他穿好衣服,来到花园里。斯大林仍然摆着昨天那种姿势坐在亭子里喝茶。赫鲁晓夫向他问了好,斯大林对此毫无反应,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茶。他突然问赫鲁晓夫:“您是谁?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是赫鲁晓夫。”“还应该搞搞清楚,您到底是谁,”斯大林说完把茶杯一推就走出了亭子。吓得发抖的赫鲁晓夫沿着小径向大门口走去。警卫员赶上了他,于是赫鲁晓夫做了最坏的准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同志叫您去,他在到处找您。”赫鲁晓夫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凉亭。斯大林正坐在那里喝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斯大林亲昵地问道,“不能睡这么长时间,我等您已经很久了。”
    
    这是“当家的”搞的游戏。他们全是微不足道的人,同时又是他强大的官僚机器。他迫使他们彻夜不眠,他迫使他们时刻处于恐惧之中。他把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的妻子送进了劳改营。这位主席的夫人在劳改营囚犯的内衣送洗之前,负责在上面捉虱子。这是她的工作。可怜的老人加里宁一直请求放回妻子,然而无济于事⋯⋯他还把自己忠实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送进了劳改营。这位秘书也是苦苦哀求放回妻子,同样是毫无结果。政府首脑莫洛托夫也曾失去了妻子:“当家的”把她投入了监狱⋯⋯三个主要人物的妻子都遭到监禁。这是让他们别忘了,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让他们随妻子而去。
    
    斯大林有个“特殊笔记本”,里面记载着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呈送给他的有关首都各种事件的报告——从讨论小剧院上演的剧目到外国人参观高层建筑等问题,一切都要向他报告,由他阅读,受他监控。这就是“当家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表现出极微小的独立性,就会遭殃。
    
    1951年,赫鲁晓夫大胆地表现了主动性:他提出了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主张,立即受到了严厉的呵斥。赫鲁晓夫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像个小学生似的写信悔过:“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完全正确地指出了我所犯的错误⋯⋯我请求您,斯大林同志,帮助我改正严重的错误,并尽可能地缩小我那不正确的言论所带给党的损失。”沃兹涅先斯基企图独立解决问题,结果因此送了命。毫不夸张地说,斯大林的手下当中没有谁敢于不征得他的同意去做任何一件事。而同斯大林辩论,反驳他的某一建议,则无异于自杀,人们只能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被请来同斯大林下棋的人也被通知说——不能赢他。
    
    度过七十岁寿辰之后,老迈的斯大林变得越来越多疑,几乎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此时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他的某一个别墅里。别墅周围的森林里设置了陷阱,安上了地雷。只服从斯大林个人命令的警卫队的编制越来越膨胀。一切将受到斯大林接见的人都被仔细搜身。前来见他的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谁都不知道接见的结果会怎样:回家还是被捕。
    
    纵观斯大林的一生,没有比独裁者这顶帽子更适合于他了,而且就像曾跟斯大林打过交道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大的独裁者”。
    
    远超沙皇的暴政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三
    
    斯大林一生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迫害狂和杀人狂,论恐怖与血腥,其暴政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沙皇时代。
    
    那么斯大林究竟镇压和枪决了多少人呢?
    
    苏联著名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格拉群岛》中曾针对这个问题这样写道:“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列举出核实过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那里呀?我们要能潜入进去读一读哪个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索尔仁尼琴当初写下这几句话时,苏联还在,苏共还在掌权,斯大林时代的镇压真相依然是“国家机密”。不过,到1991年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后,世人终于有了了解斯大林时代历史真相的可能。
    
    1999年,亚.尼.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披露:“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作者还写道:“1954年,内政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他本人曾是镇压的积极参与者、强制迁徙北高加索民族的组织者)报呈赫鲁晓夫:1930年至1953年间遭到镇压(清洗)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由于作者雅科夫列夫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特别顾问,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都担任了“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提供的数字是可靠的,不算是官方至少也算是半官方。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历史档案终于被解密公开,铁幕后面的内幕越来越多地被披露了出来,这些档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关注这些历史的人。2002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执行总编沈志华)在中国出版,其中《关于苏联大清洗》和《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等专题,都提到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特别是第三十卷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88年12月25日)》中有了正式的被镇压(清洗)者的官方数字。报告中写道:“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年至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清洗),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有786098人。在被镇压(清洗)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还写道:除了上述被镇压(清洗)的370多万人外,“还应当追加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以及遭到镇压(清洗)的330万少数民族,这样就超过了1000万人。”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斯大林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这个数字并不高。他们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并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4年苏共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
    
    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他说:“在1937和1938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中间的'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1929年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牵衣顿足拦道哭“?
    
    列宁曾把历史上沙皇的统治称之为“暴政”,但与斯大林的暴政相比,前者只能算是小儿科。
    
    据索尔仁尼琴在《古格拉群岛》中引用的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从1876年到1905年这30年内,沙皇政府共处死了486人,也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近17人。1905年俄国革命后,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从1905年到1908年共处死了将近2200人,相当于一个月处死45人。但你知道1930年至1953年被斯大林政权枪毙的人数是沙皇30年所处死的人数的多少倍吗?1600多倍!斯大林时代每个月处决的人数是沙皇统治“最残忍”年代时的60倍!仅此可见,斯大林的暴政不知把沙皇摔了几条街!
    
    无底线的罪恶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四
    
    在俄国历史上,不乏以残忍著称的暴君,但他们谁都比不上斯大林,斯大林的罪恶可以说无人可及,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如果说死于斯大林之手或受其迫害的仅仅只是他的政敌或者他想象中的政敌倒也罢了,但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也都成了他的他迫害的对象和刀下鬼。
    
    斯大林曾授意秘密警察枪决了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那么斯大林为何要消灭这些盲人歌手呢?难道他们会威胁到他什么吗?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大规模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富农家庭绝了户,斯大林担心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斯大林还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了“政治鉴别“,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家······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给苏联打算在波兰建立的傀儡政权带来多大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廷惨案”。
    
    斯大林甚至连政敌的家人和儿女也不放过。“人民公敌”的妻子和子女必须发表声明公开痛斥自己的丈夫和父亲。1937年7月5日,惩罚措施又升级了,苏共政治局按照斯大林的旨意作出了一项秘密决定——被判刑的“人民公敌”的妻子必须被关进劳改营,期限为5—8年。他们15岁以下的子女由国家管起来(即被送进非常可怕的孤儿院),15岁以上的子女题则“视情况个别解决”(即把他们也关进劳改营)。共青团库尔斯克州委书记斯图卡洛夫还呼吁把“人民公敌”的子女赶出共青团,并且要求“对他们要万分仇恨,手不要发抖⋯⋯”
    
    加米涅夫被枪决后,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接着也被枪决了。全苏工会主席托姆斯基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1955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人民公敌“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
    
    1936年至1938年,苏联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秘密警察部门收容了。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上面“感到很头疼。“上面“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都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托管“。该精神病院隶属秘密警察,“人民公敌“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他们经常因“违反院规“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疗“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
    
    最令人吃惊的是,斯大林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他的大儿媳、女婿及亲家、连襟、大姨子等犹太亲属均被他送进了监狱,有人甚至丢了命。
    
    古拉格群岛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五
    
    提起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人们都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其实论数量,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一点不比它们少,论血腥残忍,也丝毫不逊于它们。
    
    1970年,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史诗性巨著——《古拉格群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后该书在西方发表。在这部巨著中,作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生动翔实地揭露了苏联劳改集中营的骇人内幕。索尔仁尼琴虽然因此失去了苏联国籍并遭驱逐出境,但“古拉格”一词却由此在世界上广为人知。
    
    “古拉格”由俄语中的ГУЛАГ音译而来,是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缩略语。当年,隶属于苏联秘密警察的这个机构管辖着苏联境内数量众多的劳改集中营,被关押在其中的犯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形形色色的政治犯。而“古拉格群岛”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象征性说法,指古拉格下辖的象岛屿一样散布在苏联各地的劳改集中营。可见,“古拉格”也好,“古拉格群岛”也好,其基本含义都是苏联劳改集中营的别称。
    
    古拉格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1923年,苏联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集中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斯大林时代,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断加剧,这种集中营在苏联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苏联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
    
    凡是读过《古拉格群岛》的人,对斯大林时代劳改集中营中骇人听闻的种种黑幕恐怕没有不感到震惊的。
    
    为了将无辜的人们投入劳改集中营,苏联秘密警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方法,逼迫“犯人”承认自己头上莫须有的罪名。如呵痒。就是把“犯人”的手脚绑起来或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立马便天旋地转起来,感觉仿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还有臭虫隔离室。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成百成千只臭虫,将“犯人”关进去并扒掉衣服,顿时间,饥饿的臭虫纷纷爬到“犯人”身上。起初,“犯人”还猛烈地同臭虫进行“战斗”,但过了几小时以后,就精疲力竭了,只得乖乖地让臭虫吸血了。不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犯人”:扒掉“犯人”下身的衣服,让“犯人”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坐在“犯人”的腿上、抓住“犯人”的手,“侦察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一共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秘密警察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
    
    超强度的死亡劳改是古拉格群岛的主要剧目,也是它的压轴戏。被投入劳改集中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每天要进行十二到十六小时的体力劳动,工具极端简陋,甚至索性就没有。在这种一天五百克(多一点的话七百克)的黑面包加一勺烂菜汤(只是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伙食条件下,大批大批的劳动者死于非命。管理人员对于大量的死亡现象不仅熟视无睹,有些杀人成性的人甚至还逼迫被超强度劳动拖垮的人上工,如因病无法上工则就地枪决,罪名是怠工。杀人者不但不会因此受到惩处,往往还得到嘉奖。于是,一些毫无人性的监管人员便演出了一幕幕为获奖而杀害犯人的丑剧。
    
    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在古拉格,冤案比比皆是。一位厂长仅仅因为在大会上停止鼓掌就被判处十年劳改;一位裁缝仅仅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就被判了刑。
    
    苏联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于1988年提供的资料显示:“1937-1950年,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人”。
    
    无所不在的恐怖与恐惧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六
    
    这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的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天,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一次政治会议,当地的政府要人们都参加了。便衣警察们也象以往那样,混入会议大厅的人群之中,做着他们的神秘工作。
    
    众多政府要员演讲之后,进入会议的高潮阶段一一歌颂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后,全体与会者起立,进行热烈的鼓掌。
    
    掌声相当热烈,持续的时间长达三四分钟之多,还没有停下来的征兆。人们都不敢率先停止鼓掌,若被那些秘密警察发现了,就要被扣以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于是六分钟过去了,七分钟过去了,掌声还是那么热烈而又响亮。与会者中,有些年长者的心脏,便有点受不住这雷鸣般的嘈音了。但是九分钟,十分钟,掌声还在热烈地响着。所有人的心里,都起了恐慌的念头。
    
    这时候,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率先停止了鼓掌,并坐了下来。这使会场迅速宁静了下来,人们终于都松了一口长气。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率先停止鼓掌的造纸厂厂长,却因玩忽职守罪而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决监禁十年。审判结束的时候,法官走近他的身边,对他说:“下次涉及斯大林同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
    
    这个故事再生动不过地揭示了斯大林用以维系其暴政的两种基本元素:恐怖与恐惧。
    
    试想,鼓掌都鼓了那么久了,除了那个胆子稍微大点的厂长,在场的所有人居然没有一个敢停下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怕,而且不是一般的怕,是怕的要死。那么他们究竟怕什么呢?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扣上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因此招来厄运。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又是因为他们至始至终都被恐怖包围着——他们知道穿着便装的秘密警察就混在他们之中,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他们的魔爪。那个因为实在憋不住第一个停止鼓掌的厂长的结局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通过不断制造恐怖让人们总是处于恐惧之中,从而不敢反抗习惯于逆来顺受,这是所有独裁者维系其统治的秘诀,也是斯大林的统治秘诀。
    
    斯大林的私人藏书中有两本关于恐怖活动的书。一本是托洛茨基1920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凡是托洛茨基提到恐怖和革命暴力的地方,斯大林都不厌其烦地高兴地注上:“对!”“精辟!”“是!!”
    
    另一本是社会主义者考茨基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考茨基写道:“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开始采用极端手段,流血手段——恐怖活动。”这几句话下面划了线,斯大林的旁注为:“哈哈”。这位独裁者在经历了天天杀人和血海之后,觉得这种“资产阶级恐血症”太可笑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
    
    没错,恐怖确实成了斯大林到达他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那么斯大林是靠什么来制造和维系恐怖的呢?秘密警察。
    
    与纳粹德国一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个典型的警察国家。秘密警察被赋予了凌驾于党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包括党和政府的上层官员)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在毫无觉察之中,人们因为种种自己意想不到的原因,可能就被他们贴上了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了黑名单,不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大家的头上。结果,每个人都无法知道怎样才能不使自己变成敌人,每个人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安全地回来,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蝉,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天长日久,恐惧不仅成了国民普遍的心理创伤,而且成了整个国家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相比较而言,大清洗时期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时代,也是最恐惧的一个时代。
    
    许多回忆大清洗的书都会提到那时的夜晚,每到这个时候,黑色的汽车便会开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把许多党员和他们的亲属抓走。没有任何虚张声势的程序,人都是被悄悄抓走的。秘密警察很快便可以弄到所需要的供词,然后把他们枪毙。由于逮捕行动持续不断地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对电梯、电铃声充满了近乎病态的敏感恐惧,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其著作《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就描述了这种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场景:“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
    
    “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有一次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曾如是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其实,何止是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许多人都被同一主题折磨了一辈子。
    
    下面这个故事,更是再生动不过的说明那时的人恐惧有多深。
    
    一天夜里九点,苏联国家天文馆接到一个来自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要求迅速查明一个星座的名称。可是,当天的值班员里亚奇却不懂天文,他只不过是一个铁路工人,是被临时抽调到天文馆工作的。里亚奇赶紧给馆长马洛夫打电话。马洛夫也不懂天文,他是内务部的一名军官。一个月前,原馆长和几名天文学家被“清洗”了,他刚调到天文馆任馆长。他赶忙亲自驱车去找一个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他的好友和同事沃伦斯基。
    
    沃伦斯基被惊醒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他听到汽车马达声,接着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沃伦斯基心脏病突发,死了。
    
    马洛夫急忙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车到目的地时,已是子夜一点。马洛夫这次很小心,车近天文学家楼下时,熄火灭灯,上楼也尽量放轻脚步。谁知刚上楼,就听见“啪”的一声,夜空中一个黑影纵身飞向窗外,从五楼重重摔到楼下······
    
    几经周折后,马洛夫终于在深夜两点打听清楚星座的名称。他足足用了五个小时,死了两个人。马洛夫自知罪责难逃,已做好了自尽的准备,但当他接通电话时,斯大林已经休息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昨晚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陪斯大林在花园夜宴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议。斯大林就说,这事容易,打电话问天文馆。
    
    事情原来就是因为斯大林随便的一句话。
    
    斯大林版的“十月革命”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七
    
    斯大林不仅权欲熏心,而且虚荣至极。大权独揽后,他为了打造自己一贯光伟正的形象,不惜编造谎言,大肆篡改伪造历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是这方面的登峰造极之作,而在这部伪史里,又以对十月政变的篡改伪造为最。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政变,一举推翻了俄国新生的民主政权,夺取了国家权力。苏共把这称之为“十月革命”,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政变。
    
    作为布尔什维克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的转折点,十月政变在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正以为如此,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共各派势力都争相推出了各自版本的十月政变史。
    
    从真实情况而言,发动十月政变的关键人物只有两个,即列宁和托洛茨基。列宁是决策者,而托洛茨基则是具体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政变前夕,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份,在即将发动政变的关键时刻,他又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期间,正是在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十月政变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0月24日晚,列宁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紧急信件:“情况已经万分紧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不能等待了!!等待就会丧失一切!”列宁敦促:“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25日,在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负责实施政变的“作战指挥部”。如果说是列宁最后按下了政变的扳机,那么具体负责指挥的则是托洛茨基。
    
    对于托洛茨基在十月政变中的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大林在列宁生前也是承认的。他曾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戊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那么,十月政变前夕斯大林在干什么呢?无论是现有的文献资料和档案文件还是当事人的回忆都表明,斯大林并没有参与过武装政变的具体准备工作,尤其是在最后的10天里,几乎就没有到过实际准备和指挥军事行动的斯莫尔尼宫,没有到过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斯大林当时担负的主要是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负责列宁与中央委员会的联系,二是负责进行布尔什维克党内关于是否要进行武装起义的争论并在报刊上进行宣传鼓动。
    
    然而,斯大林成为独裁者后,由他授意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却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将十月政变的决策、领导、成果的捍卫全部偷换到了他一个人的名下。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列宁和斯大林并列在一起,用“列宁和斯大林说”替代了“列宁说”,把十月政变的决策说成是斯大林和列宁的决策,是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等人胜利的结果。无论什么会议,什么场合,除了列宁的笼统的指导性意见,就是斯大林的讲话、报告、行动起了主要的作用。这个教程在论述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作用时,毫无掩饰地用了这么一段话:“列宁虽因受临时政府的密探追寻没能出席大会,但他通过自己在彼得格勒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秘密地领导了大会。”
    
    不仅如此,按照这一教程的进一步的说法,可以说是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十月政变。下面这段话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可谓明白无误:“10月16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选举出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这个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它事实上领导整个起义。”这个教程还写到,直到10月24日夜间,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之前,斯大林一直在进行实际指挥:“10月24日上午十时,赤卫队和革命士兵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把装甲车赶走了,并在印刷厂和《工人之路报》编辑部附近加强了防卫。上午11时,《工人之路报》出版了,报上号召推翻临时政府。同时,根据领导起义的党总部的指示,革命士兵和赤卫队的队伍立即向斯莫尔尼宫集结。”这就是说实际上是斯大林在领导起义,斯大林在指挥一切,斯大林时刻没有离开过斯莫尔尼宫。
    
    在“斯大林的党总部领导武装起义”这一总前提下,关于十月政变的准备和行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出了一系列神话般的、捕风捉影的事实和结论。譬如,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躲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一个草棚中”,“托洛茨基提议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不要开始起义,这就等于拖延起义一事,事先泄露起义日期,把这事预先告诉临时政府”,“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通过吹嘘,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泄露了布尔什维克预定的开始起义的日子。为了不让克伦斯基政府有可能破坏武装起义,党中央决定在原定日期以前,即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开始和进行起义”等等。
    
    如此一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最终将十月政变描述成了在斯大林实际领导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协助他并密集在他周围的是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人,而列宁只不过是在幕后和台上高瞻远瞩,至于托洛茨基则成了破坏十月政变的罪人。
    
    斯大林修改斯大林的形象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八
    
    为了塑造自己完美的领袖形象,斯大林不仅授意和指使他人篡改伪造历史,竭力美化他,甚至亲自上阵往脸上贴金。对于这点,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做过详尽的揭露。
    
    在谈到斯大林是如何搞个人崇拜时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自我吹嘘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l948年他的《传略》的出版。这是一部毫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了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历史上各民族的“最”。而且许多这样的歌功颂德之词都是斯大林亲手写在清样上的。
    
    这里是斯大林亲手写的关于评述斯大林活动的一些例子:
    
    “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后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将党团结在列宁的遗训周围,并领导苏维埃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广阔道路。这一核心的领导人和党与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他接着是:“斯大林卓绝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往务,得到了全体苏维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的影子。”
    
    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了,意犹未尽,亲手改动如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正如我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看,说得多好。不过,这不是人民说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
    
    斯大林还特别热心于赞扬自己的军事天才、战略才干。
    
    斯大林在该书的清样上写道:“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苏维埃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制定了关于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法则,关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战术技术协同动作,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坦克集群和空军作用的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里,斯大林的天才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考虑到了情况的特点。”
    
    斯大林继续写道:“斯大林在防御和进政两方面都表现了他通晓军事的才能。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凭直觉便预知敌军的计划并击退他们。斯大林同志领导苏军所进行的战并乃是作战艺术的卓越典范。”
    
    斯大林就是这样被颂扬为战略家的。被谁颂扬?被斯大林自己。然而这时斯大林本人已不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而是扮演了作者兼编者,一部自我赞扬的自传的主要炮制者的角色了。
    
    赫鲁晓夫指出,在期大林的“传略”中,还有另一个事实。
    
    大家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苏共中央的一个编辑委员会编写的。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一部充满个人崇拜的著作,由中央指定一批作家写成。但在斯大林“传略”的清样中,这一事实却被写成: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编辑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并在他最积极地参与下,创作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斯大林还不满于这种提法,于是在《斯大林传略》定稿时改成:“198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了,这本书是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写成的,并且得到联共(布)中央编辑委员会的批准。”
    你们看,多么令人奇怪,一部集体创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个人所写的书籍。
    
    难道在斯大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大城市和企业能够以他的名字命名吗?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全国各地能够到处树立斯大林纪念碑——这些“生前的纪念像”吗?斯大林1951年7月2日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巨型雕像的决议,9月4日签发了关于拨铜33吨用于建立该像的命令。这些都是事实。谁到过斯大林格勒,谁就会看见那耸立的巨大铜像,而且这个铜像是摆在人们少去的地方的。为了建造这座铜像,花了大量经费,可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人们战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
    
    可笑的是,斯大林自吹自夸的脸皮如此之厚,却在自己的“传略”中说他“在自己的活动中没有一点自大和骄傲”,真够讽刺的!
    
    与修改《斯大林传略》异曲同工的是斯大林对彼得·帕夫连科电影剧本的修改。
    
    彼得·帕夫连科是斯大林最喜爱的作家。“当家的”曾四次授予他最高文学奖赏——一等斯大林奖金。战后,帕夫连科写了两个电影剧本:《宣誓》(1946年)和《攻克柏林》(1947年)。然而,帕夫连科在写这两个剧本时,还有另外一位合作者。这位合作者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
    
    《宣誓》写的是斯大林在列宁的棺木旁宣誓。帕夫连科曾以一种极为崇敬的心情把该剧本的手稿拿给他的朋友看。剧本上满是修改的字迹——这是主人公自己修改的。所有修改之处都是关于主人公斯大林的——斯大林自己修改斯大林的形象。
    
    帕夫连科叙述当时的情况时说:贝利亚把斯大林修改后的角本交给导演丘列里时解释说:“《宣誓》应拍成一部神圣的电影,其中的列宁应成为圣经《福音书》中的先知约翰,而斯大林应成为弥赛亚(救世主)。”
    
    在《攻克柏林》中,他们继续这样干了,而且干的得心应手。
    
    在影片的末尾,安排了弥赛亚的封神仪式:斯大林来到了战败的柏林。不,他不是坐火车来的,那太没意思,他是乘飞机来的,身穿耀眼的白色制服(是啊,天使自天而降,身着白色服装)。他向等候他的人群走来,人群中有各民族的代表,于是人们用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颂扬弥赛亚:
    
    “人群中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乌拉’声。外国人用各自的语言欢迎斯大林,歌声响徹云霄:‘跟随您,我们踏上胜利之路,走向光明美好的时代’”——电影剧本中这样写道。
    
    斯大林的文化大清洗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二十九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封闭、集权方面登峰造极,给那个时代的人留下沉重的记忆。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大转变”。这场从相对宽松的列宁文化政策的转向,从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开始,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思想文化变得更加封闭,更加集权。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转变为由党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体制。1929年1月18日下发的《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规定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
    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全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是什么呢?苏共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份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也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进行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1925年展开的“布尔什维化运动”,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实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以出版总局为例,它的人员编制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察官就达525个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检察官就有将近5000人。
    1927年之后,苏联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1936年1月10日,当时的出版总局局长发布《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定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一个负责人员30年代的报告中说:“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
    斯大林对科技专家和知识分子的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斯大林于1929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
    “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来自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斯大林的思想模式铸造文化,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
    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柯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柯被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
    “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
    阿赫玛托娃则被主管意识形态的安德烈一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发表他们作品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则被指责为“自由主义”,丧失了“责任感”,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最后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尔后又假手苏联作协主席团决议,开除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协会籍,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又开除了左琴柯的公职,迫使他为谋生而就职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径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斯大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开始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等问题,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敲音定调的圣谕。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主张文艺工作的安德烈·日丹诺夫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
    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上世纪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是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回忆”。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本文原载《世界博览·海外卷》2010年第2期,作者“行光”,编写者对内容略有删节)
    
    每五名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三十
    
    1931年11月,15岁的苏联少先队员巴甫里克向政府举报父亲莫罗佐夫出售假证件给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根据官方报道,在审判莫罗佐夫时,他向儿子吼道:“我是你父亲啊。”但是巴甫里克告诉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结果,巴甫里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
    
    检举父亲之后,巴甫里克更大胆,积极揭发村民私藏谷物或攻击集体农庄的“反动言论”,他9岁的弟弟也成了一名小线人。很快,兄弟俩就被自家亲友杀死在树林里。
    
    死后的巴甫里克被斯大林当局精心塑造成了举国皆知的少年英雄,歌颂巴甫里克的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电影和歌曲蔚为大观。高尔基呼吁为少年烈士树碑,因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与你血浓于水,他一样可能成为你的精神敌人,而这样的人不应该放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气指数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有此大环境,难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医生回忆:“我从不对儿子说斯大林的坏话。巴甫里克事件之后,你说什么都害怕说漏嘴,哪怕当着你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而他们会问孩子,‘你从哪儿听来的’,孩子会说,‘爸爸这样说,爸爸总是对的’,而不等你知道,你就会有大麻烦。”
    
    连父母都害怕被儿女揭发,可见斯大林时代告密盛行到何等程度,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索尔仁尼琴写道: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坐探?是很难判断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注意判断为好。他感叹道:“坐探是赶不走,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也是告密成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有专门一章谈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里告密者被叫作“斯图卡奇”或者“塞克索特”。当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么人打算逃跑,什么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什么人心怀不满在背后骂管理员或者长官,等等。
    
    根据估计,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苏联人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5%(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不过,以上数据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
    
    告密的内容,一种是确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谈、私人通信的内容——在那时期谁敢公开反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啊!第二种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图借此整倒被告密对象,或者邀功请赏。第三种是在当局需要的情况下借助各种手段炮制出所需的告密内容,以实施镇压。
    
    告密行为往往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所以是冠冕堂皇的,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还能得到好处。索尔仁尼琴写道:“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告密者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
    
    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也让自己免于迫害。1937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反革命”,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1937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情敌”揭发,成了“人民敌人”。
    
    下级官员检举上司也属家常便饭,成千上万小官员因此爬上高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有位老兄名叫伊万·米亚钦,1937年2月至12月,被他检举的阿塞拜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下14位,而伊万老兄当然春风得意。说到这里,不妨将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实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为主人被捕腾空,接踵而来的新主人多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是其他可靠群众,如机关工作者和小车司机。毫无疑问,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检举旧主人的告密者。伊万·马里京是列宁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师。马里京很有才干,在厂内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盖的。但是,一位同事出于嫉妒把他告发,说马里京利用这幢木屋跟芬兰人秘密接头。不过,幕后策划者却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位官员,他们强迫马里京以七千卢布贱卖这所房子(新近估价将近50万),否则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马里京最后还是被枪决,他的家人被扫地出门,而房子则落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之手,这些官员的后人至今住在里面。
    
    “克里姆林宫医生案“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三十一
    
    斯大林在其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就要制造一起大冤狱。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的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
    
    但能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其前奏便是著名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
    
    事情得从1948年8月31日丹诺夫的猝然去世说起。
    
    1948年8月,苏联二号人物日丹诺夫在休养期间心脏病急性发作。8月28日,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派医疗小组乘专机赶赴日丹诺夫所在的疗养院,成员有叶戈罗夫、维诺格拉多夫、瓦西连科、马约罗夫和季马舒克等人。医生们给日丹诺夫看了病,认为需做心电图检查。季马舒克根据心电图结果得出结论:病人左心室和右心室间隔处有心肌梗塞。然而其他医界泰斗不同意她的结论,他们认为病人患的是“心脏病性哮喘”。
    
    8月31日,日丹诺夫在疗养院猝然去世。一周后的9月7日,季马舒克上书分管安全机关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十分肯定地说心电图显示日丹诺夫曾患心肌梗塞,但主治医生却不同意她的诊断结论,且对日丹诺夫“并未实行心肌梗塞患者所必需的严格静卧疗法,仍然对他进行一般按摩,允许他在公园散步和看电影”。尸检结果证明季马舒克的判断正确无误。
    
    这之后不久,除季马舒克外,所有曾参与日丹诺夫治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纷纷被捕,无一幸免。
    
    1953年1月30日塔斯社的消息称:
    
    不久前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个医生恐怖集团,他们旨在通过破坏性治疗,缩短积极的苏联活动家的寿命。该集团的成员有内科医生М.С.沃夫西教授,内科医生弗·尼·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内科医生Б.Б.科甘教授,内科医生М.Б.科甘教授,内科医生П.И. 叶戈罗夫教授,耳鼻喉科医生А.И.费尔德曼教授,内科医生雅·吉·埃廷格尔教授,神经病医生А.М.格林施泰因教授,内科医生Г.И.马约罗夫······
    
    罪犯承认,他们利用日丹诺夫同志的疾病,对其病情作出错误诊断,隐瞒他患有心肌梗塞的实情,确定了此种严重疾病禁用的疗法,从而害死了日丹诺夫。审讯判明,罪犯还缩短了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的生命。犯罪医生曾竭力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列·亚·戈沃罗夫元帅、伊·斯·科涅夫元帅、谢·马·什捷缅科将军、戈·伊·列夫琴科海军上将等人丧失工作能力,然而逮捕粉碎了他们的罪恶计划。
    
    恐怖集团的大部分成员(М.С.沃夫西、Б. Б.科甘、А.И.费尔德曼、А.М.格林施泰因、Я.Г.埃廷格尔等)均与美国谍报机关建立的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焦因特”有联系。恐怖集团的其他成员(弗·尼·维诺格拉多夫、М. Б.科甘、П. И. 叶戈罗夫)则是英国谍报机关的老牌特工。审讯将于最近结束。
    
    这里只提到六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人,实际上被捕的人比这要多得多。逮捕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顿河畔罗斯托夫、哈尔科夫、车里雅宾斯克等地进行。被捕者纷纷屈打成招,随后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臭名昭著的塔斯社消息。紧接着全国掀起了一场揭露“白衣杀手”、“医生恶魔”的运动。运动很快具有了排犹的性质,因为被捕医生大多为犹太人。
    
    为什么会出现“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当时正在策划新一轮对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高级领导人的清洗,并选中了犹太医生作为实现其计划的靶子。医生因其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同民众接触密切,而犹太人又分布在全国各地,可以说任何一个医疗单位都有犹太医生,斯大林都可以在那里顺利运用他的政治武器——反犹太主义。
    
    上世纪7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同埃廷格尔的儿子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推测:斯大林打算在“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之后收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十九大以后,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指控这两个人给英美两国当间谍,他正在策划类似1938年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一案的大规模政治案件,只不过这次被送上被告席的可能是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贝利亚。
    
    据布尔加宁说,斯大林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上都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尽管他身边就有卡冈诺维奇和梅赫利斯这样的犹太人。战后,斯大林的排犹情绪尤其严重,他曾多次在小范围内说,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斯大林认为,“犹太人在美国当家,战后美国奉行反苏政策,其根子就在这里”。
    
    蹊跷的是,斯大林还没来得及实施新一轮清洗,就在1953年3月5日去世了。如果不是这样,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3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中最卖力气、最心狠手辣的留明被捕,次年7月被处决。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关于为所有37名被捕者彻底平反的决定。其中医生28人,其余的则都是医生的家属。4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苏联内务部通告》,说称著名的“医生案件”系“原内务部领导人”一手炮制的假案,因此案被捕的人已全部释放。
    
    斯大林的政治遗产
    ——斯大林罪恶的一生之三十二
    
    二十世纪是极权制度兴起、为祸并衰亡的时代。
    
    按照国际政治学界的共识,极权制度分为两大类型,一个是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极权制度,一个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列宁仅仅只是奠定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基础,而斯大林则在列宁的基础上极大地发展了这个制度并将其推向了极致。如果说斯大林死后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那么最大的遗产便是这种被其发展到极致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主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首先是一党专政。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苏维埃、职工会、共青团、合作社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共产党是这个体系的“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按他的说法,党的指示和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不仅把党的领导原则写进了党章,而且还写进了苏联宪法。苏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声称:“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更是明确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所有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个人独裁,也就是斯大林独裁。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逐步清除了党内各大反对派别,将原本分归3大巨头掌管的党、政、军大权独揽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中。特别是通过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更是完全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独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此同时,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变成了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决定一切的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局。而高居于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则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仅包括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斯大林还把全部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
    
    据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一般情况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见他在政治局的亲信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正如曾访问过苏联的法国左翼作家吉德所形容的那样,当年的苏联完全就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
    
    相比较而言,一党专政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党,个人独裁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权力集中度更高。如果说一党专政只是剥夺了党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么个人独裁就连党内人士的这种权利也一块剥夺了;如果说前者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践踏,那么后者则更有过之,危害更大。
    
    第三是全方位的社会控制。
    
    在斯大林的极权体制下,党不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文化以至于人们的私生活全都是统一化和模式化的。就像苏共史权威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所总结的那样,“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超级国家中,官僚阶层不仅领导政治、行政、国民经济、分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领导苏维埃人从摇篮到棺材的每一个行动。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最严格的方式规定出自己的臣民的道德、感情、爱好与思想的国家。”
    
    第四是警察国家恐怖政治。
    
    在斯大林时代,除了掌握最高权力的斯大林,权力最大的就是秘密警察。他们被赋予了凌驾于党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如果说在列宁生前,秘密警察还仅仅只是被用来针对普通民众的,那么到了斯大林时代,它的作用则被无限度地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党和政府的最高层。在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阴影笼罩下,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虽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但没过多久,伴随着他的下台,这场运动也就戛然而止了。换句话说,斯大林虽然不在了,但斯大林主义在他身后依旧统治着苏联,只是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较斯大林生前有所松弛而已罢了。
    
    由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哥”地位,斯大林主义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苏联,而且被照搬到包括中国、东欧等其它共产党国家,为祸剧烈,流毒深远。不说朝鲜,即使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后的中国,今天也不难发现斯大林主义的阴影。
    
    不过,随着上世纪末苏共的倒台和苏联的解体,历史已经明确宣判了斯大林主义的死刑。
    
    号称苏联“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这样描述在斯大林主义蹂躏下生活了几十年的苏联人当时的心态:“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其实不是被它的敌人埋葬的,而是被它自己埋葬的,被它不可避免地种下的种种恶果所埋葬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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