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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闽浙游击区的粟裕与叶飞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09日 转载)
    
    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 作者:裴毅然
    

    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
       
    闽浙边“临时省委”
      
    1934年7至8月,中革军委派遣寻淮洲、粟裕的红七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的红十军会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到极大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等被捕。1935年1月底,新败的抗日先遣队残部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中央分局根据政治局1月15日电令,责成闽浙赣省委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全师538人共拥有长枪445条、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挺进师”随即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创建苏区根据地。这支红军在闽浙边界进进出出,来回作战。同年4月,开辟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0月,刘英、粟裕的浙南“挺进师”与叶飞的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境不期而遇会师。联席会议上,针对国民党组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国民党军力对付红军游击队,而各红色游击区自失去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后,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形势很为不利的情况(《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大家认为如果浙江、闽东、闽西三区取得密切联系,哪怕只在战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应,也会有利得多。刘英提议由闽北的黄道同志担任三块根据地的书记,黄道乃1923年入党的“老资格”。但因一时联系不上黄道,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共11人),来自中央苏区的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由于各游击队电台都已破坏,失去与中央及上级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遵义会议,“临时省委”只能日后再报中央与上级核准。
      
    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区。叶飞看到刘英、粟裕离开浙南根据地没有后方,回旋余地太小,主动将闽东四块游击根据地中的鼎平根据地让给刘英;同时见突围后的“挺进师”仅剩200余人,再将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可以说,“临时省委”初期的合作相当愉快。
      
    分歧是如何产生的
      
    此前,浙闽两地红军游击队基本沿用中央苏区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公开建党建政。这套苏维埃运动策略,虽然有利于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但从长远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83年8月22日《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此外,浙西南红区距铁路不过数十里,白军以几十倍力量压下来,一块小小红区,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受白军反复持久的打击。为此,粟裕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从实际出发,适当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也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加对敌斗争力量。当粟裕向刘英提出上述意见,刘英认为这些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十分反感,从此与粟裕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1936年3月,国军罗卓英部经过几个月围剿,将主力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刘英判断国军“围剿”已结束,要求粟裕率“挺进师”返回浙西南以恢复游击区。粟裕则认为国军主力虽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但仅凭这一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因与粟裕意见不一,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许信焜任“挺进师”政委。
      
    “挺进师”抵达浙西南外围,了解到经过几个月“围剿”,浙西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其他领导干部除个别人走失,也先后牺牲,保留下来的少数基层干部与部队,已化整为零隐蔽起来。白军堡垒工事布得像围棋子一样,保安团队及地主武装仍在继续“围剿”,敌情仍很严重。这种形势下,“挺进师”如主动钻进敌人包围圈,正是对方求之不得的。“挺进师”政委许信焜坚持执行刘英的决定,但粟裕只进入浙西南地区进行几次奇袭,随即转入更广大地区打游击,未“坚决执行”刘英指示。如此这般,更加深了刘、粟之间的裂痕,并在临时省委及部队领导层传扬开来。
      
    在与闽东领导人叶飞的关系上,刘英希望借重闽东独立师恢复浙南根据地,叶飞则认为独立师的首要目标是坚持闽东各区斗争,逐步恢复闽东根据地,再向外发展。此外,刘英提出内部肃反,派政治保卫局到闽东各根据地。叶飞最初不明白“肃反”是怎么一回事,很高兴政治保卫局前来帮助工作。但肃反很快扩大化,一些深受当地民众拥护的积极分子,甚至表现比较突出的共产党员都被杀了,闽东群众一片愤怒。叶飞这才紧急叫停肃反,但许多乡村还是爆发了追杀政治保卫局人员的行为。刘英与叶飞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缝。〔《叶飞与闽东六变》(下),《档案春秋》2014年第6期〕
      
    “吃掉”叶飞与粟裕被捕
      
    在失去与中央及上级联系的情况下,浙南、闽东两个游击区自行成立临时省委,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以“主力”自居。同时,因不知道遵义会议精神,受左倾肃反扩大化影响,互相都有抓错人、杀错人等误会之事,因此双方都有气。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矛盾,但刘英却几次提出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藉以调虎离山,使叶飞脱离闽东。粟裕不赞成,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亦不利于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而且也不符合成立临时省委之初衷。同时,对刘英派员出任闽东独立师政委,粟裕认为人选失当,不利于团结。但刘英拒绝粟裕的意见。
      
    临时省委成立后,因刘、粟、叶三位主要领导经常分开活动,省委实际工作由刘英一人主持。刘英常常将个人意见强压下来,不仅引起闽东方面的疑虑与反感,亦使粟裕很为难,“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只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 (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2月间,粟裕正转战浙闽边境,碰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便手写一信,托他带给很有威望的黄道同志,希望黄道能出面召集会议,商讨三地游击区的协调配合。黄道为北京高师生,曾参与南昌起义,历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赣东北特区委组织部长、闽赣省委主要领导。刘英也曾给黄道写信联系过,但对粟裕此信十分不满,并引起恐慌。3月,刘英致信叶飞,宣布临时省委决定调叶飞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来省委。此时粟裕是组织部长,他日后谈及此事时说:“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1936年2月,叶飞也在福建政和县见到闽北领导人黄道,向他介绍了闽东、浙南的情况,也谈到闽浙临时省委的分歧。叶飞提议成立闽浙赣省委,请黄道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三块游击区。黄道对采取统一行动表示赞赏,但提出一项条件:闽浙临时省委必须对前期工作做出总结,并恢复浙地根据地,然后才能成立联合的闽浙赣临时省委。叶飞回来后,在刘英召集的闽浙临时省委上,直率汇报了与黄道会面的经过,并毫无心机地将黄道的意见摆上桌面。这无疑是对刘英的打击。一直谋求建立三地省委的刘英此时改口:“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已经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又何必去建什么闽浙赣省委?有错误我们自己会纠正。如果你们有意见,那叶飞来当书记吧。”叶飞很惊愕,他促成三块根据地的联合,绝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他生气地回绝了刘英的嘲笑,临时省委会议不欢而散。
      
    1936年6月,刘英以省委名义取消闽东特委,将闽东特委属下的三个办事处上升为特委,调叶飞到省委工作。这一决定遭到闽东特委的一致反对,决定不执行,叶飞仍实际领导闽东特委。刘英越来越感到叶飞对他领导地位的威胁,终于下决心除去叶飞。
      
    1936年秋,活动于浙南庆元县境内的粟裕,接到刘英以临时省委名义发来的信,要粟裕趁与叶飞见面之机,将叶飞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刘英手令:
      
    你要借会面的机会将叶飞逮捕,派专人押解鼎平。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响命令执行的任务,都将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监督执行的部队随后就到,望速决。
      
    粟裕十分震惊,不知发生什么事,但认为矛盾应在会议桌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手段,但不得不执行刘英命令。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浙江庆兴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的重兵围捕,即发生了红军火并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
      
    粟裕深知此时如将叶飞押至刘英处,已负枪伤的叶飞将很危险。“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南阳事件”导致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被认为是我军重大损失之一。
      
    当粟裕未能押解叶飞到达省委所在地,刘英立即召开缺少闽东特委的闽浙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叶飞、邵英平的党籍,同时提出“分裂省委”的问题,指斥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会上,刘英还将转战浙闽边境、致信黄道、放掉叶飞,一一说成是粟裕“分裂省委”的具体行为。此前浙西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粟裕成为主要斗争对象,派一个班将他看押起来。
      
    经过一周的反复思考,粟裕从“不能分裂”的大局出发,被迫违心做了“声明”,斗争才算结束,获释出狱。此后,粟裕与刘英分开活动,各干各的,各打各的游击。
      
    刘英遗文引发争议
      
    抗战爆发后,“挺进师”编入新四军,闽浙边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刘英留在浙江,任省委书记,并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团长。1938年12月,再任闽浙赣三省特派员。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往浙江急电:“饬速处决刘英。”18日拂晓,刘英牺牲于永康方岩马头山。原本人逝事远,何况还是“省部级”烈士,这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尘封于历史的褶皱里。偏偏刘英对这一段内讧耿耿于怀,1940年夏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撰文《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对这场“路线斗争”做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陈述。该文1954年8月载《闽浙皖赣边区史料》,再挑事端,引起浙南游击区一些老同志的不满。《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一书收入刘文(节录),内有一段:
      
    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了对××(按:应为粟裕)问题的处理、、、、、、讨论了××同志三次声明书,并通过了省委给×同志的一封信、、、、、、解决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开展了反××为首的取消总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团结,取消浙江工作的错误的斗争,使挺进师及闽浙边全党的同志更加团结和巩固。
      
    粟裕直到1980年才读到此文,12月28日,他致信总政、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陈述意见:
      
    我认为其中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一些重要观点也不能同意,而且里面违反实事求是地点了好多人的名。这篇文章的题目虽似个人回忆录,其内容却是对那一地区党的工作和斗争做总结性的阐述。刘英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没有同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交谈过,事后也没有送给我们看过,因而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为免研究党史的同志把这篇文章作为组织文件来对待,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钻山林、宿野外,强敌环伺,每天拎着脑袋革命,如此弱小还闹不团结,猜疑争权,甚至差点“你死我活”。既要防外面的“国”,还要防内部的“共”,革命确实相当不易。用今天的眼光,这场起于末的内部裂争,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因还没有建立对待不同意见的民主机制,这才一遇“不同意见”,便会滑向暴力解决。
      
    那会儿若真“解决”了粟裕,那么此后还会有“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吗?从这一角度看,历史确有相当的偶然性。
      
    这场省部级以下的“路线斗争”,一直属“负面新闻”,直至1980年代才一点点被“回忆”出来。类似的事件不止一起,如张闻天的遗孀刘英在回忆录中也记述:1934年4到5月,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被抽调出来,任杨殷县扩红队长。杨殷县乃红区边境县,红白往来,扩红困难很大。潘汉年向中央局组织部长李维汉反映实况:不少壮丁跑到白区去了。李维汉一听,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扩红突击队长”给撤了。1935年2月10日,红军在贵州扎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谁都可以上台去控诉左倾了,“右倾”的潘汉年仍不敢上台,只在台下捅捅刘英的膀子,撺掇她上去“放炮”。(《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讲真话难,从那会儿就开始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解决内部异见的程序设置,实在是必须完成的人文进步。
      
    最近,陈毅之子陈丹淮少将对“南阳事件”的实质有一段分析: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刘英把个人当成了党,这种错误的观点已经危害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了。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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